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占福
遍布华夏大地2000多个县市的900多万回族人，以其大分散、小集中的居住特点和亦农亦商的经济特征为世人所知，更由于其“出门千里不持粮”的精神凝聚力，为历朝历代各族各界人士所称道。回族的历史，从1300多年前来自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的穆斯林先民，到六七百年前逐渐形成的民族共同体，中国大地上的风云变幻始终伴随着这个民族前进与成长的整个过程。同时，回族也为中国的统一进步和悠久辉煌的历史文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段既饱经磨难和浩劫，又迎来春色满人间的历史，从这个民族的形成开始，就曾引起本民族和其他民族文化人的关注。特别是清代以来，随着回族社会地位的变迁，研究回族问题（包括回族唯一信奉的伊斯兰教研究），显得越来越重要。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稳定的社会环境、正确的民族政策和宽松的社会科学研究氛围，促进了回族研究领域的进展、开拓和深入，丰收的成果不断充实回族文化的机体，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增添着一页页夺目的篇章。本文拟着重阐述的内容也主要是这一时期。
一、回族研究沧桑历史的回顾
对一个民族的研究，是在这个民族形成之后，并有了社会生活的“经历”和历史过程才开始的，没有研究对象的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难以立足。回族的形成，现在一般讲是在元末明初，那么回族研究也应从那一时期以后才逐渐开始，是可以基本认定的。但是值得注意的一个特殊现象是，回族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从回族先民来到中国进行社会经济活动到回族形成，从回族形成至今，从时间上两者大致相等，所以在回族史的研究中，是把回族先民的历史过程也包括在回族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研究之中。这样提出的一个新问题是，回族先民中存在不存在研究回族先民历史活动的人和著述，因为当时回族作为民族共同体不可能存在，但作为穆斯林实体已活跃在华夏大地上。答案是：第一，回族先民中当时没有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而其他民族的人中则有记载回族先民在华活动和介绍国外伊斯兰教的著述。如唐代杜环的游记体古籍《经行记》中，就有记载关于伊斯兰教与阿拉伯社会情况的内容。他的著述代表了唐代中国人对伊斯兰教的了解与认识。北宋人朱彧的《萍州可谈》中记有阿拉伯人在广州的经商活动、居住环境、生活习俗、社会交往、婚姻概况，以及蕃坊设置、蕃长产生和职掌、蕃商称谓等，内容涉及广州早期回族先民的活动。南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一书的外国、宝货等门中涉及与岭南地区有交往的大食等国情况。南宋人赵汝适的《诸蕃志》卷下“志物”中记载了海外各地商旅贩入中国的货物、产地、特征等，其中包括了阿拉伯人在江浙一带的商业活动。南宋人岳珂的《桯史》中，涉及寓居中国的阿拉伯人的事迹及其宗教信仰、生活习俗、建筑风格等。严格意义上讲，这些非穆斯林文化的著述，不具有研究的性质，多为见闻式的介绍，并带有作者惊异的目光和陌生的感受。但要了解元代以前回族先民在中国，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的活动，也只能借助于这些并不完全准确的记载。从这一点看，这些著述在回族研究中有其历史价值。第二，唐朝至元代，回族先民中出现了不少文化人，有些甚至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但与研究回族先民无直接关系，甚至在他们的作品中也很难找出穆斯林在中国的有关内容。唐代，曾一度有回族先民“诸蕃子弟皆愿入学”[1]，学习汉文化的境况，更有大食人李彦升考中进士，“当时曾有人专门写文章来称赞这件事情……这是关于穆斯林研究中国学问的最早的中文记录”[2]。宋末，大食人后裔蒲寿宬，著有《心泉学诗稿》传世。元代，回回人才辈出，“元代回回在中国学术上，对于儒学、文章、书画、建筑等方面，都有所贡献”[3]。文化人中，萨都剌、高克恭可与当时汉族一流诗人、画家相媲美，买闾是著名诗人，伯颜子中是建昌教授，不忽木是国子祭酒翰林学士，铁木儿塔是奎章阁大学士。回回人扎马剌丁不但依回回历法编制了《万年历》，而且参加了《至元大一统志》的纂修工作，全书1300卷中，扎马剌丁负责达755卷，“扎马剌丁在中国地方史上也应该是很有地位的人物”[4]。扎马剌丁还与同时代的其他回回文化人，把阿拉伯世界包括天文、数学、化学、医药、地理、哲学等内容的学术文化传入中国。《元秘书监志》卷7《回回书籍》条中，列有这些书目。但元代最终也没有出现专门研究回回人社会与发展状况的专门人才，也无这样的著述留传后世。第三，元代以前回族先民的历史活动，在外国学者和旅行家笔下有一定程度的反映。唐代来华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于公元880年撰成的《中国印度见闻录》（又名《苏莱曼游记》）中反映了以下一些基本的历史事实：1.唐代东西海上交通日益发达，中国和阿拉伯之间的商业往来已经开始；2.阿拉伯穆斯林来华人数日趋增多，他们与华人和睦相处，对中阿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3.中国官方对伊斯兰教持宽容态度，不仅不干涉外籍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而且在他们比较集中的地区如广州，还授予了他们自行管理自己内部事务的权力，从而使伊斯兰教在广州及其他地区得以广泛传播[5]。这部著作是外国旅行家和学者最早涉及到有关回族先民在华活动的著述，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中国历史记载中的某些不足。蒙元时期波斯人阿老丁·阿塔蔑力克·志费尼所撰《世界征服者史》和拉施都丁编纂的《史集》，“对研究元代回回人来源有极大帮助”，“也是研究波斯、阿拉伯、突厥民族历史及中国回回人来源和在元朝活动的重要著作”[6]。元代来华的阿拉伯穆斯林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所著《游记》中，对回回人在中国各地的状况有更多的记述，书中写有中国各城市都有专供穆斯林居住的地区，区内有供举行聚礼用的清真大寺，并设有总管穆斯林事务的官员。书中对泉州、杭州、广州等东南沿海城市穆斯林生活的记述比较详尽，甚至谈到可能是苏非修行者的年逾200岁穆斯林老人的种种故事，这是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较早记载苏非修行者在中国境内修道的内容。元代在中国任职、生活过17年，学会使用蒙古语和汉语，任过3年扬州总监督并熟悉大汗宫廷礼仪和行政机构法规的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1271年沿“丝绸之路”历时3年半来到中国，直到1292年才离开。由他口述，鲁思梯谦笔录的《马可波罗游记》（也叫《东方见闻录》）中，对中国各地回回人的活动与现状，特别是对河西走廊和西北回回穆斯林的记载尤为重要，弥补了以往史书这方面记载的不足，“是回族研究的重要资料”[7]。这些事实表明，在唐、宋、元时期，尚未有专门研究回族先民的著述问世，但无论是中国的非穆斯林文化人，或是回族先民中的文化人，都间接地涉及和提到一些回族先民活动的人或事。比较起来，国外一些旅行家（特别是穆斯林旅行家）的游记中，对回族先民在华的状况则有着更多的记载和客观的描述。这不能不说是回族研究史上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和历史特点。
明代，对回族所信奉的伊斯兰教的研究，进入一个成熟时期，明代清真寺的碑文对伊斯兰教在回族中的反映更为深刻。而自胡登洲开始的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使更多的中国人对伊斯兰教和回族有了普遍的了解。但这一时期人们更多的是关注伊斯兰教在中国的衰弱，以及信仰者“至教之所以为教，究懵懵焉而莫得其指归”[8]的状况，重在寻找挽救危及伊斯兰教自身存在的方法和途径，在一些著述中也大都反映这种情况，而还没有把回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来研究。到了明末清初，随着一批回族学者“借儒文以阐经”，弘扬伊斯兰教学术文化活动的展开，回族研究也得以整体的体现。这一时期回族学术研究的代表人物如王岱舆、马注、刘智、张中、伍遵契等，皆为回族学者，他们的研究成果，虽主要阐述伊斯兰教的教义、教理、教律和倡导伊斯兰教及宗教世界观和人生观，但由于历史形成的伊斯兰教与回族的密切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的回族特别是江南一带回族的思想状况和生活状况，并且为回族思想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王岱舆的《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是三部论述伊斯兰教基本知识和哲学思想的著作。马注的代表作《清真指南》，包括了伊斯兰教历史、经义、哲学、教律、天文、传说等内容。刘智的《天方典礼》，涉及到哲学、政治、法律、文化、风俗习惯诸方面，在全书20卷中，后10卷基本上论述以江南回族为蓝本的伦理道德和生活习俗，如财货、饮食、婚娶、丧葬等。张中的《归真总义》和《四篇要道》则是介绍伊斯兰教苏非主义认主学理及认主实践方法的译著。伍遵契的《归真要道译本》，一直是我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教本。明末清初回族学者们的学术研究，从形式上看大都具有“会通诸家，而折衷于天方之学”[9]的特点，但在实际内容上，程度不同地反映了当时回族等族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的认识、理解和研究水平，同时对当时回族的社会状况和思想境界也进行了分析。清代中期以后，又有一批回族学者在研究回族伊斯兰教的领域施展才华，大大推动和丰富了回族研究的内容。马德新（字复初）、马联元是其中的代表人才，他们的研究著述无论在内容和广度上，都超越了明末清初的回族学者。马德新一生从事学术活动，汉文、阿拉伯文和波斯文译著达35种，举凡教义、教典、教律、宗教哲学、阿拉伯文法、天文、历史、地理、诗歌无不包含在其著作中。他的重要著作《四典要会》以“其所得于天方者，与东土所存之典故，合而参之，揭精拔萃，约为典章”[10]，书中吸收、融化、改造了儒家文化中的某些思想素材和概念，以阐发伊斯兰教教理和哲学，继承和发展了回族前辈学者的思想，拓宽并延伸了回族伊斯兰教哲学体系。他的《醒世谏》《逻辑》《天方历法》等著作，与回族的社会生活有着一定的关系。马联元是回族经堂教育的研究和倡导者，他首创汉文和阿拉伯文双授学堂，用阿拉伯文写成《讨绥赫》《四篇要道》《性理本经》《教典经法》，还有阿拉伯文法、波斯文法读本等，并用汉文写成《辩理明证》。他的《亥厅译解》和马德新的《宝命真经直解》，是《古兰经》在中国最早的汉文选译本之一。马联元的成就与回族经堂教育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可见，明末至清代的回族研究大都是在研究伊斯兰教的形式下出现的，专门研究回族的完整的著述目前难以断定是否有过。当时的回族学者们又比较多的集中在南京、云南等地，回族聚居的西北地区、中原大地鲜有专门的研究者，也无著述传之于世，这与这些地区回族的社会发展程度有关。但客观地来评价，明末清初以回族学者为主体的“借儒文以阐经”的学术研究，虽然在研究的面上和内容中有众多的局限，但毕竟“是回族穆斯林第一次进行的阐发伊斯兰教义、教律、宗教哲学、伦理道德的宗教学术活动，是回族穆斯林进行的系统的意识形态和建设工作”[11]。“实为回教徒以中国文字阐扬回教学术的开端”，“有凿山开石之功绩”[12]。对回族的整体研究从此拉开了序幕。
清代的回族研究中必须引起注意的是，在官方的奏折、记事，以及民间一些文人的见闻、经历记述中，由于回族人民不断出现的反清斗争，各地的清地方官员以及当地的一些文人，甚至派去镇压的清高层官员，对回民反清斗争的始末、“善后”，乃至经济、文化、教育、宗教、民俗等的上奏和记述带有极大的片面性，明显的是为清政府的统治服务，但同时也留下了当时回族社会实际状况的记载，这对我们客观分析清代回族社会是有一定价值的。这类史书为我们熟知的有《钦定兰州纪略》《循化志》《钦定石峰堡纪略》《国朝甘肃再征叛回记》《滇乱纪略》《钦定云南回匪纪略》《清咸同间云南回变纪闻》《龙蛇泪痕》《滇垣十四年大祸记》《秦陇回务纪略》《平定关陇纪略》《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平回纪略》等，大量的地方志书也记载有回族反清斗争和社会生活的史料。这些虽非研究成果的史籍，在去其糟粕的基础上，对我们了解清代的回族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来源。而这也是唐宋至清代以前，历朝历代记载回族先民和回族社会生活所没有过的一个特点。
清末至民国时期的回族研究，呈现出文化团体不断涌现、民族学术和文化教育刊物层出不穷、研究范围不断拓展和深入、研究人才成长壮大、学术研究波及全国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