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2月2～4日，“第七次全国回族史学术讨论会”在陕西省西安市举行。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近现代回族历史人物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宗教等领域的活动及其评价，同时交流各地回族史志工作的经验，抢救回族史料问题，编纂回族通史及当代回族人才培养等问题。会议论文中有的就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在理论上进行了综合性地探讨，有的就一些有重要影响的知名人物进行了更加深入地研究，有的对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提出了新的观点或作出了新的评价，更多的是对地方性的或过去未被人们重视而又作出过一定贡献的人物作了论述和介绍。其中有军事科技专家丁拱辰、捻军首领苏天福、香港企业家脱维善、新疆回民起义首领妥明、回族教育家马邻翼，以及马麒、白崇禧等人。许多代表在讨论中认为，在历史人物研究上要敢于坚持实事求是，不要苛求于前人。对其一生做了很大错事的应当批判，但又做了些好事的，该肯定的还应肯定，不要强求一致。还可以按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分阶段进行评价，恰当地估价其历史功过是非。有的提出在写历史人物时，不仅要写回族中有代表性的人物，还应挖掘更多的名不见经传的历史人物，包括回族女性人物、国外的回族人物，放开研究视野。会议在历史人物的讨论中，有一定的深度和新的突破。会议还要求对回族近现代人物的调查、研究、考证工作应当继续下去。
关于抢救回族史料和地方史志问题，与会代表认为，回族及其先民的历史悠久，大量史料散落民间，抢救回族史料是一项刻不容缓的紧迫任务。各地应积极组织力量，大力挖掘整理，及时公开发表。特别是仍然健在的老同志、老学者、专家及各方面的知名人士，应该为下一代、为后人留下宝贵的财富，以利于教育后代，这不只是自己的事情，也是对本民族和国家的贡献。回族地方史志的工作这几年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但各地进展不一，特别是回族人口较少的省份，这项工作的难度更大，需要动员大家动手去做。希望通过大家的努力，力争在短时期内编写出各省、市、自治区的史志，为中国回族史的编撰打下坚实的基础。
编写《中国回族通史》是与会代表一致的要求和愿望，白寿彝教授自“第一次《回族简史》座谈会”以来，一直关心着这部书的编写，并提出了12卷和10卷“志”的具体编写设想，与会代表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并同意白先生提出编写此书一是材料，二是编写人员，三是培养人才，四是写好必须有一定时间，急不得的建议。建议编写工作由宁夏回族自治区牵头，全国各地密切配合，使回族通史的撰写工作早日启动。会议上许多代表建议能够成立回族史研究学术团体，建立一支多层次的研究队伍，特别是培养和扶持更多的青年研究人员，壮大并提高回族史研究队伍的力量和水平。
西安会议有来自全国23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回、汉、撒拉、满4个民族的110名代表参加，会议收到论文80多篇和数部回族地方史志及文集等。
1995年8月10～14日，“第八次全国回族史讨论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行。会议的主题是发展教育、振兴经济、促进民族繁荣与进步。由于会议适逢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故抗战和反法西斯斗争的学术讨论也是会议的主题之一。
在这次会议上，与会代表在发展教育，振兴、促进民族繁荣与进步的主题下，就这一领域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各类问题展开了充分、深入、热烈的讨论。
关于回族教育问题，不少代表探讨了各地回族教育历史及现状问题，还有的涉及回族妇女教育、回族宗教教育、回族近现代新式教育、回族家庭教育等问题。大部分代表认为，回族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既掌握现代科技，又有较强民族意识的社会主义“四有”新人才。回族教育除国家统一的教学大纲所规定的内容外，还应有本民族自身的特点，但回族教育不能与现代教育脱节，否则没有前途。所以回族教育仍应坚持以现代化教育为主的方针，在此前提下，适当增加民族文化课程，体现民族特色。只有提高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民族教育水平，回族才能谈得上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
在关于回族经济的讨论中，有些代表探讨了民国时期的回族工业、丝绸之路、穆斯林商贸与钱币、云南回族马帮的对外贸易等回族经济史方面的问题。更多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新时期以来回族经济的发展问题上，认为回族经济当前又处在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困难与希望同在的关键时期。目前的有利条件，一是国家对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有优惠政策，二是回族有善于经商的优良传统，三是劳动力资源丰富，四是回族大都居住在交通要道上，交通便利，信息灵通，有发展商品经济的区域优势。问题在于如何将这些有利条件充分调动起来，使回族经济在更高的层面上得到全新的发展。与会代表认同国务委员、国家民委主任司马义·艾买提在这次会议的讲话中指出的，在中华各民族当中，回族的经商历史比较悠久，经商意识的起点在少数民族中也比较高。搞商品经济，回族人民占有优势，适应性很强。但是，回族的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的程度后再没有向规模经济、向高层次发展。在几十亿、几百亿的经济集团中，看不到回族经济，制约因素是什么？这应当是一个好好研究的课题这一观点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从一个方面指出了回族经济发展中带有方向性的问题，应当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关于回族文化领域研究的讨论，代表们围绕回族语言、回族文化与出版、回族民间文学、回族文化遗产挖掘与古籍整理、回族文物研究、东干文化与文学等问题展开。有的代表专门谈到回族文化的特色问题，认为回族文化是伊斯兰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而且还给回族文化赋予了独特的民族共同性。
在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讨论中，许多代表就中国回族人民和东南亚各国穆斯林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和贡献、前苏联回族（东干族）人民在抗击德国法西斯斗争中的献身精神和历史功绩，以及各地抗日救亡活动史实、回族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作用、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对回族的政策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形成的共识是，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回族表现了坚贞不屈的爱国立场和大无畏的反侵略斗争精神。同时，回族也使自己的民族意识再次经受了战斗洗礼，民族性格进一步得到了锤炼，爱国主义传统与革命精神终于融为一体，并和全国人民一起，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这次会议还简要总结了历次回族史讨论会的收获，认为连续8次讨论会的召开，为促进和繁荣回族史研究，培养和壮大回族史研究队伍，端正和提高回族史学工作者的思想认识与素质，加强和推进全国各地回族史研究情况的交流，为有关部门决策提供历史借鉴和科学依据，为“回族史”编写工作的早日完成与出版，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这次会议上，经过长期的酝酿，成立了“回族学研究会筹备领导小组”，负责回族研究会申报等筹备事宜。乌鲁木齐会议有来自全国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包括回、汉、满、藏、撒拉、东乡等6个民族成分的113名代表参加，收到学术论文90篇（册）。
1983年至1995年的12年中，关于回族问题的研究，除了8次回族史讨论会议外，还有其他相关和专题性的会议与回族研究也有密切的关系。从1980年至1986年，具有全国规模的西北五省区伊斯兰教学术讨论会共举行了5次，在向会议提交的论文、资料、专著近400篇（本）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文章涉及回族”。[6]1987年9月4～8日，在陕西省西安市举行的“清代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学术讨论会”，收到关于回民起义性质，回民起义军与太平军、捻军的关系，回民起义领袖人物的历史评价及其他论文31篇。1989年12月11～13日，也是在西安市举行的“回族医药学术讨论会”，收到论文、资料85篇，对回族医药学尤其是元明回族医学著作《回回药方》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对研究和总结回族医药文化有开创性意义。此外，近12年来，全国和一些省区在讨论民族史及民族问题、经济、教育、文学艺术等内容的学术会议上，也涉及到了回族各方面的问题。这些学术会议的召开与讨论，无疑对回族问题的研究起到了促进与推动作用。
12年来，在回族史讨论会及其他学术会议连续举行的同时，一大批与回族有关的研究成果不断问世，其成果之丰硕、研究内容之广泛、开拓新领域之多、研究深度之不断提高，为回族研究史上前所未有。这批成果中很大一部分，是在回族伊斯兰教学术会议的推动下出现的，也可以说是这些学术会议为学术成果的问世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良好的学术氛围。
[1]《宁夏日报》，1983年10月7日。
[2]《宁夏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
[3]杨志玖：《关于元代回族史的几个问题》，载《回族史论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30页。
[4]陈廷良：《第五次全国回族史讨论会在郑州召开》，《宁夏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
[5]《第六次全国回族史讨论会纪要》，载《中国回族教育史论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5页。
[6]《中国回族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年，第10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