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8月23日至26日，“第四次全国回族史讨论会”在河北承德举行。此次会议的重要议题是讨论近现代史上有关回族经济文化、革命斗争、历史事件与人物等问题。抗日战争中回族的作用与贡献，也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重点。与会代表围绕上述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表述了各自的学术观点。
一是回族聚居区和散居区的对外开放问题。宁夏代表就对外开放中如何发挥回族伊斯兰教优势，促进宁夏回族自治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建立银川伊斯兰内陆经济特区的问题，从宁夏伊斯兰历史、现状及特点，借鉴历史经验等方面进行了论证。福建代表就泉州回族在改革开放方针指导下，发扬回族先民善于经商的优良传统，大办小型乡镇企业，产品销往全国和欧美、东南亚等10多个地区和国家，促进了回族经济迅速发展，并分析了泉州回族经济发生根本变化的成功经验，以及今后发展并对外开放的方向。
二是现代史上回族人民的革命活动。这方面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中原大地的回族抗日武装——回民支队的军事活动和全国各地回族人民的抗日救亡等方面。有的代表就渤海回民支队在保卫平泉、解放长春战斗中作出的历史功绩进行了评述。
三是回族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北京代表对“五四”运动中杰出的回族女战士刘清扬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革命活动作了较全面的探讨，肯定了刘清扬在“五四”运动中发起组织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以及与周恩来、马骏、郭隆真、邓颖超同志一道发起组织“觉悟社”，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压迫的一系列革命活动。甘肃代表则对回族历史人物马仲英1928～1934年间的军事活动和政治活动进行了探讨。认为对马仲英评价不能得到一致的焦点之一，就是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问题。从他“揭竿起义”到出走苏联的7年间，给予他影响的各种力量和形形色色的人士十分复杂。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环境，造就了马仲英至今仍未能定论。因此，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给予他客观而又适宜的评价是十分必要的。
四是回族史研究的系统结构问题。陕西代表在会上提出，近年来，回族研究虽然在调查资料、单项研究，特别是在反清起义、回族文学以及回族伊斯兰教等方面有重大进展，然而单学科化、深层化从而达到建立体系化的“回回学”，却还尚嫌遥远。因此，用“系统论”的方法研究回族史是非常必要而又迫切的。他们就建立回族研究分支学科和参照系、研究网络等方面谈了看法，还建议在研究回族系统的同时，要侧重于现状系统的研究，研究重建这个民族的系统工程方案，研究它的发展导向，以便使回族在现代化、科学化的进程中得到新发展。
这次会议提出，由于回族多数分散居住在全国各地，决定了回族史研究工作的分散性和艰巨性。为了加强各省、市、自治区之间的协调，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组织回族史的研究，建立全国性回族研究机构十分必要。会议提议成立回族史研究协作组，请宁夏社会科学院负责组织筹建工作。
承德会议是一次研究回族问题的理论工作者和从事实际工作者相结合的会议，与会代表共56人，来自全国12个省市，提交会议的专著、论文集和学术论文共21篇（本）。
1989年9月18～20日，“第五次全国回族史讨论会”在河南郑州举行。这次会议专门讨论回族经济问题。关于历史上的回族经济，与会代表在讨论中认为，首先，回族是善于经商的民族，回族先民由经商而定居中国。他们在唐宋时期经海路和陆路到中国来经商，一般是贩运香料、药材、象牙、珍宝等商品到中国，再在中国买丝绸、瓷器、茶叶，运回去卖。其次，回族形成中，经商活动是其主要内容，元代的“回回”商人不但数量多，而且散布中国各地，不像唐宋时期只集中在几个商港或重要城市。元政府曾对回回商人的商业活动，给予政策上和行动上的优惠与自由。第三，明代回族的商业活动主要范围在国内，这对维系其为一个民族，增强了凝聚力。经商，成为回族的经济特征。清代前期回族商人继承元、明回族商业经营的传统，又有新的发展，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最充分的阶段，各地城乡回民走在发展商品经济的前列。也有代表认为，明清时期回族经济活动由盛转衰。第四，“屯田”使回族经济发生巨大变化，农业成为回族的主要经济活动。元代“回回”人屯田后，回回分散各地，从事农业的居多，兼营牧业。有的代表认为，回族人居住分散、土地少，多居荒岗僻岭之处，易旱易涝。他们的经济一开始便紧紧地与特殊的地域相结合，形不成具有影响力的经济力量，造成了回族经济发展缓慢。第五，伊斯兰教和回族经济的关系方面，有代表认为，伊斯兰教的戒律影响到回族经济生活[4]。
关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回族经济，代表认为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特别是1978年以后，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回族经济的发展取得了更加显著的成绩。虽然回族经济受到周围环境很大影响，但由于历史传统、民族心理、生活习惯等原因，其经济特征、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等仍保持着明显的特点。首先，商品经济意识较强，这与回族善于经营传统的小商业活动，以商为荣的意识有很大影响。其次，由于历史及民族习俗的影响，回族经济仍保持着传统的产业结构。第三，由于回族在历史上深受民族压迫之苦，他们对早日结束长期的贫困落后状态心情迫切，开拓探索意识较强。第四，利用当地的地理环境和物产等条件发展商品经济。代表们还提出了回族经济发展的设想，行业要合理化，避免单一化，层次要合理化，不能停留在粗加工上，要建立起合理的经济层次，要继续坚持对外开放，用回族的传统优势，发展与伊斯兰国家的经贸联系，拓展国外商业市场。发展经济已经成为回族人人重视的问题，但目前令人担忧的是人们对教育不重视，这是关系到民族素质的提高和民族经济能否深入发展下去的大问题。“发展经济求自存，发展文化求自立”，代表们强烈呼吁广大回族群众提高对发展教育的认识。
郑州会议有全国17个省、市、自治区的66名代表参加，共提供论文和专著40篇（本），其中探讨回族经济问题的有23篇。
1990年10月8日至11日，“第六次全国回族史讨论会”在山东济南举行。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近现代回族史，侧重讨论回族教育史方面的问题。代表们认为，回族教育的发展大体经历三个阶段：回族先民时期至20世纪初为第一阶段，清末民初至新中国成立前为第二阶段，新中国成立以来为第三阶段。回族教育是培养回族人才的社会活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回族教育，泛指一切增进回族知识、技能、体质以及形成或改变人们思想意识的活动。狭义的回族教育，则单指学校教育，即通过学校对回族学生的身心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影响，以便将其培养成为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服务的人的活动。
经堂教育在回族发展过程中，曾经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在现阶段，经堂教育对于回族来说，既是一个宗教信仰自由问题，也是一种传统的民族自我凝聚方式，必须与普通教育分开，并要引导这种教育服从民族发展的最高利益。
辛亥革命前后各地回民开始兴办新式学校，涌现出一大批回民（清真）中、小学，标志着回族的民族教育开始由经堂教育的单一型，向以国民普通教育为主兼有宗教教育的多元型转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新式学校教育的发展，一方面依赖于回族中有识之士的辛勤努力，另一方面也离不开汉族知识分子的帮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回族教育空前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后，各地建立和恢复了大批回民中小学，回族普通教育的形势是好的，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对此，代表们在讨论中提出了一些认识和改进的意见。增强教育意识，不仅要使回族自身充分认识发展现代教育的重要性，更应该让社会都认识回族教育的存在，都来关心和支持回族教育事业。要重视发展回族的基础教育、幼儿教育和回族聚居地的女子教育。注意协调回族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宗教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关系，围绕发展回族经济办教育。号召社会办学、群众办学，并希望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对回族教育适当采取倾斜政策。
在这次会议的讨论中，各地代表还就回族形成的特点，近现代史上回族人民反帝爱国斗争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回族心理素质，回族文化特点，回族中的宗教制度，回族文献界定，部分历史人物评述等问题发表了各自的见解和观点[5]。
在这次会议上，大家对全国回族史讨论会这种形式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仍应继续进行下去。认为这种全国性的讨论会，对于提高回族史学工作者的思想认识和素质，加强和促进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回族史研究情况交流，为有关部门决策提供历史借鉴和科学依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参加济南会议的代表共91人，来自全国27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包括回、汉、黎、蒙古4个民族，其中中青年约占代表总数的50%。会议收到论文、资料共77篇（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