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解放前全国回族中等学校统计表（1949年为止）
冀鲁边区（渤海）回民支队初创时期遇到的几个特殊问题
王连芳
时间的河流，卷走了数不清的往事，却卷不走50年前那段沉甸甸的战斗历程。日本军国主义者炮制的卢沟桥事变，把中华民族投进了战争的深渊。在那内忧外患的岁月里，被激怒的中华儿女，掀起了一场可歌可泣的救亡运动。冀鲁边区（渤海）回民支队，就是那汹涌激流中一朵血与火染红的浪花。他与回族英雄马本斋率领的冀中回民支队相呼应、相配合、相支持，战斗在津浦铁路与南北运河的东西两侧。当我读完老战友们亲见亲闻的回忆文章后，想起了、也仿佛见到了当年这支开始只有20来只枪的小部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奇迹般地发展成了拥有4个大队、威震敌胆的回民支队！打掉第一批日伪据点——旧城、于桥、姚庄……熬过最艰难的岁月，锻炼成能胜利解放天津南郊小站、长芦、黄骅、无棣等几十个重要据点和县城，并在频繁的战斗中进一步壮大为9个大队！抗战胜利后，又立即挺进东北，跋涉内蒙，打平泉，打三肇，打长春机场！改建为东北回民支队后，又晋升为技术兵种——铁道兵团二支队（二师），从松花江畔滚滚入关，南下沧州、德州，直抵湛江，完成一系列修路架桥的任务后，又挥戈北上，参加抗美援朝！整整3年一直战斗在清川江上。从朝鲜胜利归国后又奉命以“代职转业”的特有身份，到回民聚居的大西北——宁夏、甘肃、青海、新疆等省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等等。一幕幕史诗般的历程，浸透了多少优秀战士的汗水和鲜血，奉献了回、汉、蒙古、朝、满等各民族的多少烈士的生命。像回支这样有万把人的部队，在我军中不知有多少，为什么它给人的印象如此深远？是什么力量使战士们那样勇敢善战？又是什么精神把长期存在着误解隔阂的回汉两大民族凝聚在一起，从胜利走向胜利？这在战友们的回忆文章中已经作了回答，我还能写些什么呢？由于回民工作的需要，我只是参加了边区回支的创建并和同志们共度了那段艰苦的岁月。我想还是从自己当时处于领导岗位接触到的一些党的特殊决策和起步中的特殊问题写起吧。以战友的深情，献给渤海回支幸存的战友和烈士们！
一、边区回族革命的火焰，是在特殊矛盾中点燃的
冀鲁边区东临渤海，西靠津浦铁路和运河，南邻济南，北接天津，自古是南北水陆码头和交通动脉。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自然也成为日寇侵华的目标之一。全区20多个县，800余万人口，回族20余万。除惠民、乐陵两县因明末官僚李阁老对回民赤地血洗，尽被赶杀外，其他各县皆有回族居住，而以津南的孟村、沧州、盐山、黄骅和鲁北的德平、商河、陵县、禹城、临邑等县为多。
津南地区本是九河游荡、洪水滔滔的浩瀚泽国，经过漫长的沧桑变化才显出平陆，故至今仍多属低洼、盐碱之地，常常六月铺霜、遍地碱白，庄稼很难生长，终年辛劳，所收无几，渤海沿岸，更是寸草不生，靠渔盐业糊口。
回汉人民共同生活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又共同受着军阀官僚、地主和日本浪人的剥削压迫，“糠菜半年粮”“麦子黄梢，饿得蹬脚”“几天揭不开锅”“饭有上顿无下顿”成了回汉人民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而回族则又受着特有的民族压迫之苦。按清王朝规定的四等土地税，回族要交最高的那一等，在官方文书上，居然把回字加上反犬旁，以示回民“不侔于人类”。按清律规定，三人以上持兵器走路者，要定罪，对回族则罪加一等。此外生产门路窄，许多回民被迫从事小商贩、小运输和冒险熬硝盐。贩私盐，一旦被缉拿，轻者没收、罚款，重者关监砍头。许多人不得不背井离乡，闯关东，奔唐沽，下煤窑，当盐工，有的甚至铤而走险，来个“杀富济贫，打家劫舍”，结果招来本人和全民族的更大灾难。据《孟村县志》记载，1916～1929年北洋军阀和国民党14年的血腥统治期间，孟村、牛进庄、石桥、走河一带，被公开划为回匪区（俗称14特别村），先后被杀几千人，房屋被毁几千间。1922年，直系军阀张宪的二十三师，一次就杀掉350多人；一个不足百户的东赵河就有23名无辜青年被砍头。回族老人悲痛地说：“各家回回坟里都有几个没头的。”这些刽子手还在回汉人民中肆意挑拨离间，散布谣言，制造纠纷，致使回汉民族存在着相互歧视和严重的不信任，误解和隔阂越积越多，回族中流传着“汉人肚里有××”，甚至诅咒时说自己“若做坏事，就变成汉人”，汉族中则流传着“打死一回，即少一贼”，嘲笑回族的“牛进庄赵河，不偷人家笑话”，“宁挨千句骂，也不和孟村人说句话”等。
至于鲁北回族，虽然由于土质稍好些，情况略有不同，但人多地少，出路困难则是一样的，加上津南和鲁北的绿林好汉常常合伙作案，以致德平的白集、重庆，商河的白集、买虎站，无棣的五营和阳信的六营、流坡坞等回族聚居区同样遭到残酷的镇压，被抓被杀的不计其数，而周围的汉族兄弟也遭到牵连，被抢掠和屠杀。
面对屠刀，回族人民并没有屈服，顽强地进行着武装和非武装的各种斗争，“只有穷回回，没有怵回回”，几乎成了回汉人民的口头禅。我恰恰降生在那悲惨动荡的时代，从小时候就跟着大家歌唱回族绿林好汉外号叫“没耳朵”的儿歌：
火车拉笛吱吱叫，张作霖的大兵往南调，打哪里？打石桥，石桥有一个“没耳朵”，腰插匣枪手拿刀，钢刀专砍大兵的后脑勺，打得张作霖的大兵东逃西窜，叫爹叫妈嗷嗷叫……
然而，回汉人民并没有因此摆脱危命，所有斗争从没有成功过，而每次斗争的失败，招来的却是更残酷的镇压。
正当回汉人民找不到一点活路，也看不到一丝光明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派人来了，革命先驱、回族共产党员刘格平同志和汉族革命烈士张隐韬同志即沧盐地区最早的革命火种传播者。刘格平同志在沧盐地区是一位传奇式的革命人物，他的家庭是孟村县堤东村的官僚地主，人们称他为“三少（爷）”。但他从少年时代就以叛逆精神和封建家庭作斗争，1922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很快转为中共党员，先后被捕3次，坐牢达14年之久。1926年他在本村建立了第一个津南地区的堤东党支部，和张隐韬同志一起组织农民自卫军，在回汉人民中广泛开展反盐禁，抗苛捐和“分吃大粮户”的活动，虽屡遭失败，却从来停止过斗争。特别是1934年，以他为首的津南党所领导的庆云马夹河万名河工暴动，震动了津南各县的敌人，更唤醒了广大回汉劳苦人民的觉悟。尽管刘格平同志被捕，组织被破坏，革命斗争暂时被镇压，但在回汉群众中却撒下了革命火种。汉族中的马振华、贾震、邢春奎、邸玉栋和回族中的刘子芳、王俊峰、李安民等同志是当时很有影响的共产党人，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革命斗争，并在“七·七”事变后，立即举起中华民族解放的抗日大旗，建立了抗日救国军和救国会。我和刘震寰同志就是在这一革命洪流中，分别于1933年和1935年被卷进革命队伍来的。因此，渤海地区出现回汉人民并肩抗战和建立回民支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和历史根源。
二、举与不举“回民支队”旗帜之争以及与回救总会特殊的亲密关系
就像临盆的阵痛，回民支队的降生，也经历了痛苦和曲折。这种曲折，更多是来自革命队伍本身思想认识和理论上的模糊。
如上所述，津南地区的党组织是刘格平等同志创建的，冀鲁边区的革命烽火是回汉革命志士共同点燃的，回族人民的许多优秀儿女投入了抗日救国的浪潮之中。刘子芳、张风亭、刘树林等烈士组成的救国军第一路，庆云县的杨震东组织的独立大队，沧县的刘震寰，鲁北的李玉池、李登武等回民同志先后组织的抗日大队以及我当时主持的由牟致祥、柳挺同志率领的青年武装大队的回族同志，加起来有千人左右。但是，当时我们却没有像冀中的马本斋同志那样打出回民支队的旗帜。这是为什么呢？本来早在1938年，肖华司令员和符竹庭主任针对日伪组织回教联合会，对我回汉军民阴谋搞破坏，指定了老党员、回族知名人士冯景恩同志，包括刘子芳、韩凤仪、刘喜三、李玉池和我等一些回族同志共同发起组织冀鲁边区回民抗日联合会，决定由冯景恩同志作主要负责人，并发表告回族同胞书，号召回民武装抗日和反对回奸。可惜冯景恩同志不久被顽军逮捕，而我们几个发起人又各有自己的战斗岗位，一时难于抽身专搞这事。致原已组织的“回抗联”无形中陷于瘫痪，但其所以没有立即建立回民武装，重要的还是当时同志们对要不要举起回民抗日部队的旗子，有一些模糊认识。当时党的领导包括回族老党员刘子芳、王俊峰等同志，都按着“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不能分什么民族”“抗战是一致对外不应分民族”“抗日部队绝不能影响党的统一领导和统一纪律”等原则，进而推论到单独举起“回民抗日支队”的旗帜，符合不符合上述革命原则，就有点没有把握了。总认为组织回民武装不过是为了照顾回民生活习惯，既然回民生活已受到照顾，当时抗日队伍人数又不太多，何必再把它分成回民部队和汉民部队？我和一些回民同志虽然朴素地感到，如果建立回民抗日部队，一定会受到回民欢迎，更容易动员回民参军，却不能把这一问题提到回族解放的高度来认识，还不大懂得这是一个抗战理论与回民特点相结合的问题。当时我虽然已担负冀鲁边区民先总队长和青救总会主任的重任，但在这个全新的特殊问题面前，是既无理论也无经验，一时说不出个道道来。加上部分回族同志内心觉得参加回民部队不如“当八路军”光荣，就使这个问题搁置下来了。1939年肖华司令员率边区部队转移到鲁西北，刘子芳、杨振东等部队也跟着南下，冀鲁边区部队当时除留下一个小团和几个县大队，几乎都调走了。回族同志除刘震寰领导的六大队、杨大生领导的沧县县大队和我属下的青年武装大队，有少部分回族同志外，其他部队只有零星几个了。当时，正值日寇回师扫荡，国民党军队逃跑的逃跑，投敌的投敌，敌后抗战的形势急转恶化，特别是日寇利用回奸刘佩忱的部队和刘恩卿、刘泉符、刘宝衡、王连壁、李善栋等亲日的阿訇和回民劣绅组织伪回教联合会，在回民中散布“和平救国”等亲日论调，挑拨回汉关系，诱迫一部分回族青年参加伪军，并煽动仇视汉族，大搞烧杀抢掠，对当时处于相对劣势的抗战军民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为了加强对回奸的斗争，组建回民武装问题又被提到党的议事日程上来了。沧县县长丁润生同志就曾为建立回民部队向边区党委提过建议，加上冀中马本斋于1939年由回民抗日自卫军正式建成回民支队，战功显赫、威震敌胆的消息，也传到了冀鲁边区，虽然不知内部详情，却也起了促进和酝酿作用。
真正使冀鲁边区党委和军区最后下决心组建回民部队的还是冀中回民支队的丁溪野和曹奎两位阿訇的到来。1940年春，他们没有带什么证明，以阿訇的装束非常勇敢而又悠然地越过敌伪一道道封锁线和大小据点到达冀鲁边区。他们立即受到了边区党委代书记李启华和军区政委周贯五等同志的热情接待，并在“烽火”报上公开刊登了他们到来的消息。他们向边区领导详细介绍了冀中回民支队成立的经过，也介绍了马玉槐、金伏云二同志领导的回民抗联会，特别是回答了当时大家都很关心的有关理论认识问题。用冀中回支的实际作用来说明建立回民支队这一民族武装形式与团结抗战、一致对外以及党的统一领导等原则毫无矛盾，相反，它在发动回民参战，孤立和打击日寇与回奸方面，却有其他部队所不能代替的特殊作用。区党委认真倾听了他们的意见，当即决定调我和刘震寰同志到军区与丁曹二位会面，共同商讨筹建冀鲁边区回民救国总会和回民部队问题。初次见面，竟是一见如故，没作什么寒暄，就开门见山地研究起如何具体组建来了。从交谈中，知道曹奎阿訇是泊镇人，丁溪野是东北人，是冀中回民支队政治部主任丁铁石同志的兄长，他是一个热忱的爱国主义者，为了不当亡国奴，全家流亡北京、西北，还见过当时也表示抗日的马鸿逵。抗战爆发后即赴冀中工作，兄弟子侄五人全部抗日，有二人光荣牺牲。溪野同志本人并不是阿訇，但是一个对伊斯兰教虔诚的崇信者，对教义知识，远远超过一般阿訇。待人和蔼，年纪虽只有30多岁，却已蓄起了回族特有的胡须，仪表完全阿訇化。我们交谈了许多问题，也谈到有关冀中回支和“回抗联会”关系上的得失。接着，区党委和军区召集我和刘震寰同志正式开会商定组建回民支队和回救总会的整个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