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忠既是学者，又是虔诚的穆斯林，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伊斯兰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坚韧是信仰的一半，纳忠的韧性集中地体现在他的学术事业中。
1935年，纳忠在埃及翻译叙利亚库迪阿里的《回教与阿拉伯文明》一书，历时一年半，寄上海出版。书刚印好，尚未装订，“八一三”之战打响了，上海一片混乱。1937年冬，纳忠又在埃及开始翻译艾哈迈得·爱敏的《黎明时期回教学术思想史》，译稿寄上海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历史学家何炳松亲自过问，终于在1939年出版。纳忠用3年时间，翻译了爱敏的《近午时期回教学术思想史》、哈克里的《穆罕默德传》、哈桑的《回教政治史》等书。由于国内正在进行抗日战争，纳忠的译稿未寄回国，一直带在身边。回国途中，经卡拉奇，邮检所将他的行李扣留了半个月，到达仰光打开箱子的密封条，纳忠呆了，顿时瘫坐在地上，不仅中文的译稿、日记不见了，许多有关近代中亚的书籍、一些珍贵的纪念币和出国后多年收集的3000多张世界各地的邮票也不翼而飞。纳忠又将译好的《回教与阿拉伯文化》的书稿寄到上海商务印书馆。不久，书馆被炸。此时，马坚正在上海译《古兰经》，听到书局被炸的消息，立即跑到烟火未散，已炸得残墙断壁的书局弹坑中，硬把纳忠的稿子刨出了大部分。放银行代为保存。1942年的一天，白寿彝先生交了一包稿子给纳忠，这是几年前纳忠请顾颉刚先生作序的《回教与阿拉伯文明》一书的译稿。“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顾先生退出北平，迁往西北，又辗转昆明、重庆等地。纳忠对此书稿已不存任何希望，顾先生却一直完好地保存着。1937年，顾先生还把纳忠的长篇论文《伊斯兰与阿拉伯文明》发表在他主编的《禹贡》月刊上，至今，北京图书馆还有藏书。从纳忠的著作，如《伊斯兰教的信仰》《五功与伦理》《回教诸国文化史》《伊斯兰巴布教派》《埃及近代史》《也门社会史》等，可以看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交流的进程。40万字的专著《回教诸国文化史》的出版，在中国掀起了阿拉伯和伊斯兰历史研究的高潮。目前，纳忠感到最高兴和欣慰的是由他主编，他的几个学生配合翻译的被誉为阿拉伯史无前例的“划时代巨著”——《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的出版。这部书共8卷，200万字。书中许多重大问题是学者们未曾涉足的，有的观点有别于传统见解，如麦加圣地盛于何时，中世纪阿拉伯国家的移民问题，阿拉伯国家的民族融合及民族矛盾问题、阿拉伯国家的土地问题等。
纳忠的毅力不仅体现在学术上，还体现在生活上。他无论在哪里工作，每天走路从不少于两小时，无论多忙，或出差，都不停止。到北京后，他夏天凌晨4点、冬天6点准时起床，便开始看书、写作。1985年，国家“七五”重点科研项目《阿拉伯通史》（150余万字），纳忠凭毅力全部完成，由商务印书馆于1997年分上下两册出版。
纳忠一生都在走路。在埃及，每礼拜五主麻日，都要从学校西部的学生部走30多里到校本部做礼拜。每次单程要走数小时，途经小河、乡村及街道，这样既能看到埃及人的真实生活，又能锻炼身体。返回时，乘1毛钱的车。到了北京，每周他都要走到北京图书馆去看书，来回30里，连“文化大革命”中也基本未间断。纳忠70岁后还坚持每天走6公里路，80岁后每天走4公里，一天走路的时间不少于两小时，有时还走20里左右到牛街清真寺做礼拜。纳忠的身体至今还很硬朗。
纳忠散步从不要人陪，他认为散步可以做“白日梦”，可以回忆往事，也可以思考新问题。走累了，就随意坐在路边的花台边休息。走路时，他只看路，不看人，有人说他“目中无人”。为此还有过许多误会。他走路时是背诵和脑筋转动最快的时候。
老树雄风
“文化大革命”十年，纳忠失去了教书和做学问的权利。粉碎“四人帮”后，耄耋之年的纳忠教授恢复了工作，对外交流也活跃起来。80年代，纳忠先后到巴基斯坦、阿尔及利亚、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参加各种有关伊斯兰文化方面的活动，为增进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被媒体誉为中阿文化交流的使者。
1981年，受阿尔及利亚的邀请，纳忠出席了在阿尔及利亚的首都阿尔及尔举行的“国际伊斯兰思想交流会”。纳忠的论文题目是《<；古兰经>；在中国》。当他用流利、准确的阿拉伯语宣读完论文时，在场的沙特阿拉伯宗教部部长说：“讲得好！讲得好！”阿尔及尔电视台请纳忠到电视台发表讲话。
1981年3月，国际伊斯兰学者大会在巴基斯坦的首都伊斯兰堡召开。纳忠作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代表应邀参加了会议。来自中国古老穆斯林世家的纳忠引起了巴方的重视。齐亚哈克总统3次接见了他。年底，以总统齐亚哈克为主席的巴基斯坦“希志来奖金”提名委员会向纳忠寄来聘书，这是首次聘任1位中国人为该奖金候选人的常任提名委员。“希志来奖金”面向全世界穆斯林学者，奖金高达20万美金。
1983年6月，国际伊盟东方分会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马来西亚“国父”东姑·拉赫曼给纳忠发来邀请。在吉隆坡机场大厅，有人拍着他的肩膀用阿拉伯语问：“你还认识我吗？”纳忠认出是爱大马来西亚同学阿拉莱。他是马来西亚唯一招收华人入学的伊斯兰学院院长。纳忠的身世经他一介绍，有关中国内地已不存在穆斯林的谣言不攻自破。在欢迎中国代表团的会上，纳忠说：“有人不相信中国还有穆斯林，在此我真诚地告诉大家，我是一个真真正正、地地道道的穆斯林，不是一代，而是十几代，二十几代，世世代代的穆斯林！”
会议之前，纳忠得知爱大同学台湾伊斯兰教教长定中明也出席了会议，负责传话的人说，两人在会场相见。纳忠想，如果两人在会场上相见，岂不是让搞“两个中国”的人做文章吗？由于这个问题无法解决，纳忠他们拒绝出席大会。纳忠与定中明作为过去的同学、挚友，有良好的关系，但在国事和友情上，他分得清楚，宁肯与友人失约，也不做对国家不利的事。
1985年10月，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司马义·艾买提为团长的中国“副朝”代表团到麦加朝觐。在吉达港，沙特伊盟负责人举行的招待宴会正在热烈进行。忽然，有10多个人站起来，向代表团提出一连串的责问。“你们为什么要翻译《古兰经》？要学《古兰经》就应该学阿拉伯语！”“你们中国穆斯林还遵守教规吗？”纳忠在团长的示意下，不慌不忙，用流利的阿拉伯语作了回答：“不翻译《古兰经》，不懂阿拉伯语的人就无法读《古兰经》。能读阿拉伯原文当然很好，但不可能人人都懂阿拉伯语，对外国人，不可能强迫人家也学阿拉伯语。翻译《古兰经》是有利于伊斯兰教传播的好事。至于你们怀疑中国穆斯林是否遵守教规，我可以负责、坦白地告诉你们，他们不仅遵守，而且比你们沙特这里还要严格。原因在于，你们天天同西方人接触，染上了很多西方的习惯，而我国长期封闭，我国穆斯林极少与外界接触，因此，一直保持着传统的穆斯林生活方式。他们每次读《古兰经》，必须先洗脸净手后才双手捧书，对任何印有阿拉伯文字的纸张都视为神圣的物品，妥善保管，哪像你们这里随处乱扔。”纳忠一番回答、反问，使场上顿时鸦雀无声，责难者纷纷上前，与纳忠热烈拥抱。
书神州半世纪风云著中国新闻史华章——穆青新闻实践活动述评
孟歆云
穆青，一个在中国任何人都会注意到的著名新闻记者，他50多年辛勤笔耕，在新闻战线纵横驰骋近半个世纪，从新中国孕育、诞生、发展到改革开放时代，经历我国历史沧桑巨变，始终站在时代最前列，以他的作品反映时代精神，记录时代风云，讴歌人民业绩，弘扬民族正气，在当代中国新闻史上独树一帜。
一、穆青的成长经历与新闻工作道路
穆青原名穆亚才，回族，河南杞县人，1921年3月15日出生于一个清贫的小知识分子家庭。河南自古以来就是回族聚集地，据史料记载，自清代开始在郑州、开封、洛阳、新乡等地都开设过阿拉伯语大学，其回族文化历史源远流长，已形成广泛的文化氛围。穆青的祖父穆干卿为人正派，熟读孔孟，自学成才，其书法遒劲端正，是杞县远近闻名的老秀才。穆青的父亲穆蕴珊，为人朴纳，老实忠厚，母亲勤劳善良，乐善好施。这些都在穆青的心中早已有了情感积淀，加上穆青自幼接触的都是社会底层的普通劳动群众，农民的朴实善良及其生活的艰辛不易，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是他日后从事新闻报道将目光紧紧聚焦普通百姓、密切联系群众的原动力。
1933年他从私塾小学毕业，在杞县私立大同中学上中学，是大同中学首届毕业生。该校是1932年由爱国志士、曾在德奥留学的博士王毅斋先生创办的，是一所在河南革命史上写下光辉一页的学校，是为革命培养人才、输送人才的基地，它给予穆青终生影响，他说：“我念小学时的学校就是地下党的活动中心，中学更是地下党的县委所在地。我从小就接受革命的影响，一直走上革命的道路。[1]上中学时的穆青积极活跃，担任学校进步文艺团体“文学艺术同盟”的主席，出版过文艺刊物《群鸣》。1936年，穆青初中毕业后考入开封两河中学，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正上高中一年级的穆青中途辍学，在梁雷老师的影响和帮助下，投奔山西临汾，在抗日烽火中参加革命。据穆青的同班同学、现旅居美国的赵浩生先生回忆：“那时抗战爆发……而当时在两河中学有一位暴君型的训育主任。此人专抓学生中的前进分子。当时前进—爱国—革命—共产党是同义字，穆青就是因为这些‘罪名’被逼上‘梁山’的。”[2]穆青被分在贺龙的120师，跟随部队挺进冀中，深入敌后，历任宣传、民运干事，1939年在前线炮火中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8月穆青发表前线通讯《岛国的呐喊》，是他的新闻处女作，也是他走向成功的第一步。1940年，穆青从前线回到延安，进入鲁迅青年艺术学院文学系深造，1942年8月毕业，同年因《我看见了战士的文化学习》这篇报道，而被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领导看中，点名要他在“九一”记者节前到报社报到。很快穆青开始了作为记者的第一次新闻采访，和张铁夫一起采写陕甘宁边区工业劳动模范赵占魁的事迹，连续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人们在谈说着赵占魁》等一组通讯。这个典型人物立即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并号召边区开展学习赵占魁的活动。1943年穆青采写了《雁翎队》，后来被多次选进中小学课本，并成为我国当代通讯报道的典范作品之一。1945年日本投降后，穆青被调往东北解放区，任《东北日报》采访部主任，参加了由当时新华社副社长吴文寿率领的赴东北新闻工作小分队，在东北期间采写了反映中国共产党与东北抗日联军14年对敌斗争历史的《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略》等多部作品。在解放战争最激烈的1948年和1949年，穆青和另外两名记者刘白羽、华山以特派记者的身份先在东北战场，以后又随第四野战军挺进湖南投入战地采访，先后写下了《空中飞来的哀音》《月夜寒箫——记长春城外中秋夜》等多篇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