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觐结束后，留学生们监督着唐易尘等5人回到吉达港，为他们举行了一次“鸿门宴”。吃完饭，同学们聚拢在一起，把唐易尘等人围在中间，关紧门窗，5个人吓得发抖，以为要被痛打。留学生们没有动手，只是严厉教训他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们既说是诚实礼拜的回回，而且是有点知识的回民，就不应该受日寇指使来替他们做欺骗教胞的事”。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痛斥、嘲讽、教育他们。他们脸红一阵白一阵，冷汗淋漓，纷纷保证绝不再为日寇做事，回去后一定做爱国之事。这个伪代表团如丧家之犬，掩丑而归。一场由日寇导演的丑剧被中国留学生彻底击破了，从此日本侵略者再也不搞朝觐活动了。“麦加挫败日寇”成为中国抗战外交史上的佳话。
9年的旅埃生涯，使纳忠羽翼渐丰，尼罗河灿烂历史文化的哺育和熏陶，使他的青春显出了绚丽的光华。1940年7月7日，踌躇满志的纳忠独自踏上了归国的万里征途。
当时，伊拉克正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激战时期。他安全地通过了耶路撒冷，并游览了闻名于世的“圆顶上的清真寺”及泣墙，访问了阿拔斯王朝的故都巴格达——这座被称为“和平城”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中心，经过了约旦王国的首都安曼，穿过了1900英里长的叙利亚大沙漠。
出任教授
1940年9月16日，纳忠回到了阔别9年的故乡。进入家门，只觉得气氛不对，不是他想象中家人惊喜的场面。父亲拉着他的手说：“你终于回来了。”接着告诉他，这几天日本飞机正在轰炸昆明，让他迅速转移回老家纳家营。
出国时还是青春年少，归来时已过而立之年。纳忠在家乡待了两个月，感到自己满腔热情、浑身力量无处使，便回到昆明母校明德中学。这时，学校已是一盘散沙，学生都回家躲警报，教师也不见踪影。他找到曾在北平读过书，汉语基础很好的张文山阿訇商量，决定一起把明德中学撑起来。
昆明城天天遭日本飞机空袭，学校已无法上课。恰好距昆明50公里的篙明县老猴街，有一栋房子空着，房后还有块平整过的空地，可以做操场。虽然简陋些，但办学还凑合。张阿訇约纳忠实地考察后，就去找乡长，乡长积极支持：“你们搬下来，我们会帮助你们的。”1941年1月，明德中学由纳忠和张阿訇主持迁入老猴街。
学校最缺乏的是经费。经与南城清真寺协商，清真寺同意每月拨给150元。这笔钱仅够两个教师的工资。
学生全部停课回家，纳忠和张阿訇只得一个个到家里去找。好不容易动员了25名学生带着行李和伙食费来到了老猴街。
到了老猴街，他们发现缺乏的东西还很多。张文山带着纳忠去拜访当地的阿訇和有名望的乡绅，请求支持，希望每家每月给学校一挑柴。大家很爽快地答应，村子后面是山，树很多，上去砍就行。村里产菜油，有10多家油坊，他俩又上门拜访，请求每家每月提供一斤油，大家也答应了。生活中的两大难题一一解决了。
纳忠他们又回昆明筹款，经过种种关系，教育厅同意每月拨给他们150元。有了这笔钱，学生的伙食费也基本解决了。
云南大学理学院当时也迁到老猴街附近的大马坊的一座大庙里。理学院院长赵雁来为纳忠推荐了两名回族高年级学生上课，教数学、物理、化学和地理。讲课费分文不收。纳忠教语文、历史；张文山阿訇教阿语。学生用的教材是纳忠到昆明买了背下去的。阿拉伯语没有教材，纳忠就写在黑板上让学生抄。1年半后，学校迁回昆明。有两名学生后来考取了云南大学。
1942年，明德中学在昆明正式恢复，纳忠任中学部主任。在此之前，重庆中央大学、西南联大、云南大学先后拟聘他任教。纳忠考虑再三，认为最早答应过中央大学的邀请，不能食言，就辞去明德中学的职务，只身前往重庆。
同年年年底，纳忠坐邮车到达重庆，由白寿彝和顾颉刚先生陪他到中央大学报到，拿到了一份历史系教授的聘书。1943年3月，纳忠正式上课，教大学一年级的外国史及一门专修课。大一的1000名学生分为4个班，纳忠教其中2个班。
在此期间，云南大学熊庆来校长派中央大学兼云南大学文学院院长胡晓石到纳忠的住所，又一次转达了对他的盛情邀请。熊校长说，纳忠是难得的人才，又是云南人，非常需要像他这样的人才来振兴云南大学和家乡的教育事业。
纳忠虽然身在重庆，但心系家乡。他觉得熊校长对他如此器重，云南大学也确实需要人，且父母又都在昆明，他反复思忖后，踏上了归途。1947年7月，《云南日报》在显著位置登出“云南大学新聘教授纳忠等7人到位”的消息。
1949年，在云南大学任教时，纳家营的一个邻居，被诬告污辱妇女，县司法官不调查就下令抓人。全村人都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乡亲们四处求人，都没有用，便联名写了一封信向纳忠求救。乡亲们有难怎么办？他灵机一动，写了封信给县长，信中说，全乡联名写信给我，我已知道真相，请你马上放人，否则请看下文。其实，作为教授的纳忠，自己也不知道会有什么下文。县长收到信后，司法官就立即放了人。乡亲们深为感动，不仅佩服纳忠的学识，还敬佩他的为人。
被诬陷的邻居出狱后，凑了200元钱请纳忠的一个亲戚带来昆明感谢纳忠，纳忠拒收。此事一传开，纳家营的人都称纳忠为“大好人”。此后，乡里人不论遇到困难，还是冤屈，都来找纳忠求助，甚至土匪谋杀案也来找他帮忙，而纳忠的确心有余力不足。
1949年12月，云南和平解放，纳忠因在中央大学加入国民党，被隔离审查。他回顾自己走过的路，上学、留学、任教、做学问，清清白白。世道变化，风风雨雨，和许多人交往、合作、共事，始终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从未做过昧良心的事。纳忠虽然受了些委屈，仍然对工作踏踏实实、对教学一丝不苟。
1955年，全国高教司负责人到云南大学视察，请纳忠在云大开办阿拉伯历史专业，纳忠欣然答应，并亲自执教。
1956年5月，埃及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埃及是第一个承认中国的阿拉伯国家，中国外交部，四处寻找懂阿语及研究阿拉伯历史文化的人。与纳忠一起留埃的马坚、林仲明等人都已到北京工作。外交部向云南要纳忠。云南大学舍不得放人，把调令一压再压。1958年的一天，云大校长李广田到北京开会，中央一位领导对李校长说，你们到底还有没有组织纪律性，还有点觉悟没有？纳忠调了3年还未调来，这不好吧！李广田校长回昆后，把情况对纳忠说了，但“家乡宝”纳忠不愿进京。他不愿放弃在云南的研究和教学；再说，一家8口人在云南大学住着8间房子，到北京房子很紧张，这么多人怎么住。但是，最终他还是服从了国家需要。他被安排在外交部直属的外交学院，负责筹建阿拉伯语系，任系主任。
纳忠到外交学院后，一切从头开始，没有教材，自己编印；缺乏地图，自己画。他讲课不看讲稿，所讲的内容早已牢记在心里。凡听过他讲课的人都被他惊人的记忆力折服。他画历史年谱图或世界地图速度之快，形状之准确堪称一绝。对低年级学生，他采用形象教学法，用3秒钟的时间在黑板上画出一幅西欧地图轮廓，并解释说，法国像正方形，西班牙像五角星，意大利像马靴等。学生都喜欢听他讲的课。他随时动脑筋，用自己的智慧启迪学生。
1962年，外交学院阿语系合并到北京外国语学院，纳忠仍任阿拉伯语系主任，热情辅导青年老师，狠抓系内建设，并组织老师们编写了中国第一套较完整的阿拉伯语教材（共10本）及四卷本的语法教材。1960年，他负责的外交学院“德日西阿语系”，被评为首都高教战线群英会先进单位，他个人也被评为北京市先进工作者，出席了首都先进文教工作者大会。1991年，被评为“1991年度北京市优秀高校教师”和国家“对高教事业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国务院颁给证书，每月发给“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