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了解回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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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5章 回族进步教授马宗融(2)

1939年,马坚学成归国,哈德成阿訇代表中国回教协会亲赴香港迎接,说明原委,邀请他参加译经工作。马坚欣然同意,匆匆返回云南探亲。为了不负滇中穆斯林父老的期望,他曾留下在明德中学任教一年,恢复停刊多年的《清真铎报》。后绕道仰光、香港到达上海,已是1940年春暖花开的时节。

译经小组由伍特公、沙善余负责,马坚担任助手,将《古兰经》译为文言体。在译经实践中,马坚认为文言体已不大适应回族大众的需要,遂决定利用业余进行白话文体的翻译。

不久,日寇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孤岛”(英美租界)沦陷敌手,马坚乔装为商人,经杭州、金华、南昌、桂林回到沙甸故里。

当时,重庆被称为“陪都”,是战时大后方的政治中心,一位权威人士致函马坚,要他“速命驾赴渝,将有所借重”。马坚不愿走“终南捷径”,息影沙甸,自甘淡泊,继续翻译《古兰经》。哈德成阿訇随后来到沙甸,师徒日夜切磋学问,倒也乐在其中。

接着马坚又受聘去白孟愚先生捐资兴办的“养正学校”任教。有了一个发挥专长的小天地,他用新方法教授阿拉伯文和伊斯兰教经典,在中国传统的阿语教学中迈出了一大步。时世艰难,动荡不安,他随“养正”迁往昆明,又疏散下乡。今日知名国内外、韵译《古兰经》的学者林松,曾任全国人大代表的马云从,都是他任教“养正”时的高足。

1946年,马坚“絜妇将雏”,到达古都北平,就任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筚路蓝缕,着手组建我国高等院校第一个阿拉伯语专业。当时,教师仅有他1人,却开设了几门课程,于是他自编教材,亲手刻印讲义,付出了不少精力和心血。

正是黎明前最黑暗时期,内战扩大,物价飞涨,特务横行,杀机四伏,广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马坚无所畏惧,与北大的进步教授站在一起,多次签名在报刊上发表宣言谴责法西斯统治,积极支持学生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满怀信心地迎接光明。

焕发青春 报效祖国

新中国成立前夕,马坚被邀出席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编在“文化教育组”,首次以主人翁的姿态提出《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议案,他感到无比光荣和自豪。他英姿焕发,参政议政,热情地投身于社会活动。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长期封建统治和民族歧视的结果,社会上很多人对伊斯兰教一无所知,北京某报发表一则短评,将美帝一手拿橄榄枝,一手拿原子弹与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左手持《古兰经》右手持宝剑相提并论。这个评论引起首都回民的愤慨。北京市民政局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召开群众大会,马坚用历史事实说明穆斯林手持宝剑是为了自卫,不是用来侵略与强迫他人信教,伊斯兰教就是通过和平方式传入中国的。

为此,马坚先后在报纸上发表了《穆罕默德的宝剑》等9篇文章,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伊斯兰教的创立、发展、传播、基本教义与回族的关系,回族对中国科学文化的贡献,回民对新社会应有的责任,获得各族人民的好评。毛泽东主席也深为赞许,托人电马坚,感谢他写了好文章,有助于维护民族团结,加深各民族的相互了解。

农业合作化时,马坚又撰文就回、汉自愿联合组成的合作社养猪问题,提出了建议:回民按传统以养牛羊为副业,汉族养猪。协助政府做好这方面工作,平息了个别地方发生的回汉纠纷。

马坚在中国与阿拉伯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1950年,他将《论人民民主专政》译为阿拉伯语,由民族出版社发行国内外。1954年,他又参与了我国第一部宪法阿文版的翻译工作。1956年将《埃及共和国宪法》译为汉文,并在《人民日报》发表《阿拉伯文化对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文章介绍了阿拉伯人在天文、数学、物理、化学和医学领域的巨大成就,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埃及首任驻华大使哈桑代表埃及人民、阿拉伯人民对马坚表示感谢。

随着新中国国际声望的提高,阿拉伯各国朝野人士来华访问者,络绎不绝。马坚曾多次为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担任翻译,陪同接见阿拉伯贵宾。毛主席见了他,就风趣地称呼他“教授先生”。某次毛主席询问他有多大年龄?他说:“请您家猜一猜?”毛主席猜道:“依我看,有30岁了吧?”这时,马坚用浓重的云南乡音回答:“您家少猜了20岁啦!”两人的笑声回荡在怀仁堂会见厅里。

每次,他总是全神贯注地完成翻译任务,事后,曾激动地对学生说:“解放前,我用阿拉伯语只是为了宗教目的,谁能想到今天我用它为国家领导人当翻译,为我国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才是学习阿语、使用阿语的目的。”

1954年马坚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后连任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届人大代表),参与了我国第一部宪法的讨论和制定。大会闭幕后,他作为人民代表去云南参观视察,回到阔别8年的家乡。看到家乡的巨大变化,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勉励家乡人民:“紧跟共产党走,是中国繁荣富强必由之路。”

1957年他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了在开罗举行的亚非团结大会,又回到阔别近20年的埃及,故地重游,浮想联翩。当年初到埃及,他曾骑着骆驼在狮身人面石雕前留影,并题写“古塔依然,法老安在”的名句。而今埃及人民推翻了法鲁克封建王朝,建立了共和国,建设也取得重大成就。令人高兴的是,中埃两国中断近20年的文化交流关系、友好往来又得到恢复和发展。继1956年声援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之后,1958年,首都10万人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声援黎巴嫩、约旦两国人民的反帝斗争,马坚又登上天安门城楼,通过广播,用阿拉伯语把中国政府的声明传给了阿拉伯人民。

新中国的成立,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开拓了无限广阔的前景,马坚在北京大学工作了32年,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29年中,他后半生呕心沥血创办的阿拉伯语专业,成为符合四化建设需要的新型专业,为外事、文教、科研、宣传、出版等部门培养了大批阿拉伯语专业人才。至今,在上述部门中有相当数量的从事阿语工作的骨干都是马坚的学生。乐育群英,桃李满天下正是马坚生平事业的写照。

十年浩劫 正气凛然

1966年初春,大雾弥天,寒凝大地。“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神州大地,北大教授居住的“燕东园”首当其锋。马坚被挂上“反动学术权威”的黑牌子,架着“喷气式”,到处游斗。以后,又分配他打扫学生宿舍厕所。不久又改换了工种。他的一位学生后来回忆道:“‘无产阶级造反派的战友们’,宁肯让他去值班拉响上下课的铃声,按房号分发学生宿舍的报纸,也不肯让他去作自己的研究工作。”[1]事实上,他多年积累和珍藏的书籍资料已经被洗劫一空,他和夫人挤在小书房里,仅有一张桌子,供他写“检查”。尽管糖尿病日渐严重,桑榆暮景,处境如斯,然而他对前景非常乐观。有人被扣除工资,仅发给生活费,他说“零存整取”。对于强制劳动,他风趣地解释:“封建时代,‘师有事,弟子服其劳’。现在,弟子‘停课闹革命’。反修防修,关系到‘党变修,国变色,千百万人头落地’的大事,所以乐意为弟子服其劳。”

“沙甸事件”发生之前,云南回民代表上京申诉:地方当局推行极左路线,肆意践踏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四人帮”派人以马坚名义设宴招待云南回民代表,动员他们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否则会走上反革命道路。马坚向官方人士郑重指出,要做好双方的工作,平息民愤,防患于未然,切不可以“革命”或“反革命”的大棒,简单化区分和粗暴处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的一位学生写道:“这本来出自肺腑的忠言,然而‘四人帮’集团听不进去,终于造成流血事件。事后却又向马先生兴师问罪,强加各种罪名,几乎闹到要撤销人大代表资格的地步。然而马先生仍然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对一切‘莫须有’的或捕风捉影的罪名,断然加以拒绝。在那个不能讲真话的年代,马先生一句假话也不讲,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呀!又是多么高尚的品德呀。”[2]

“四人帮”为了把自己装扮成中国革命的正统继承者,邀请国内外知名人士“审查”即将开放的中国历史博物馆“通史陈列预展”。马坚“审查”了预展之后,提出疑问:“清代少数民族起义之部,只展出贵州苗民起义,云南、西北大规模的回民起义只字不提,原因何在?”一位负责人解释:“云南回民起义领袖杜文秀是叛徒。”马坚立即质同:“杜文秀是叛徒能肯定吗?你们有什么确凿证据?”他又反问:“林彪是不是汉族?他叛国投敌,难道所有汉族都坏,汉族先进文化也要全盘否定?”对方理穷词屈,表示要“考虑修改”陈列。事后,马坚余怒未息,情绪激动:“死了几百万人,出了个‘叛徒’就白白牺牲了,这不是一人犯罪,株连民族?”义正词严,表达了对“四人帮”一小撮践踏历史的强烈不满。

中国历史博物馆从西南地区征集到清代回民起义的一面战旗,旗上写了一段阿拉伯文字,送来照片,要求马坚考证。此时他的健康每况愈下,可是他毅然接受下来,借助放大镜,反复观察照片,认真思考。又委托他人去查阅资料,一定要弄清真相,写出翔实可信的说明文字。

马坚晚年左眼失明,右眼视力下降到最低点,但仍以风烛余年坚持拼搏,完成《阿拉伯简史》汉译,以及《古兰经》汉译的整理定稿工作。由于极左路线的摧残,他的健康状况继续恶化。1978年8月16日凌晨与世长辞。噩耗传出,回族群众和他在国内外的学生无不哀悼。

一生奉献 风范长存

马坚逝世不久,遗孀马存真将他平生珍藏、抄家归还的阿文书籍赠送中国伊协图书馆,计阿拉伯文本318种,共489册;波斯文本59种,共70册。大部分为伊斯兰经典著作,包括《古兰经》注、圣训经注、教义、哲学、教法、文学、史地、语法修辞等,工具书中还有希伯来文、古叙利亚文,乃是他生前广辑博览、译著丰富的源泉,也为后继学者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

1983年8月16日,马坚逝世5周年之际,北京大学资助家属为马坚修墓立碑。

马坚安葬于北京西山北麓回民公墓,坟墓仿照北京牛街清真寺的“谢赫”(传教长老)古墓造型。墓碑为白色大理石,上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常委、北京大学教授”,下款是“一九○六年生于云南蒙自沙甸,一九七八年卒于北京大学”。正中是六个苍劲有力的大字“马坚先生之墓”,上额刻有纳忠教授亲笔书写的,《古兰经》文。

北大副校长在立碑会上讲话,肯定“马坚先生是一位热爱祖国、勤奋正直的学者。在北大整整工作了三十二年。他拥护人民政府,热爱新社会,为促进我国同阿拉伯人民的友谊,为加强民族团结和宗教学术研究,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1988年11月26日,中国伊斯兰教协会隆重纪念马坚教授归真10周年,庞士谦阿訇归真30周年。纪念会宣称两人都曾于20世纪30年代留学于埃及爱资哈尔大学,都是伊斯兰教著名学者,都把一生精力贡献于伊斯兰事业、贡献于教育事业、贡献于中国人民和阿拉伯人民之间的友好事业。

全国政协副主席包尔汉题词是:“我国穆斯林青年应学习马坚、庞士谦二位先生爱国爱教,严谨治学,教书育人的精神,为发扬伊斯兰优良传统,为伊斯兰事业竭诚服务。”

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国务院宗教局、北京大学、全国人大、民委有关同志和各界代表300余人出席了纪念会。

[1]李振中:《忆马坚先生二三事》,载《中国穆斯林》,1989年第1期。

[2]李振中:《忆马坚先生二三事》,载《中国穆斯林》,198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