李德伦渐为日伪“关注”，在进步友人关怀下，他于1940年考入了上海国立艺专，攻习大提琴专业，他先后师从两位俄国著名提琴家舍夫佐夫和杜克生。学习同时，参加了校内、校外的演出活动，并为剧团配乐或作指挥。不时扮演一些二三路角色，为石挥、张伐等人配戏。李德伦个性本色，万难遮掩，一番粉墨，依旧自我。终其一生，他不会“演”戏，不只在戏剧舞台上，也在他的人生舞台上。或许无人喝彩，却能被历史的冷目垂青。真正回回人的拒伪存真，表里如一的人格，在李德伦身上得到了印证。
1946年11月，李德伦结束了在上海学习与从艺的生涯。在周恩来关怀下，乘飞机抵达延安。在上海与周恩来的两次会面，进一步奠定了这绿色生命的红色目标。两种信念交融在一起，宁静，能否始终主导着灵魂，我不想去揣想。我和他交往中，确曾多次感到面对两世两种追求扭结中的心绪难平。1997年夏，他曾嘱托我请阿訇为他的子女及孙儿起经名，当我将阿訇用红纸写的经名数张送到他手上时，老人笑了，这也许只有在信士的互感中才能意会到的笑，笑里深藏的未必都是轻松。
在延安，他被任命为中央管弦乐团的指挥与教师。为建立红色中国第一支交响乐队呕心沥血，投入了全部精力。在文艺为工农兵，高举着大众化、民族化的文艺大旗的圣地延安，“洋为中用”是李德伦必须遵循的艺术法则。古典的、西洋的音乐情结，他无法挣脱。此后多年，这成了他难解的困惑，也是他头上高悬的霸王鞭。
1947年，李德伦按中央部署离开了延安。向东，向东，千里跋涉，边演边行，在李德伦奏响和指挥的旋律里充满着胜利的喜悦，弥漫着渐行渐淡的硝烟。两年后，他回到了故都北平。这位豪门阔少，如今已是一位真正的人民的文化战士。
从延安来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他们在文艺界中有着令人仰视的荣耀。历史能炼出最优质的钢，也会抛出废渣，李德伦是百炼的纯钢，身外的一切撼动不了他的本真。李德伦依旧平易近人，撇着京腔，讲着世俗语言，既不装饰，也不掩饰。在新中国坎坷的历史行程中，恃势者、失势者、无端为势所羞所困所伤的诸多“另类”都会与人性有着背离或疏离，留下了无数自责和难安的尴尬与滑稽，而检索李德伦的后半生，他当得起问心无愧无悔。
艺术家无法远离激情和冲动。李德伦情有所起，情有所衷。在艺术的天地里，他情如地火喷薄，情如江河决岸，那样热烈，那样冲腾。然而面对现实天地中，政治的“慷慨”躁动，世俗的机巧贪求，他表现得极为冷静，极为超脱。用幽默去化解，用真诚去调和。他不是随波逐流磨去棱角的鹅卵石，而是被平静海水包裹着的不可摧折的礁石。
解放了的北平，百废待兴。李德伦为建立一支高水平的乐队购置设备，广揽人才。已超越他作为中央歌剧院指挥的权限。他的努力，为中国交响音乐艺术打下了坚实基础。
1953年已是36岁的李德伦撇下妻小赴苏联留学。在莫斯科音乐学院指挥系，师从于世界著名指挥家阿诺索夫教授。四年研究生的学习生活紧张充实。这期间他多次担任指挥，他的指挥水平被苏联音乐界所认同。
1957年秋，李德伦毕业回国，此时已过了“引蛇出洞”政治阴谋阶段。无“知”者、无畏者俱已成为众矢之的。有着求异性思维，且又善于从幽默方式给现实中的丑恶以旁敲侧击的李德伦，有幸逃过了这场灾难。他曾幽默地说“我是个漏网的……”，其实某些政治悲剧是性格悲剧。李德伦生性坦荡，倘若早些时候返回祖国，他的挚爱，他的真诚、坦荡，也难逃脱遭尤获谴的命运。他的确福星高照，纵观他一生，几乎总是与灾祸擦肩而过，我曾几次表述了我的“羡慕”之情。
归国之后，便担任中央乐团指挥。40年背对着观众，却把心融进那一首首乐曲中。用宽阔的肩膀，撑着一片艺术天空。挥动双臂，倾泻着多彩的旋律，激荡起无数心灵的和声。
他率领中央乐团交响乐队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把这西方音乐的经典，介绍给广大听众。他声名远播域外，曾率团到港澳、朝鲜、日本、西班牙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演出。令我们为之骄傲的是，一个中国交响乐指挥家，应邀到西方世界，作为他们引以自豪的交响乐的指挥。李德伦先后到苏联、芬兰、捷克、古巴、卢森堡、德国、葡萄牙、加拿大、美国等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尤其在苏联，他曾多次指挥了列宁格勒、莫斯科等国家顶尖级的交响乐团。他对乐曲的深刻的理解，独特的阐释以及指挥中的才气与灵气，使得国外的同行和广大观众为之倾倒，多种传媒、多少赞誉纷至沓来。他从不蒐集，更不自诩，与今天的略有薄技的画家、作家、歌手等诸如此类的卖艺者，大肆进行商业炒作，进而混充名人，捞得钱财，真是天壤之别。
20世纪50年代后期，文艺方针政策愈来愈左，在提倡“社会主义文艺”的口号下，祭起“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法宝，向着“大、洋、古”进行扫荡。交响音乐自然首当其冲。
作为中国交响乐奠基人李德伦，必须为交响乐寻得生存空间。活着就是胜利，一切真善美只要拒绝蜕变，零点也终能沸腾。这是他的信念。
他把交响乐带到工农兵和学校中去。演奏前后，他幽默地讲着交响乐的种种知识。娓娓道来，听众们大多没有欣赏交响乐的耳朵，却被他那风趣的语言打开了心灵的蔽塞。攻心为上，李德伦为交响乐在中国不被扼杀，他向大众的心田上播种。
他们为既是“革命的”，又是“现代的”“民族的”电影、舞剧、戏曲配乐。尤其，为后来红极一时的“沙家浜”配乐，并辅之以京剧清唱。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走红的名之曰“交响音乐《沙家浜》”。后来又拍成了电影。李德伦一身黑色中山服，在他那充满善意、平和的目光里，流露着沉重与无奈，或许还有几分悲伤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文明被摧毁，人格被践踏。中央乐团当是重灾区。李德伦一贯口无遮拦，且又处心积虑为西方“贵族”的交响乐招魂、安魂，自然难逃这人类大劫。所幸李德伦在上海未曾与混迹于十里洋场的“蓝苹”有过交往，属于不知她种种“底细”的一类。同在延安，李德伦又和改名为江青的蓝苹，没有任何龃龉。当20世纪60年代以来，江青插手文艺界，主要向电影、戏剧大张挞伐，对交响音乐的确无暇顾及。所谓的“交响音乐《沙家浜》”便又成了江青的“成果”，李德伦并没有像文艺“黑线”的各色人等那样饱受摧残，和他极为偶然地与那些预伏下灾难的历史机缘失之交臂有关。这全民族的劫难，是向真善美的屠戮，李德伦和他的家人们，同样有着一次又一次的面对生命死亡和灵魂丧失的考验。李德伦是回回汉子，他巧妙应付，从容迂回，厉鬼不能夺其正，利剑不能断其刚。十年动乱，李德伦把大写的人字，写得更有光彩、更为淋漓。
李德伦这双创造美、复活美、播撒美的大手，在被闲置的岁月中，拿起了改锥、扳子，练出一手修自行车的手艺。倘歪斜的历史，真正让李德伦变成了“工人”阶级一员，这连悲剧的一丝庄严也没有，完全是一场最无聊的闹剧。可惜，历史不依个别人的意志为转移。
江青一伙，最终不会放过李德伦。专案组集到了大量“罪证”，条条过硬，且又不容李德伦“抵赖”。这一次大难临头，李德伦将迎受着毁灭性打击。正如他事后所说，条条“罪状”，件件不虚。
厚厚的材料最终完成于1976年10月6日，上报给“中央”是在10月7日。这时“四人帮”已成了阶下囚。李德伦的厄运，结束在12亿人的伟大喜剧中。那条条“罪证”，足能将李德伦置于死地而一夜之间对李德伦却荣如华。从中可以看到李德伦在无数次和江青、张春桥及他的爪牙的往来中，怎样地“阳奉阴违”、利用矛盾，完成着既定的目标。在近于调侃中迈着庄严的脚步，这是老北京人的特性。
历史抖落下尘埃，恢复了澄澈宁馨。此时李德伦已是过了耳顺之年。他经营了40余年的中央乐团，正常的排练演出屈指可数。使命感驱使他义无反顾，一心要把中国交响乐普及开来，为大众喜闻乐见。再上层楼，让中国交响乐震撼世界乐坛。他不顾多病体衰，不顾因肾癌摘掉一个肾以后的体虚乏力，全身心投入工作中去。然而，每走一步，也仍然有着另一些艰难险阻。左顾右盼，使他虚耗了不少宝贵精力。
1977年3月26日是一次世界性纪念活动，这天是世界著名音乐大师贝多芬逝世150周年。李德伦提出了计划报告给中央有关部门。这次演出仿佛一声春雷，爆响世界。世界上各类人群惊诧、惊喜。中国音乐复苏了人类文化新的希望。指挥了贝多芬C小调第五交响曲《命运》的李德伦，给中国交响乐打开了新的命运之门。
国门大开，当流行文化充斥市场，人们沉浸在流行音乐的浮躁中，一切空间，一切媒体都成了流行音乐的舞台，那虚假的“沉醉”，缺少品位的“粗豪”，被人模仿着、追逐着，五千年文明古国出现了文化滑坡的趋势。李德伦为此忧心忡忡，他无意去否定时尚，却不能不关心流行浪潮下的中华民族文化的浮沉与走向。雅与俗，不等同于艺术上的优劣。而粗俗、恶俗，从来不属于俗文化的主流。李德伦又构思了一个中国音乐界的“史无前例”。
这场名曰《交响乐之春》的大型音乐会于1987年3月1日在首都体育馆演出。其阵容庞大，共有11个音乐团体，800多名演奏家参加。有以李德伦为首的国内顶尖级的指挥家担纲。《交响乐之春》引起了世界关注。仅演出两场，场场爆满。我坐在看台上，耳闻目睹了那灿烂的春光，激扬的春曲。当大轴是由李德伦指挥800名的大乐队，奏起《春节序曲》和柴可夫斯基《1812序曲》的时候，我已整个消融在那双巨手创造的有着美的憧憬，充盈着人文精神的“天籁”之中。
这最为壮观的音乐会，被报纸誉为“曲高和众”“八百壮士”的“壮举”。在高雅艺术被远离崇高的消费文化压迫到了文化荒漠的深处，这次演出的确有着悲壮的英雄气概。李德伦的追求是历史感知，时代忧患，社会理性的综合。“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民和齐则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也。”我凭着《荀子·乐论》这段话，去理解李德伦心中的悲壮。循着这样心灵的小径，我走进800壮士构筑的音乐时空里。的确，艺术最终要“振奋民族精神”（江泽民总书记题词）。
就在紧张排练过程中，李德伦的慈母归真。奉母至孝，却有大半生难以尽孝膝前的李德伦，沉浸在悲痛之中。他只有寄哀思于交响乐的旋律里，为母亲送行。
首善之区的北京，没有一座真正的音乐厅。特别是适宜演出交响乐的场所。为了在西长安街六部口内建起一座现代化的高雅音乐的殿堂，他亲自考察、策划，上下奔走，从设计到施工几乎事无巨细付出了巨大精力。这个工程开工仅有100万元，历经了3任文化部长，终在1986年完工，前后耗时等于一个抗日战争。李德伦身后又一座丰碑——北京音乐厅。走进这里，会有着远离尘氛的宁静，它挺拔、凝重仿佛就是李德伦的身影。李德伦在建厅之初，留下一句话：这里不演流行音乐。至今为音乐厅经营者所恪守。这句话是万难听到的一声“不”。一代文化巨人，可以包容一切，未必嫌憎什么，却应该敢于拒绝，这才区别于平庸。
1999年11月19日，在第二届北京国际音乐节闭幕式上，已是82岁的李德伦不顾重病在身，与世界著名小提琴大师艾萨克·斯特恩合作演出，当坐着轮椅走上舞台的李德伦与挚友斯特恩握手的那一幕情景被传媒播向千家万户时，成为了千千万万的观众最难忘的记忆。
世界级指挥大师李德伦与79岁的世界级的小提琴大师同台演出，被人们共誉为“世纪绝响”，也是李德伦告别舞台的最后演出。舞台下，屏幕前，观众沸腾的心底，有着一股苦涩哀婉的潜流。我曾试着排遣，向西天默祷。
2001年3月25日，中央乐团为他举办了《相约春天——献给李德伦的特别音乐会》。与此同时，报纸报道了著名雕塑家为“中国交响乐之父”李德伦创作的圆雕已脱稿，这位曾为老子、司马迁、谭嗣同、鲁迅完成了塑像的田世信先生为音乐家塑像是他创作生涯的第一次。他所以为一位在世的文化巨匠完成塑像，是由于他在久久的接触中，早已被李德伦的人格魅力和艺术才能所征服。这座雕像将做成2米高青铜塑像，最终将在北京音乐厅，与聂耳、冼星海、贺绿汀、施光南等音乐大师的塑像矗立在一起。
《相约春天——献给李德伦的特别音乐会》无论什么曲目，都蕴含着虔诚的期待与祝福。自始至终人们都有着同一的心理体验，正如一家报纸标题所云——感受悲怆。春天给普天万物带来生机，然而，一切生命都只是个“存在”。“存在”无论怎样去妆点、去支撑、去祝盼，最终化为乌有。只有那种被信念、信仰与人格共同铸造的“精神”，才会归于永恒。岁月不能消磨它丝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