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0月19日零时39分，一代宗师、文化巨人，回族最杰出的艺术大家，阿卜杜拉·阿齐兹·李德伦先生归真。从我得知这一噩耗时至今日，我仍无法摆脱那沉重的怀念与不安，我不止一次地为他，我的忘年之交的尊长道着沉重的“色兰”。面对他给我写下的条幅“认主独一”，听着他给我诵读“古兰”的录音，我确认不疑，他应归于真主阙下。
2001年10月31日，那一天，寒流骤至，风萧萧，人瑟瑟，一场最为沉重的音乐会在世纪剧院开始，舞台上方横幅：深秋的哀思——追思李德伦先生。
他的亲人、故交、学生、知音和听众济济一堂。剧场里始终静谧无声。从威尔弟《安魂曲·流泪的日子》《二泉映月》到柴科夫斯基第六交响曲《悲怆》、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命运》、第三交响曲《英雄》，仿佛让我们重蹈了李德伦一生的历史行程，感受着他心灵历程的庄严与从容。最后以贝多芬的《葬礼进行曲》作了最沉重的收束。我看到每个人脸上有着欣慰，掩不住哀戚，无不步履沉重地走出剧场，消失在吼叫着的寒风中。
“中国交响乐之父”李德伦先生的音容笑貌，今后只能在记忆中重现。记忆会在口头流播中，形成永恒的记忆的链条。这比二十五史以及后来的一切史家笔下的历史都更为真实。因为他们头上没有高悬的权杖，只有蔚蓝的天空。
回族是个伟大的民族，精神文明的创造者，永远是一个民族杰出的代表。但我们的最优秀的文化精英正在一个个远离了我们，环顾四野，还有几多人能与他们比肩，最终化为历史上一段辉煌。他们之所以为举世崇敬，又难道仅仅是那点儿学问、才能？
为此，我无比怀念李德伦和归真的丁峤、李超、王连芳、马坚、马松亭……吾侪且自忖，诚如鲁迅所说，快快挤出包袍下的那个“小”。
关于马德新研究的几个问题
杨桂萍
19世纪中叶云南有两位叱咤风云的回族人物：一是杜文秀，他来自贫民阶层，曾经领导云南回、汉、白、彝各族人民反抗清廷的政治压迫和民族压迫，坚持战斗十八载，在近代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一是马德新，他出身知识阶层，一度领导云南东南回民抗暴，后与清廷议和，为东南回汉人民赢得相对和平的环境，受到清廷和云南温和派官员的认可及东南回汉民众的爱戴，后致力于回族的文化教育事业，留给后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40多部阿拉伯文、波斯文及汉文伊斯兰教学术著作。他开创经堂教育云南一派，培养了众多经、汉两通的人才。杜文秀和马德新这两位民族领袖，在云南回民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一个以不屈不挠的勇敢抗争，显示了中国回族“为坚守信仰而殉道、为求生存而抗暴的精神品格[1]，一个以务实、理性的方式，致力于化解民族仇恨、谋求社会安定和民族发展的不懈努力。两位回族前辈视角不同、解决问题的手段不同，但二人殊途同归，有着共同的目标——为回族争得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他们各有所长，我不敢妄自厚此薄彼。就当时云南回民的危险处境而言，杜文秀所领导的武装革命无疑更有力量，但从长远的发展眼光看，马德新所采取的谋求宽松的政治环境、营建和谐的民族关系以及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和教育水平等措施，是回族生存与发展的正确方向。
一、问题的提出
马德新（1794～1874），字复初，清朝后期享誉云南的回族大阿訇、完成朝觐功课的哈吉，同时也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大学者。他开创经堂教育云南一派，在咸同年间领导云南东南回民起义。后与清廷议和，投身学术，著有阿拉伯文、波斯文及汉文伊斯兰教著作40多部，对中国伊斯兰教的学术发展颇有贡献。
百余年来，关于马德新的学术研究非常薄弱。在政府的官方文件里，在学者的研究视野中，在回族穆斯林群众中，马德新又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马德新究竟是回民起义的领袖，还是投降清廷的叛徒？马德新对咸同年间云南的地方安定发挥了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作用？马德新对云南回民及伊斯兰教有何影响？马德新的学术思想是什么以及有何独特之处？
对于上述问题，由于学术界对马德新其人、其事、其文的研究视角不同、研究方法不同，加之马德新所处时代社会政治及民族关系错综复杂，多重的历史冲突与马德新个人多样的社会实践、多元的历史角色纠结在一起，而研究者以不同的观照方式、不同的理论视角对马德新社会生命所作的历史评价、学术评价以及人格评价，三者本属不同范畴，互有区别，但同时体现在马德新一人身上，相互渗透、边缘交叉，以致影响了对马德新其人的综合的、全面的评价。至今马德新仍隐现在历史的迷雾中，他的真正面目清晰而又朦胧，尚没有成为一个历史的真实，获得较为一致的认同。
笔者以为对马德新这样一位具有多重身份、多样角色、经历极为丰富、争论又非常大的历史人物的研究，不仅需要政治学、历史学、宗教学、民族学等多学科、多领域的视角，而且也需要理性、辨证、分析以及综合的态度和方法。故笔者本着尊重事实的精神，采取多视角、多学科交叉以及分析与综合并用等多种方法，力求全面、客观地把握马德新政治及学术思想及其思想的内在统一性。
二、问题的复杂性
第一，多重的历史冲突。马德新处于大变动的社会转型时期，近代化过程中由社会变迁引发的新旧势力以及东西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冲突，加之国内社会的、阶级的、民族的、宗教的以及价值观念的矛盾错综复杂、相互冲突，导致了云南社会的巨大动荡。西方殖民主义与东方各国人民及与中华民族的关系，清廷与广大民众之间的关系，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不同少数民族间的关系，同一民族内部不同阶级之间的关系，少数民族及其宗教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主流文化及思想信仰与少数民族的文化及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一张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在这张关系网上，西方与东方、政府与民众、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主流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主体民族的宗教信仰与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既有矛盾、对抗的一面，又有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一面。种种关系、种种矛盾交织在一起，不仅使清朝中央和云南地方各级官员耗尽心血，更使百年之后的学者们望而生畏[2]。云南回民起义原因以及斗争的具体情况比较复杂，既有对清统治者及云南地方各级官吏欺压回民的反抗，又有针对团练及不法汉民屠杀回民的报复，还有回汉上层为争夺矿利、矿产而煽动的民族仇杀。最高统治者处理问题时，前后政策也不一致。起义之初，皇帝下令围剿，局面无法控制时，又追究地方官员的责任，改变策略，实行剿抚并施之计，多次强调“但分良莠，不分回汉”，并且一度以安抚为主，与东南回民议和后试图采取各种措施安抚杜文秀西部起义队伍。遭到拒绝后，实施安抚东南、围剿西部的战略，拉拢分化起义领袖以达到“以回制回”的目的；当时的地方官员对待回民起义的态度也各不相同，既有严厉主张剿灭回民的极端派，如前期的舒兴阿、后期的岑毓英；也有温和的理性派，主张通过和解、安抚解决矛盾，如吴振棫、张亮基等人；还有投机分子，汉族势力强大时联汉杀回，回族势力强大时联合回民，如徐之铭之流。而参加起义的广大回族民众，多以地域为单位，他们起义的动机、抗争的方式不尽一致，既有杜文秀等坚定的革命者，采取英勇抗争、毫不妥协的方式，以推翻清廷为最终目的；也有马德新、马如龙领导的回民武装力量以复仇为目的，采取一定的妥协方式保存回民实力、维护回民利益和地方安定；但是马如龙被清廷拉拢而逐渐走到起义军的对立面，从一位领导回民起义的优秀将领，逐渐转变为清廷镇压回民起义的得力主将[3]。
第二，多样的社会实践。早期系统的伊斯兰教教育，使马德新接受了正统伊斯兰教的价值观念，对儒家典籍和前辈回族学者汉文伊斯兰教著作的学习，又使马德新受到了儒家思想理念的影响。伊斯兰教世界8年的考察，使他既受到强烈的思想震撼，激发了他的忧患意识，同时又使他对社会、民族、宗教的发展满怀希望和信心。深厚的文化底蕴，使马德新在处理民族矛盾和社会冲突时表现了超人的睿智和独有的理性。马德新既不赞同杜文秀毫不妥协的革命立场，又坚决反对马如龙完全投靠清廷、镇压回族同胞的罪恶行径。他在地方团练勾结恶绅劣官屠杀无辜回民时，毅然领导回民进行武装反抗，在敌我力量势均力敌时，审时度势，利用云南地方官吏仇视不法团练的心理，采取妥协方式，通过协约与官府议和——回民支持官府共同对抗不法团练，同时回民保留一定的兵力，回民上层担任一些官职，抽取部分税收，使回民获得一定的政治、经济利益，从而维护云南东南部地区的社会安定并保护东南部回民。当云南官府的强硬派官员又一次联合团练对抗回民时，马德新、马如龙等再度领导回民起义，围攻省城，迫使地方官员改变政策，与回民议和并依靠回民来维持云南东南地区的社会稳定。马德新试图说服杜文秀放弃与拥有强大兵力的清廷的强硬对抗方式，与东南回民联合并以一定的妥协方式来保存回民的实力，但是没有成功。他只能在清廷派兵剿灭西部革命政权时，派东南马如龙、马荣等回民武装力量袭击东南部的一些府县要地，或牵掣敌人兵力，或消灭剿西大军。当云南官府背信弃义联合团练再次对抗回民时，他沉着冷静，挫败极端派官员的阴谋，解除了东南民众再次面临的回汉危机，迫使官府再次联合回民[4]。此后马德新意识到自己既不能统领云南东西回民的反抗斗争，又无法左右整个事态的发展变化，只好隐退，把主要精力放在著书立说的学术活动中，以经术化干戈，为化解回汉民族间的矛盾、为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的相互认同寻求理论依据，以伊斯兰教的思想道德引导广大民众抑制私欲，追求良善。同时马德新还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做一些对回民有益的事情，尽可能协调东南与西部回民之间的关系[5]。
第三，多元的历史角色。马德新集阿訇、学者、民族宗教领袖等多种角色于一身，由于使命不同、处理问题的视角不同，因此加剧了人物研究的难度。身为受人爱戴的阿訇，熟悉《古兰经》经文内容的伊玛目，马德新深知保卫伊斯兰教的神圣职责。因此面对云南地方官吏与团练及部分汉民联合起来屠杀无辜回民的野蛮残酷行径，马德新深知武装自救的紧迫与必要；作为回民的精英，他义不容辞地领导回民反抗暴行。另一方面，对于遭到内外威胁的国家政权，马德新看到了缺乏强大政府领导的国家将要遭受的悲惨命运，深知国家利益的至上性和重要性，深知作为国民维护国家稳定的义务，因此选择了与清廷议和的方式，希望通过回民拥护清廷、清廷保护回民的妥协方式，来维护地方安定，团结回汉人民，希望通过清廷和民众的共同努力，使民族的、宗教的、国家的利益都能够得到保护。这种思想无疑具有进步性，是绝对不能否定的，更不能草率地断定为投降、叛变。当然，马德新企图依靠一个不能真正贯彻执行民族宗教平等政策的清廷，来保护回族和伊斯兰教，确实是理想主义的，是不切实际的，最终难以实现，难以让云南回民以及他本人摆脱历史悲剧。马德新在回民起义中既发挥了宗教领袖的领导作用，利用各种斗争方式（武装起义和政治协议）保护云南回族穆斯林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又通过政治与学术的努力求得回民与主体民族（汉族）及主流文化（儒家文化）之间的和谐关系；既要通过斗争保全民众，又想通过协约达成妥协；既支持马如龙与清廷合作，又反对马如龙完全站在清廷立场上对杜文秀等革命者的残杀。对杜文秀，既不同意他采取毫不妥协的斗争方式，又在杜文秀等西部起义回民遭到危险时派兵援助，尽可能予以帮助；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由于角色的多元性，马德新的思想行为既有一定的内在逻辑性和统一性，也有一定的矛盾以及不一致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