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阿儿浑军
阿儿浑人的原居地怛罗斯至八剌沙衮一带，自10世纪后半期即为喀喇汗王朝的王廷（后地）和副王廷（前地）所在地。因此，阿儿浑人应早在王朝推行伊斯兰教过程中，已经成为穆斯林。元末，文献径称阿儿浑人为回回，说明阿儿浑人与回回人同为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
阿儿浑军是在成吉思汗征服阿儿浑地后，括掠阿儿浑居民而组建的。《元史薛塔剌海传》云：“薛塔剌海，燕人也。……从（太祖）征回回、河西、钦察、畏吾儿、康里、乃蛮、阿鲁虎（阿儿浑）、忽缠、帖里麻、赛兰诸国，俱以炮立功。”[29]由此可知，阿儿浑被征服的时间应在蒙古第一次西征时。又据《元史哈散纳传》记载，“哈散纳，怯烈亦氏。……后管领阿儿浑军，从太祖征西域，下薛迷则干、不花剌等城。至太宗时，仍命领阿儿浑军，并回回人匠三千户驻于荨麻林。”[30]这说明阿儿浑军士在第一次西征后即随蒙古人东来，并驻于荨麻林、丰州、夏水一带。宪宗时，曾以哈散纳之子捏古伯等率阿儿浑军从攻四川[31]。中统二年（1261年）十月，朝廷曾旨令“昂吉所管西夏军，并丰州、荨麻林、夏水阿剌浑（阿儿浑）皆备鞍马甲仗，及孛罗欢所管兵，凡徒行者市马给之，并令从军，违者以失误军期论”[32]。阿儿浑军士在中土的活动只见于零星记载，“彻里帖木儿，阿鲁温氏。祖父累立战功，为西域大族”[33]。钱大昕《元史氏族表》称，也速兀兰（阿儿浑人），曾领天下诸匠弓夫炮手。
阿尔浑军除驻戍于荨麻林、丰州、夏水地区外，一部分则以宿卫军驻于两都。元顺帝至顺六年（1338年），元廷曾有“降钞万锭，给守卫宫阙内外门禁唐兀，左、右阿速，贵赤，阿儿浑，钦察等卫军”[34]的诏令。而《元史》也载，彻里帖木儿曾“早备宿卫”。但枢密院所属西域诸卫中却没有阿儿浑卫之名目。鉴于元末径称阿儿浑人为回回人，故宿卫部队中的阿儿浑军士可能充役于以回回军士为主的西域亲军都指挥使司之内。况且，曾经管领阿儿浑军的哈散纳，后“迁西域亲军副都指挥使”[35]，并卒于任上。
东来的回回军士在元朝军队中占有一定比例。还在蒙古国时期，徐霆就曰：“（蒙古）一军中宁有多少鞑人？其余尽是亡国之人。”[36]据史卫民先生的研究，“从世祖朝到元末，在卫军组织中汉人、南人士兵的比例，总保持在百分之六十六以上，色目士兵为百分之二十以上，蒙古士兵只占到百分之十上下”。虽然“色目士兵”中含有诸多不同族类的军士，但回回军士在其中的数量不少。如文宗时西域卫“士兵总额在一千八百五十人到二千五百九十人之间”；隆镇卫“统军在二千七百五十人至三千八百五十人之间”[37]；而哈剌鲁万户府常年所属军士约在1000人左右；回回炮手军匠上万户府应有军士1600人；蒙古回回水军万户府则有军士2300人。根据《元典章》（卷34）、《通制条格》（卷2）及《元史·兵志》（卷98）的记载，元代军户总数为72万，由此推算，元代回回军士最多时可能达到5～8万人。
四、回回军士与怯薛侍卫
蒙古人自成吉思汗建国时，即创立“怯薛”制度。怯薛，蒙古语义为“番直宿卫”，亦即皇帝的禁卫军，因分四番（每番三日夜）入值，又称“四怯薛”。他们“掌门禁启闭、管钥之事”，即负责守卫大都城11门禁。怯薛长由亲信近臣充任，权势甚重，入则护卫皇帝，出则掌握朝政，其子孙可世袭其职。一般宿卫之士，则称“怯薛歹”，也多有升迁机会。世祖即位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在宿卫的怯薛之外，又“分侍卫亲军为列卫，布诸畿内”[38]。其职责是，内以宿卫扈从，兼及屯田、修缮；外则用于四方征行。忽必烈起初以汉军（含女真、高丽等军）为主建立五卫，接着以蒙古军与汉军相参以备宿卫，到后来乃增置西域诸卫以替代汉军宿卫。至武宗、文宗朝，西域诸卫获得更大的发展，回回军士所在的隆镇卫、西域侍卫亲军都指挥司等乃也成为元朝侍卫亲军中主要的力量之一。
按元制，宿卫军一般由蒙古、色目出身阀阅者及其子弟充当。虽然世祖时，曾经允许汉人投充，但武宗上台后，即刻下令禁止：“宿卫之士比多冗杂，遵旧制，存蒙古、色目之有阀阅者，余皆革去。”[39]成宗大德十一年（1308年），元廷又诏令：“近为汉人、南人军、站、民、匠等户，多有投充怯薛歹、鹰房子等名色，影占差徭，滥请钱粮，靠损其他人户，已自元贞元年分拣。今后除正当怯薛歹蒙古、色目人外，毋得似前乱行投属！”[40]元朝刑法甚至规定：“诸汉人、南人投充宿卫士，总宿卫官辄收纳之，并坐罪。”[41]这是因为做怯薛歹后，不仅免纳差徭，坐领钱粮，还可入仕，其利甚大。
元代西域回回入仕为官者，有不少人即源于怯薛出身。这是因为他们服务于皇帝殿前马后，行走于大内，具有非常优越的地位。而且元朝怯薛中不少岗位是由回回军士专任的。如昔宝赤，义为鹰人或放鹰人，其机构为打捕鹰房，专职饲养海东青等猎鹰，以用于皇室狩猎。“每岁以所养海青获头鹅者，……以进御膳”[42]。元人尝云：“昔宝赤者，国言养鹰之蒙古名，亦一怯薛请受而出身之捷径也。”[43]这一职务基本由回回军士充任。中统四年（1263年），忽必烈就曾“以宋忽儿、灭黑及沙只回回鹰坊等兵戍商州、蓝田诸隘”[44]。至大三年（1310年），武宗谕令“赐鹰坊马速忽（回回人）金百两、银五百两”[45]。而据《元统元年进士录》载，回回进士穆古必立，其籍贯即为“大都鹰坊总管府”。
西域诸侍卫军是怯薛中的主要组织，也是蒙古统治者依靠的重要军事力量，故有元一代，西域怯薛宿卫之士中，颇多出将入相者。回回人赛典赤·赡思丁一家数代身居中央与地方重要职位，与赛典赤早年为帐前侍卫，其子忽辛“至元初以世臣子备宿卫”有关。而如撒的迷失、迭理弥实、赫赫等“居京师，充禁役”[46]，“由宿卫百（拜）官”[47]的回回人更是多不胜数。因此，元代大都城防基本把持在出身怯薛的西域诸族将领手中。回回人亦速马因就曾官至大都南北两城兵马都指挥使[48]。
总之，东来的西域回回军士，在蒙古人讨金朝、灭西夏、伐南宋、征大理的战争中，攻城夺池，拼搏疆场，为元帝国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建立了不朽的功绩，他们因而也成为元朝的创建者之一。元朝建立后，他们又先后参加了平定蒙古北部诸王的叛乱，并成为防守北疆的重要军事力量，为巩固国家政权，稳定政治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五、西域军士的屯垦活动
东迁回回军士除南征北战、镇戍边疆、入充侍卫外，他们还在政府的统一组织管理下，屯田拓荒，从事农垦生产，为元代社会经济的恢复以及边疆地区的开发付出了艰苦的劳动，他们因而也成为元代农垦大军中的重要力量。
元代兴置屯田，大致经历了两个历史发展过程。灭宋之前，其屯田是一种临时性措施，军事性质很强，目的主要是服务于战争需要，即“随营地立屯”，“且耕且战”，这是忽必烈早先接受了姚枢的“布屯田以实边戍”的方略及“置屯田经略司于汴以图宋”的建议，在宪宗蒙哥的同意下付诸实施的。《元史·兵志》就此论道：“国初，用兵征讨，遇坚城大敌，则必屯田以守之。”元大一统后，在忽必烈“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的立国方针指导下，元统治者把屯田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并且推广到全国，但这时屯田的目的则是为了“寓兵于农”，“以省粮饷”，即解决当地驻军的兵饷粮运问题。至元十三年（1276年），世祖“诏边境无事，令本军耕以食”，“由是而天下无不可屯之兵，无不可耕之地矣”[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