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修建清真寺的同时，他们尤其重视对本地宗教人才的培养。从80年代开始，回辉和回新两村，先后选送了10多名回族优秀青年，分别到沙特阿拉伯、伊朗等国家的伊斯兰学校留学，回来后在各清真寺担任教长、阿訇或从事宗教教育工作。如清真南寺的阿訇海世武就到过伊朗留学，海代全到过沙特阿拉伯留学。回新村南开寺主办的“三亚市回新达鲁伊玛尼学校”中的5位教师，有3位曾留学沙特阿拉伯，1位留学叙利亚，1位留学巴基斯坦。现在各清真寺的阿訇都是本地人，改变了过去那种教长和阿訇需从外地聘请的状况。
为使回族传统文化代代发扬下去，他们还坚持向年青一代普及宗教文化知识，在各个清真寺开办经堂教育，利用晚上的时间，向青少年讲授伊斯兰教的基本知识和教规礼仪。近年来，为了加强与阿拉伯世界的联系，还增加了阿拉伯语语法的教学内容。
在宗教生活和日常生活中，他们更是虔诚地恪守“六信”（即信安拉、信天使、信经典、信使者、信前定、信末日审判）和实践“五功”（即念、礼、斋、课、朝）。婚俗、丧礼和饮食习惯，均严格按伊斯兰教的规定行事。正因为回辉和回新两村保持着如此浓厚的宗教文化氛围，十几年前，曾发生过一件与此极不协调的事情。
在海南岛西北部的儋州市，有近2000名蒲姓居民，分布在该市的峨蔓、干冲、海头、长坡、新英、那大6个乡镇的10个村庄[21]。蒲氏家庭是宋代大陆回族先民的名门望族，宋元两代，在广东和福建两地有较大的影响。据广东《南海甘蕉蒲氏家谱》（该族谱初辑于明万历47年，后于道光28年、光绪7年和33年3次重修。1987年2月由天津古籍出版社作为《中国回族古籍丛书》之一出版）记载，该家族的始祖宋代时由西域入居中国，传至第六世时，共有房族八支，除蒲寿庚父辈一支迁往福建泉州外，其余七支均分布在广东境内。至第八代，蒲秋涛迁居南海，开创了甘蕉房（现属广东省南海市里水镇甘蕉村所辖）。明代，甘蕉房三世伯祖蒲俊往海南经商，其子蒲玉业落籍于儋州峨蔓乡（现属海南省儋州市峨蔓镇），所传子孙分布于上述各乡镇。
儋州的蒲姓虽为回族后裔，但在其历史进程中，未能像羊栏的回族那样一直保持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据史书记载，最迟在清代末年，他们已完全被当地汉族所同化。
1989年3月至6月，笔者曾两次赴儋州市蒲姓族人居住的村庄，对其风俗习惯进行考察，除发现其葬礼仍保留着某些回族习俗的影子外（亡人入葬前，用白布裹缠全身），其他方面与回族的传统文化毫无相关。相反，有许多习俗与回族文化格格不入，与伊斯兰教的教义相悖。
儋州的蒲姓迁居海南已有几百年的历史，由于风俗习惯已完全汉化，其族人均不知道自身为回族的后裔，故1983年以前，一直认同于汉族。1983年初，一位在广东江门市工作的儋州籍蒲姓医生，获赠一本《南海甘蕉蒲氏家谱》，才知道儋州蒲姓源于回族。于是，蒲姓族人萌发了返归回族的意向，并于1983年年底，向广东省民族事务委员会递交了申请报告，要求将儋州所有蒲姓族人的民族成分由汉族更改为回族。省有关部门派出联合调查组到儋州，经实地考察，认定其生活习俗已完全汉化，最终未予批准更改民族成分。
虽然他们更改民族成分的要求得不到政府的批准，但其返归回族的意念并未消退，其族人向羊栏镇回辉村的蒲姓回族乡老倾诉了返归回族的迫切要求，得到了回辉村回族的认同（据史书记载及羊栏回族的民间传说，其先民从占城入居海南岛之时，大部分为蒲姓。此后有部分蒲姓改为哈、海、李、江等姓氏。有鉴于此，故儋州蒲姓要求返归回族，自然容易得到羊栏回族的认同）。从1984年开始，峨蔓镇先后有30多户、100多名蒲姓村民自发迁往回辉村，受到当地回族的欢迎，并帮助他们建造房屋，同时提供部分土地给他们耕种。
儋州蒲姓村民迁居回辉村之后，一开始对回族的传统文化和生活习俗无所适从。在回辉村内，不能拜祭祖先，不能饮酒，更不能养猪和吃猪肉。而且，每天要到清真寺行五次礼拜，晚上还要参加经堂教育，学习用阿拉伯语念诵《古兰经》。所有这一切，对于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儋州蒲姓移民，实在是难以实践。于是，一个多月后，便有一些蒲姓移民跑到附近的汉族村庄饮酒吃猪肉。半年后，一部分家庭搬回峨蔓镇。一年后，所有的蒲姓移民都离开回辉村返回原居地。
通过这一事件，使羊栏的回族更进一步认识到继承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笔者有几点看法。
首先，海南回族的历史来源，与中国其他省区的回族不尽相同，其主体是来源于宋元两代从占城入居的穆斯林。唐宋时期留居海南岛的阿拉伯蕃客的后裔及从大陆而来的穆斯林，是随着这个主体的到来才融入回族群体的。如果没有占城穆斯林的入居，海南岛就不可能形成回族的社区。
其次，海南回族社区形成之后至20世纪70年代，其社区的经济和文化生活没有发生大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三亚城市化的发展，才发生了巨大的变迁。由此说明，任何民族社区的变迁，都是离不开社会整体的变革。
最后，综观海南回族社区的形成与发展历史，可以看出，伊斯兰文化是回族社区得以形成和发展壮大的重要载体和纽带。
[1]贾耽：《广州通海夷道》，载《新唐书》“卷43·地理志”。
[2]《太平广记》卷286。
[3]汪向荣注：《唐大和尚东征传》，中华书局，1979年，第68页。
[4]（明正德）《琼台志》卷1。
[5]《民族研究动态》，1984年第4期，第28页；《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民族博物馆馆刊》（创刊号），1987年，第53～57页。
[6]李居礼，王克荣：《从陵水三亚发现的穆斯林墓葬看古代穆斯林在海南岛的活动》，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民族博物馆馆刊（创刊号），1987年，第55页。
[7]李居礼，王克荣：《从陵水三亚发现的穆斯林墓葬看古代穆斯林在海南岛的活动》，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民族博物馆馆刊（创刊号），1987年，第56页。
[8]《宋史》卷489·外国五。
[9]《古今图书集成》卷1380·职方典。
[10]（清光绪）崖州志。
[11]〔日〕小叶田淳：《海南岛史》，中国科学院广东民族研究所翻译，1964年。
[12]［德］史图博：《海南岛民族志》，中国科学院广东民族研究所翻译，1964年。
[13]《民族语文》，1988年第6期。
[14]广东省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广东海南黎苗回族情况调查》，1951年。
[15]广东省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广东海南黎苗回族情况调查》，1951年。
[16]广东省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马杰团长关于访问海南民族工作向广东省人民政府的汇报》，1951年。
[17]广东省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马杰团长关于访问海南民族工作向广东省人民政府的汇报》，1951年。
[18]羊栏镇人民政府：《海南省少数民族基本情况调查表》，1988年。
[19]何肇发：《社区概论》，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11～112页。
[20]〔德〕史图博：《海南岛民族志》，中国科学院广东民族研究所翻译，1964年。
[21]马建钊，〔法〕杜瑞乐：《海南岛儋县蒲姓习俗文化调查》，《广西民族研究》，199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