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继德
按照国内外学术界通行的观点，回回民族（简称回族）作为一个民族或人类共同体，开始形成于元代，最终定型于明初。由于回族全民信奉世界性的伊斯兰教，而明清以来历代政府对回族的民族资格判定与其宗教信仰二者的逻辑界限上存在着严重模糊的缘故，20世纪80年代中叶之前，在中国和国际学术界对回族的综合性学术研究中，回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先后被纳入到了“中国回教史”、中国民族史和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之中，学者们的学科视点、使用理论和研究方法主要集中在史学和宗教学两大学科领域内。这种格局的形成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具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客观上却是欠科学的。“回族学”概念在中国民族学界和回族研究界最早的提出时间，是1985年11月在云南昆明举办的“全国第二次《回族简史》座谈会”上[1]。自此而后，国内学术界先后有多位学者就回族学的概念、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和学科理论提出过探讨[2]。但迄今为止，学者们始终未能从总体上或学科体系上给出一个大家都能够普遍接受的相对完整的理论框架。本文拟就回族学学科体系的性质、定位、定义、范畴，回族学与其他相关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学科的关系及其应当遵循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诸问题，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发表一己之见，姑作引玉之砖，意在促进中国民族学界对此重大问题的进一步探讨。
一、回族学学科的性质及定位
回族是由56个兄弟民族共同组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自元明之际形成以来，共同参与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创造，是中国民族研究的一个当然对象。根据当前世界民族学界业已达成的共识，欧洲大陆国家所谓的民族学，与英国的社会人类学或社会文化人类学，美国的文化人类学诸学科，在研究对象和范围上都几乎重合，都是一门对世界上的民族、族群或人类共同体进行综合性研究的专门学问[3]。因此，从中国学术界多年来对回族开展的研究历史和现状来看，回族学的学科性质应当隶属于民族学研究的范畴。为了与世界民族学界或汉学界（sinologist circle）的学术接轨，回族学一词在英文中不妨对应地翻译作Huisology或Huizu Studies。前者系按拉丁语系语言中命名独立学科的通行做法拼写而来，前缀部分的Huis来源于英文的The Huis“（回族人）”中的定冠词后面部分，而后缀部分来源于希腊语表达“××学科”的词根ology；后者则是当代国际汉学界已经广泛使用的固定术语。它应该成为中国民族学学科领域里的一门分支学科，并取得同中国藏学、蒙古学、彝学、朝鲜学、维吾尔学（或突厥学）、敦煌学、丝路学（丝绸之路研究）、壮学等中国现有的“广义民族学学科群”下的一个二级民族学学科的同等地位[4]。我们之所以要强调回族学的民族学学科属性，是由它的研究历史、现实和未来发展的客观实际所决定的。19世纪末，随着蔡元培先生等老一辈民族学学者把近代意义上的西方民族学引入中国后，古典进化论派的西方民族学理论学说开始在华传播，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开启了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的崭新阶段。中国的少数民族研究逐渐打破了传统史学下的民族史分支学科（实际上当隶属于民族学下的分支学科“民族志”ethnography的范畴）“史”的藩篱，转向了全面性的以人种、语言、宗教、民俗、社会结构、文化特征为主要方向的少数民族研究阶段。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三门学科在中国的迅速恢复，中国学术界对中国境内及跨境民族的研究，开始与世界学术界逐渐接轨，进入了一个全面反思和本土化的全新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回族研究和后来回族学概念的最终提出，既是在中国民族学界进行全面反思和推进民族学中国本土化的大背景下回族研究的客观需要，也是既往的一个多世纪里，中国学术界对回族与中国伊斯兰教研究实践经验与成果积累的必然需求。
二、回族学的定义及研究范围
回族既然是“中华民族”（The Chinese People）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她就理所当然地具有了民族学意义上的“民族”（nationality/ethnicity）或“族群”（ethnic group）的所有特征，因此，凡是围绕该民族或族群而进行的所有研究，都理所当然地属于民族学的范畴。根据欧洲大陆国家（传统上主要指法、德、奥三国）对“民族学”概念的理解和使用情况，广义的民族学即等同于“人类学”，它包含了人类学下辖的四个分支学科——体质人类学（physical anthropology）、语言人类学（linguistic anthropology）、考古人类学（archaeological anthropology）和文化人类学（狭义“民族学”或社会文化人类学）；第二种意义上的民族学则指除了体质人类学以外的其他三大分支学科的总和；美国学术界则把“人类学”界分为体质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两大支脉，在文化人类学下又分辖语言学、考古学和狭义的“民族学”三个分支学科。根据中国民族研究的历史、现状和实际，中国的民族学既打上了中国传统的史学理论方法的深深烙印，早期具有浓厚的欧洲大陆民族学、社会学的意味，中期深受前苏联的苏维埃民族学派的影响，当代则补充吸收了美国式的文化人类学理念，目前正走向整合世界各国新兴流派的理论与方法，反思并试图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民族学学派的过程之中。从积极推进西方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角度来看，中国学术界的本土化道路，必须紧紧结合中国多元一体的多民族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经济类型等的实际，博采欧美众家之长来进行整合和构建。因此，笔者的建议是，我们不妨按照欧洲大陆国家通行的广义“民族学”观点，根据上述的“回族学”学科性质与定位，给出这样的一个“回族学”的学科定义：回族学是一门以研究中国境内和迁徙境外的回族穆斯林的形成、发展、演变为己任的民族学分支学科。其研究范围包括回族的族源成分、族称的演变、历史发展规律、文化变迁历程、社会结构、经济文化类型、民族成员的伊斯兰教信仰、民族意识、民族心理、民族认同、民族文化、民族语言、民族艺术、回族与中国的汉族等55个兄弟民族的历史和现实关系以及回族穆斯林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联系和交往关系、世界范围兴起的“回儒对话”运动等主要方面。
三、回族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
从上述回族学学科性质、定位和研究范围出发，我们认为回族学同以下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或分支学科的关系相当密切。
（一）与人类学关系密切
如前所述，美国的人类学包含着两大核心分支学科——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含语言人类学、考古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或狭义民族学），回族的族源与形成具备了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大方面的显著特征。从体质人类学角度来看，回族的血缘（人种或遗传学特质）中包含着大食（阿拉伯）人（闪米特人/贝都因人/北非人）、波斯人（雅利安人）、西域中亚人（多属突厥人）、蒙古人（蒙古利亚人）、犹太人（如从部分开封犹太人演变而来的“蓝帽回回”）、吉普赛人（如元代来华的“哩回回”或“剌里回回”演变而成的部分回族）、南亚和东南亚人（如海南岛三亚的部分回族）、汉人（内地的部分回族）、藏人（如青海、甘肃、四川西部藏区和云南迪庆地区的回藏通婚形成的“藏回”）、彝语支民族（如云南彝族、白族地区的回族的派生族群“白回”、“彝回”）、壮侗语族（如缅甸、泰国和云南西双版纳掸—傣族地区的“潘塞人”、“秦和人”和“帕西”）等。其中父系世系中以大食（阿拉伯）、波斯和中亚各族穆斯林血统为主，母系世系中则融合了上述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和周边各非穆斯林土著民族的血统。因此，仅从族源上来看，中国回族是一个由世界范围内的多个民族（或种族）融合而成的新型民族，同时在她700余年的民族化历程中又派生出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多个亚族群（subethnic groups），以及清末西北回民反清起义失败而迁徙到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三国的陕甘回族后裔东干人（突厥语作Tunggan，俄语作дунган），明末清初因从事跨境马帮贸易和杜文秀起义失败而迁徙逃亡到东南亚的云南回族后裔——缅甸的潘塞人（缅语作Panthay）、泰国的秦和人（泰语作Cin-Ho/Chin-Ho/Haw）等三个境外回族派生族群。从文化人类学或广义民族学的角度来看，回族文化是阿拉伯—波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儒家汉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其文化特质（cultural traits）具有“阿拉伯—波斯—伊斯兰”与“儒家汉文化”的二元一体的内在结构。因此，从广义民族学或人类学的角度而言，中国回族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最具研究价值且不可多得的“样范民族”（sample ethnic-group）。这是我们回族学研究者值得珍视，并需要开展深入研究和大力宣传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与中西交通史、中外文化交流史和丝路学研究关系密切
公元7世纪以来的中西交通史、中外文化交流史和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就与回族先民大食、波斯、西域中亚和南亚、东南亚各族穆斯林的来华商贸经济、外交、征战（如唐代的怛逻斯战役、帮助唐肃宗平定安史之乱战役、13世纪蒙古西征及统一中国）、科技、传教等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唐、宋、元三朝的中外交通、文化交流和中外关系史上，回族先民一直独领风骚，贡献至伟。设若没有回族先民的参与，中国历史上这三大王朝的对外交通、交流历史将黯然失色，随之而来的是中华文化宝库中将失去许多璀璨的瑰宝。众所周知，中西交通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实质上是紧紧围绕着丝绸之路的研究或丝路学而展开的。连接并沟通世界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三条国际大动脉——古老的北方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前身为“蜀身毒道”）和海上丝绸（香料）之路，构成了庞大的丝绸之路网络，上古至今的世界东西方各民族的经济文化，得以在这张庞大的网络上自由流淌交汇，创造着数世纪中人类文明的辉煌。回族的父系先民大食（阿拉伯）、波斯和中亚各族穆斯林是其主要的开拓者和推动者，他们在这三条国际交通动脉的开通中曾经扮演了举足轻重和不可替代的“文化大使”的关键角色。因此，这三大学科的研究，都离不开回族学的参与。
（三）与宗教学关系密切
宗教学的理论研究离不开各宗教信仰族群的宗教实践。回族作为一个几乎全民信奉伊斯兰教的中国穆斯林群体，本身具有一个“宗教族体”（religious-ethnic group）[5]和“人类共同体”合二为一的二元结构，民族成员的精神生活与世俗生活合二为一，现世与来世两世并重，从民族整体到每个成员个体的身上，都充满着积极向上的人生价值理念，中国境内的世界性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含天主教）和伊斯兰教所具有的“五性”（民族性、群众性、长期性、国际性和复杂性），在回族穆斯林身上都全部具备，而且表现得十分鲜明突出，宗教信仰渗透到了整个民族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方方面面。此外，中国回族穆斯林形成的民族化历程本身，为世界宗教学界研究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伊斯兰教的一个穆斯林族群，在一种完全陌生的非伊斯兰社会长期存在的文化适应机制，提供了值得深入研究的典型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