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与蒙古学关系密切
回族先民进入东土华夏虽然肇始于唐宋时期，但大量东来却是蒙古西征并建立王朝的公元13世纪。蒙古西征震撼了亚、欧两块大陆，他们建立的中亚各汗王朝，南亚印度的莫卧尔王朝和中国元王朝等政权的所有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构成了蒙古学研究的主要范畴，而这些活动始至终都贯穿着回族先民的参与。回族先民中的中亚突厥语系各族穆斯林、阿拉伯人与蒙古人之间，又有着相同的马背上的游牧民族这种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同构形态。此外，元代是中国回族最终形成为一个独立民族登上中国社会历史舞台的关键时期，不仅回族血缘里大量融进了蒙古人的成分，而且作为色目人主要成分的“回回人”，还成为了蒙古统治集团所倚重的主要力量，积极参与到蒙古人对国家的统治管理活动之中，这些管理国家的军事和政治活动，一方面服务于蒙古人对国家的治理，另一方面也从社会分布、民族融合、文化涵化（cultural acculturation）等三大方面加速了回族的民族化进程，回族后来的民族血缘里融入了大量蒙古人的成分，部分蒙古族甚至集体皈依了伊斯兰教而最终演变成为回族。因此，元代是回族形成的关键的历史时期，蒙古学作为东方学中与藏学、敦煌学齐名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它的研究离不开对回回人的历史、宗教、语言等文化要项的研究。
（五）与语言学关系密切
从民族学或人类学的角度而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人类思维的工具，不同的民族使用着不同的语言。语言是一个民族形成和稳定的评判要素（如斯大林的民族定义），语言的研究历来是我们对某个民族的文化进行深层解读的“通天塔”。如前所述，回族先民的父系主体来源极其复杂多元，既有大食（阿拉伯）人、波斯人，也有中亚各族人、南亚和东南亚各族人，他们来华之初，分别操着闪含语系的阿拉伯语，印欧语系的波斯语，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吐火罗语、古叙利亚语、古粟特语、维吾尔语、蒙古语等，南岛语系的占城语（如海南三亚市回族的“回辉话”）。语言学划定的世界上的语言共有11大语系，回族先民们使用的语言，目前，学术界已经明确的就有上述的四大语系中的近10种语言[6]。从唐宋时期开始，侨居中国长安和东南沿海的泉州、广州、明州（宁波）、扬州等国际港埠城市“蕃坊”里的回族先民通过“蕃学”逐渐学习了汉语，元代则开始以色目人中的“回回人”身份参加国家的科举考试，最终于明初转而通用了汉藏语系的汉语。但迄今为止，回族仍然在通用汉语文的同时，保留着部分古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语汇。此外，明清以降，随着回族向中亚和东南亚地区的迁徙，跨境而居的回族人又把回族在中国境内形成的这种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化带入了侨居国家，在掌握了寓居国主体语言俄语、泰语、缅语等语言的同时，顽强地保存着自己的母语（即陕甘、云南汉语方言及少量古阿拉伯语、波斯语语汇混合而成的回族化了的汉语）。因此，开展对回族语言的研究，不仅具有国内民族学研究上的语言学价值，而且成为当今国际语言学界必须关注的一个重要科研课题。这是中国回族文化中表现在语言文化方面的一大特色，值得我们民族学界给予高度重视。
（六）与考古学关系密切
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从19世纪以来都是世界考古学界关注的重点国家和地区。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考古学家曾经蜂拥来华，对河西走廊上的敦煌、新疆和西藏地区的中国文化遗址进行强盗式发掘，窃走了大量中国文物，在中国掀起了考古热潮，在欧洲掀起了汉学狂飙。其中的许多文物恰是回族先民沿着北方丝绸之路来华的经济商贸活动留下的见证。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物，还散布在另外的两条丝绸之路——从阿拉伯海经波斯湾、印度洋、南中国海到达中国东南沿海的海上丝绸（或香料）之路，从阿拉伯半岛腹地天方麦加经由南亚次大陆印度到达东南亚中南半岛的缅甸、泰国、越南，再进入中国云南、四川的西南丝绸之路所经过的沿途陆地、海疆、岛屿，以及唐、宋、元、明、清各历史时期里回族先民们足迹所历的中华大地上。这些文物多是丝绸、瓷器、珠宝、玉石、玳瑁、珊瑚、茶叶、香药、钱币、乐器、宗教经书、穆斯林古墓葬、古碑铭、古清真寺和各种金属器具等。它们是中国考古文物的一个重要成分。中国国内的泉州、广州、南京、扬州、海南、陕西、宁夏、新疆、山东、河南、云南、四川、北京故宫、天津、上海等省区市的博物馆和清真寺里，都珍藏着大批回族伊斯兰文物，它们是回族先民在华夏大地上进行经济文化活动的历史见证，理应成为未来回族学学科范畴里亟待加强的研究领域。因此，中国考古学的研究离不开回族学的参与。
（七）与航海科学关系密切
回族先民的主体大食、波斯穆斯林，从上古时代及至宋元时期，一直主宰着从阿拉伯海和波斯湾东下南亚、东南亚和东亚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航道。盛唐时期阿拉伯阿拔斯王朝军队在中亚与中国军队发生的怛逻斯战役（751年），把俘虏的2万多大唐汉军带到阿拉伯腹地，阿拉伯人从中国战俘那里学习掌握了中国先进的造纸术、火药和指南针三大科技发明，并把指南针技术运用到了航海事业中，建造了领先于当时世界船舶界最高水准的阿拉伯硕大海舶，扬帆驰骋在广阔的阿拉伯海、地中海、红海、波斯湾、印度洋和南中国海上，独领世界航海和造船技术的风骚。定居中国的大食、波斯穆斯林后代的回族人继承了这一优良的航海传统，及至14世纪的明朝初年，诞生了代表中华民族率先开拓世界航海伟业的回族穆斯林航海家、外交家、军事家郑和（1371～1435年），创造了享誉寰宇的人类航海创举[7]。在人类即将进入千禧年之际的1998年，美国著名的《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y）杂志评选千禧世界航海家名人，郑和是东方唯一的一位；稍后的2000年，郑和被美国《生活周刊》评选为千年全球百位伟人，荣登入选的6位中国历史伟人之首；2001年5月，美国《时代周刊》（Times Weekly，May，2001）又出版了郑和专号，在美国和英语世界掀起了郑和研究热潮[8]。2002年3月15日，英国皇家海军退役指挥官、业余历史学家加文·孟席斯先生（Gavin Menzies，1937～）经过14年的潜心研究，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庄重地发表了中国明代的回族穆斯林航海家郑和才是世界环球航行并发现美洲和澳洲新大陆第一人的惊人结论。孟氏新论一出，犹如平湖落石，激起千层波浪，已经打破并正在挑战着4个多世纪来西班牙航海家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1451～1506）首次环球航行并发现美洲新大陆的西方航海神话。设若孟氏新论最终能够确立，则世界历史必将重新进行改写。对回族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航海壮举的重新研究，正是当前和今后世界航海科学界的一件急迫的学术任务。2002年12月初，由北京大学、云南大学和新成立的云南省郑和研究会联合在昆明举办的第二届昆明郑和研究国际会议，会集了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澳门地区，英国、伊朗、印度、东南亚各地的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对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进行了深入探讨，达成了诸多共识，揭开了郑和研究的新序幕[9]。未来回族学的研究中，我们既要系统研究总结回族先民执掌唐、宋、元时期（618～1368年）海上丝绸之路的航海科学成果，又要密切关注以明初郑和率领庞大远洋舰队七下西洋为代表的中国古代航海科学的成就。当前“郑和研究”正在世界范围内有形成一门独立学科的趋势，它也理所当然地需要回族学的参与。
（八）与天文历法和医药学关系密切
世界历史上通行的古老历法，共有基督教公元历、阿拉伯—伊斯兰历法（希吉拉历）、中国农历、印度历法、佛教历法等几大历法体系，而所有的历法体系的形成都与天文学的高度发达紧密相关。其中起源于阿拉伯和波斯的回回历法（又称天方历法），从唐宋时期起，就对中国天文历法产生着重要影响，元明两代的影响尤为显著。元明两朝都专设有“回回司天监”“回回钦天监”“回回司天台”“回回观星台”，以马依泽、扎马剌丁、伍儒为代表的大批阿拉伯、波斯和中亚穆斯林天文学家络绎东来中国供职，专司天文历法，成为天文历法世家，流传至今的《武经总要》《应天历》《万年历》《西域历法通径》《七步推政》《象宗书》《回回历》《天方历源》《寰宇述要》等阿拉伯、波斯天文历算著作，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老的天文历法科学。医药学方面，元代以来，大批回回医师接踵东来，将阿拉伯、波斯及中亚地区穆斯林的医药学著作大量传入中国，元朝廷还在广惠司下专设了“大都回回药物院”“上都回回药物院”等回回医药机构，接纳东来中国的回回医学人才，专司回回医药学的研究和临床救治工作，《回回药方》《海药本草》《饮膳正要》等医书医典流传至今，绝大部分回回穆斯林医药学的精华，都已经深深融入到中国传统的中医学中，成为了今天中医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九）与经济学关系密切
回族先民的主体大食（阿拉伯）、波斯和中亚各族穆斯林沿着贯通东西方世界的三条丝绸之路络绎东来，历唐、宋而元、明，持续时间长达千余载。他们以各种身份东来中土的主要活动之一，就是从事国际贸易，沟通东西方的物资交流，获取丰厚的经济利益，同时也交流传播了彼此的灿烂文化。众所周知，阿拉伯、波斯人以善于营商而著称于世，古老的丝绸之路带给了阿拉伯穆斯林世界滚滚的财富，使得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的社会经济保持着极度的繁荣，被阿拉伯艺术家们用生花妙笔描绘在脍炙人口的阿拉伯古典文学名著《天方夜谭》中。回族先民的骆驼商队、海舶络绎东来，在千余年的时空跨度中，用生命、智慧和辛勤汗水，绘制了一幅幅东西方商品经济交流、社会繁荣昌盛的绚丽画卷。兼有游牧、商业和农耕三种经济社会形态的回回先民的到来，还打破了中国汉民族传统单一的农业社会结构，矫正了中国传统思想中根深蒂固的重农轻商理念，成为刺激和孕育古代中国商品经济思想的一道曙光。回族是中国56个民族大家庭中从事商品经济活动的急先锋和主力军，他们超前的商品经济思想意识和成功的社会实践经验，是中国商品经济思想宝库里不可或缺的瑰宝。回族学研究，需要认真总结回族善于从事商品经济活动的规律及其文化机制。该领域的深入研究，不仅对于回族自身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而且对于增进中华各民族的团结、进步与共同繁荣，对于中国今天的改革开放、西部开发和小康社会建设，以及中国加入WTO后如何应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挑战等，都将大有裨益。
四、回族学与中国伊斯兰教的关系
回族与中国伊斯兰教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个“古老”话题。1949年之前的历史上，回族的研究与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因“族”与“教”的关系被人为的混淆，曾经长期陷入一个话语怪圈，使得本属正常的学术研究始终处于一种两难的尴尬境地。这种人为的概念混淆，既困扰着汉族和其他非穆斯林学者，更困扰着回族或其他穆斯林学者。笔者认为其中有两个学理上的认识障碍必须厘清：一是伊斯兰教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宗教吗？二是回族穆斯林在中国伊斯兰教的结构框架中到底处于一个什么位置？二者能否简单等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