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兆钧
回族教育事业从20世纪初期创办回民小学起，迄今已有80多年的历史。据《回族简史》上介绍：1906年以前，童琮在镇江创办穆原学校，安铭也在北京创办宛平民立初级小学。1907年，王宽在北京创办回文师范学堂，马邻翼在邵阳创办清真偕进小学。1908年，留日的回族学生出版《醒回篇》，它既是回族自己最早的刊物，也是提倡兴办回族教育的最早刊物，而推动我国回族兴办教育最有力的人物，当属北京的王宽（浩然）。他除在1908年创办了北京牛街的“京师公立清真第一初等小学堂”外，并在1911年成立了“中国回教俱进会”，此后，各省回民纷纷成立支部或分会。它对推动全国各地回民成立回民团体和兴办回民小学起了重大作用。
1914年，王宽于一篇序文中，谈他从出国游历中得到的感受；“余游土耳其归国后，始知世界大势非注重教育，不足以图存。遂即提倡兴学。未几，而清真学堂以立。”
五四运动前后，回族先进人士受时大潮流的推动，群起在各回族聚居区办有回民小学（或称清真小学）。如20年代在云南昆明办有明德学校，沙甸办有鱼峰小学，玉溪办有育才小学。在全国各回民聚居区亦有此类情况。
回民小学所以能迅速发展，有下列几个原因。首先是社会需要有文化的劳动者，即使是只具有小学程度的文化，在社会上也较文盲占优势。其次是回族聚居区的清典寺多设有阿拉伯文小学（即经堂教育的初级班或回民常识的方普及班），增加些文化课，即可改为回民小学。至于师资，除由寺内阿訇兼授一部分阿文课外，再请一两位文化课教师，亦可满足需要。经费则由寺产收入、回民捐赠及酌收学费解决。因此，回民小学除少数获公家补助外，多数为自筹经费。
这个时期，回民社会里兴办小学之风渐盛，说明回民的思思比过去开放些，对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要性，有了初步认识，而各地回民小学之创设，为后来发辰回民中等育奠定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列主义逐渐传开，人民群众的思想为之一新。回族人民与各族人民一道参加民主革命，深感本族群众文化水平低，无论在生活上，生产上皆显落后，而已办起的回民初等教育所培养的人才，不足以适应社会急剧发展的需要。有识之士，群思进一步创办回民中等学校，以造就有较高知识的人才。
在兴办回民中等学校的过程中，回族人士曾在办学在思想上有些不同看法：部分人士主张办中阿兼通的回民中学，有主张办普通中学，也有主张办回民师范学校。但这些分歧，都没有阻碍回民中等学校在全国各地不断的出现。经过一段的实践，大家共同认识到必须培养具有现代文化知识的人才，方有利于民族的发展。
大约从本世纪20年代起至全国解放前夕，30年间，全国各大城市兴起创办回民中等学校的热潮，但此类学校，无论是采取中阿文并授的教学形式，或师范的教学形式，或采取普通中学的教学形式，其成立与发展，除极少数属于公办或得到政府补助者，其处境较为轻松外，其余大多数回民中等学校，皆经历了极大困难。
1.主办人问题。在创办回民小学时，由清真寺一般教长，或当地回民乡绅，或回族知识分子出面即可，但创办回民中等学校时，则需由国内或省内著名教长主办。如：北京的马松亭阿訇，上海的哈德成阿訇、达浦生阿訇，宁夏的虎嵩山阿訇，云南的纳润章阿訇等出面主办。由他们组织校董会，募集捐款，延聘教师等，具有较大号召力。而有些地区，则需有军、政界人士，或社会名流作依靠，始能克服办学的种种阻碍。如成达师范学校依靠唐柯三，北京西北中学依靠孙绳武，上海尹斯兰师范依靠伍特公，云南的明德中学依靠马伯安。其他各地需依靠富商豪绅的支持。凡不具备上述条件的回民中学，在经营与维持上，则感困难重重。
2.经费问题。办一所中等学校，比办一所回民小学所需经费要多得多。回小多设其寺内，设备简略，教师较少，以寺产收入及学费等，可以维持。办中等学校，就大不相同。校舍的修崖、耗费既多，至于校具、教具、图书、仪器等开支和校工、教师的工资筹措，常使办学人费尽心思，甚至感到窘迫。北京西北中学，虽曾得到一部分公家补助，但很不稳定。一度曾迫使办学人以本人房契抵押借款，以充学校经费。这种紧迫情况，对于经济生活普遍困难的回族来说，确属沉重负担。因此，各地回民中学解放前筹措经费艰难，长期处于挣扎中。
3.师资问题。回民中等学校的阿文师资，亦不能依靠一般阿訇。需要聘请著名阿訇教学，并编制相应教材，改进教学方法。至于文化课，需聘请有一定学历及富于教学经验的教师担任。可喜的是几十年间，各地回民中学，皆有一批热心回族教育事业的回族高级知识分子，义务或半义务性质地为培养本族青年而任教。如：抗战期间，自寿彝教授、纳忠教授等，亲赴昆明的明德中学及沙甸的鱼峰中学任教。刘柏石、艾宜哉、薛文波等为办好成达师范学校，付出半生精力。杨新民、王之荣等在北京西北中学任教并主持校务。马汝邻、安庆澜、王梦扬、刘伯余、达应庾等对陇东师范学校和兰州小西湖的西北中学付出了心血。其他各地回民中学里尚不大批回族教师，不慕荣利，不计报酬，默默无闻地作出卓越的贡献。
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回民中学的教职员中，尚有一批汉族教师甚至大学教授来授课。抗战期间，昆明的明德中学和滇南沙甸的鱼峰中学，则聘有西南联大教授如夏康农、田汝康来任教。田教授也曾一度兼任鱼峰中学校长。北京、上海、南宁等地的回民中学，皆有优秀而热心的汉族教师来任课。这些教师不辞辛苦，不计报酬高低，诚心诚意地为培养回族青年而致力。正由于他们来参加教学，使教学质量有所提高。同时，加强了回汉民族间的团结与了解，其事迹甚为感人。这中间还有埃及来的筛海任教阿文课程于北京成达师范学校的事例。
4.教学内容。解放前的回民中等学校教学的特点是多元性，既有普通中学性质的，也有中阿兼授性质以及民族师范性质的。由于全国各回民聚居区，对新式阿訇（即兼具中等文化水平的伊斯兰教教长）的需要，以及回族人民重视宗教信仰和本族的传统文化，北京成达师范学校、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宁夏中阿学校、昆明明德中学以及四川万县伊斯兰师范学校等，在办学宗旨、教学内容、师资聘请上，皆明确表明为培养中等伊斯兰教人才及民族地区的回小教师为主要目标。从30年代起，京、沪、滇三地伊斯兰师范学校皆选送优秀学生，赴埃及的爱资哈尔大学深造阿文和宗教知识，以弘扬回族文教事业。
但由于“五四运动”迄全国解放，我国正处于急剧变化时代，各地伊斯兰师范学校毕业生，除少数在各类学校中任教外，多数改就其他行业。
至于一般回民中学，其教学内容普遍讲授文化课程。此外，依民族风俗，兼授一些阿文、伊斯兰教常识及回族习俗等课。其教学时间较短，各地教材内容亦不一致。
纵观民主革命的30年（1919～1949年）是我国人民思想活跃的时期，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光辉灿烂的时代。外抗强敌，内除腐朽，进步思想深入各族人民之间。回族人民不甘落后，族中先进人士于最艰难之际，在各地兴办回民教育，惨淡经营，历经艰辛，为国家、为社会、为本民族输送了成千上万优秀青年，在党的领导下，参加革命，或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或为社会建设事业作出贡献，都为回族争来光荣。今日追念这些为回族玫育事业作出重大功绩的先贤们，回族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雄鸡一唱天下白，1949年全国解放了。回族人民与各族人民一道，获得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彻底翻身。回族教育事业终于摆脱了苦难的日子，从此有了空前发展。
早在1952年，党和政府就召开了全国少数民族教育会议，制定了少数民族教育方针政策，设立了专管民族教育的机构，拨出发展教育的专款，大力扶持全国各少数民族教育事业，使回族学校在内的各族学校获得了新生。
在此新形势下，回民中等学校，从奄奄待毙一变而成为生气勃勃。教育行政部门拨予充分的经费，兴建新校舍，充实图书、仪器、设备，派来优秀教师讲授国家规定的教材，回族干部与教师亦得发浑其才能智慧。回族青年学生数目激增，不数年，回民中学的教学水平，即提高到中上等程度。
新中国的回民中小学教育与过去不同之处：第一，自政府接办后，大大减轻了回民办学费用的负担；第二，提高了教学质量；第三，照顾到边远贫困山区等地回民子女的入学；第四，在学生生活上、入学录取分数上都受到优待。
正由于这些优待条件的出现，各地回民群众对子女教育的重视倍增。据粗略统计，全国各回民聚居区的回民中小学生入学率是比较高的。个别地区甚至超过汉族学生。不过巩固率较差，这与回民经济底子薄有关。
至于回族的高等教育，在解放前，各地回族青年除进普通高等院校学习外，国内并无回民高等学校。当时在大学读书的回族青年数量极少。据估计，抗战期间在我国大西北、大西南以及平、津、沪、汉等地的回族大学生只有100～200人之间，而生活又极窘迫，多数依赖助学金读书。
解放后，党的民族政策得以贯彻执行，各少数民族青年升入高等院校，有了多种渠道。普通高等学校在招生中，对民族地区的民族学生，降低录取分数线，回民青年亦深受其惠。
边疆地区的高等院校，办有民族班或大学预备班，为加速民族地区的建设，提供各种专业技术人才。
更为有力的措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设立的遍及全国民族地区的民族学院，在北京有中央民院，在西北有西北民院和西北二民院（分设在兰州及银川）、青海民院，在西南有西南民院、云南民院及贵州民院，在中南有中南民院、广西民院。各院规模恢弘、设备齐全、教师阵容强大。40年来，党为民族地区培养了成千上万民族高级人才，其盛况举世亦属少有。
1949年3月由中共北京市委和北京市改府批准，设立回民学院，接管了北京西北中学，成达师范和燕山中学。其性质与内容仍属中等学校。其后虽曾开办过民族师范班及阿文专修班，但距拥有系科的高等学校仍有距离。1955年后，几度沧桑，至今保持着回民学校的名义。如果将它提高到一个名副其实的回民学院，尚需努力争取。
目前，全国各地由政府批准挂起回民中学牌子的学校，已达20多所。每年高中毕业生，为数亦可上千。为回民高等学府提供学生来源，亦绰绰有余。
各地高等学校历年吸收回族青年深造，为数不少，但回族青年所蕴藏的特殊才能智慧，仍待以特殊方式予以发掘、培育。例如，回族社会里传统阿拉伯文、波斯文的知识，仍有继续弘扬的必要。培养这类人才，在对外开放、交流文化上，将起重大作用。
回民擅经商，自唐宋以来，即闻名于中国。当今中国四化建设中，对内须发展商品经济，对外须开拓市场，发展国际贸易。设立专科，择回族青年而培养之，发挥潜在能力，为国效劳，岂不是事半功倍的好事！
回回医术、回回天文学、回回文史、艺术，夙为人知。其学术价值，早有定论，但回族社团及个人皆无深入钻研与发掘的能力。如果由回民高等院校开课讲授，设所研究，形见回族传统的知识与学术重放光明，在灿烂的中华文化中增加异彩。
回族教育事业中，尚有一重要部分，即经堂教育。其内容亦极丰富多彩，经师人才辈出。即以云南一省而论，清初有马注、清末有马德新。其后名师如马联元、田家培、马瑞图等皆有阿文、波斯文、汉文著述传于世。所培养的弟子，无虑千百，于民族、于社会皆有贡献，其事迹尚待学者继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