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宗保 金英花
在民族社会学研究中，民族居住格局通常被视为民族交往的一种场景、一个变量，用来观察和调节民族交往的内涵、形式及质量。居住格局过程及其对民族间社会交往发生作用的程度是否因民族差异而有所不同？本文仅就银川市区回汉民族居住格局变迁及其对民族间社会交往的影响，作初步考察，以期为今后该专题的多维综合比较研究和理论提炼展示一例区域性个案。
一、银川市区的社会与人文
（一）基本情况
银川市位于沃野千里的宁夏平原中部，辖两县三区，即永宁县、贺兰县、城区、新城区和郊区，总面积4467平方公里，人口约80万。市区面积1457平方公里，其中城市面积近40平方公里，城市轮廓呈长方形，由城区和新城区两部分组成。城区历史悠久，商业经济繁荣，习惯上称为老城区，新城区建于60年代初，一些大型工厂企业和文教科研单位多分布在这里。两城最近距离约5公里，由银新南、北两条高级公路连接起来。郊区9个乡中，红花、银新、良田3乡分别与老城区、新城区相接。本文主要以老城区和新城区为调查对象，为了便于进行比较，我们对郊区的民族居住格局也将适当涉及。
银川市区除了汉族和回族外，还居住着满、蒙古、朝鲜、维吾尔等37个少数民族。1995年全市（含郊区）总人口为544851人，其中汉族433406人，占总人口的79.55%，回族98627人，占总人口的18.10%，其他少数民族12788人，占总人口的2.35%。
从起始居住方式角度，可将市区回族居民划分为原住民和外来民两部分。所谓原住民是指1950年以前就居住在银川的回族人口，主要分布在老城区，这里回族社区形成较早，回族社会成员多在城内围寺而居，自成街巷。我们把1958年以后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移入银川居住（有银川城市户口）的回族人口称为外来民，他们从一开始就以与汉族混居为主，主要人员有干部、教师、医生、科研人员和国有企业的工人等，其住房由所在单位负责安排，住房分配过程受多种因素的制约，一般不照顾回族生活习惯，所以集中居住的情形很少。据我们对两区3个派出所提供的户籍抽样统计，籍贯不是银川市的约占41%，也就是说，在银川市的回族人口中，约有5114户回族居民移入银川后就是散居的。不存在从族内聚居向回汉混居转变的过程，新城区、老城区均有分布，新城区比较典型。
老城区、新城区的行政管理是城区政府—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体制，郊区是郊区政府—乡—村民委员会体制。两区共有15个街道办事处，其中老城区8个、新城区7个，每个街道办事范围内设有一个派出所，相应的就有15个派出所。两区共有居委会178个，其中老城区84个、新城区94个。郊区辖9个乡、57个村民委员会和2个居民区。在银川市区的户籍管理中，一般将同一单位（如宁光电工厂）内有城市户口、有职业、未婚、无住房（单位宿舍）的全部人口视为一个单位集体户。这些人结婚或分配到住房以后，就可以到派出所申请脱离单位集体户，另立户籍并加入某一居委会。据1990年统计，全市有541个单位集体户，共27924人，平均每个单位集体户中有52人，单位集体户人口仅占城区总人口约7.29%。这部分人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同事关系。因此，本文拟不对集体户进行居住格局方面的考察。
（二）动态的城市系统
文献资料和视觉感受表明，银川的城市格局一直处于变动之中，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城市系统的演变对回汉民族居住格局变迁产生了很大影响。来自银川市房产管理部门的资料显示，从1990～1995年年底的5年多时间里，银川市区（主要是老城区）已改造危简房80万平方米，共拆迁居民12300户，用以安排拆迁户的住宅楼55万平方米，已妥善安置10500户。从1996年开始，危房改造的重点将移至新城区。今天，不论是登高远眺，还是漫步街道，都能感觉到银川市貌所发生的巨大变化。1990年以前，老城区有64片危房区，其中80%为平房（分土木结构和砖木结构两种）。现在老城区的平房已基本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林立的高层住宅楼。土木结构的平房（俗称土坯房），是宁夏平原地区回汉民族的传统居所。过去，若走进古老的平房区（一般位于城市的中心地段），在清真寺的周围可以找到回族聚居的街巷，若干个回族住户连成一片，现在已很难找到。今新华街的银川商城、新华购物中心、阳光大厦、北国商场一带，以前就是一个规模较大的回族聚居区。平房区的消失，说明了回汉民族居住环境的改善，也意味着回族传统居住模式的消失和新格局的出现。
银川市区现有清真寺10座，其中老城区6座，新城区4座。解放初期，银川市面积只有3平方公里，现已扩展到近40平方公里。城市面积的扩大使原来处在城市边缘的回族社区进入市区界内，这一看似简单的区位变动，对回族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是广泛的。
（三）回族杜区的形成及早期居住模式
据文献记载，唐宋时期银川地区就有回回商人过往的踪迹，到了元朝已有回回人留居银川，而稳固的回族社区的形成则是从明代开始的。回族的社区通常被称为“坊”[2]，即若干个回族家庭以清真寺为轴心组成的聚居区，是以回族成员之间共同的宗教信仰和文化精神为纽带建立起来的。清真寺是回族社区的标志，当某一区域的回族住户集结到一定的规模（一般在30户以上）就会集资修建清真寺，在没有清真寺的地方，你也许可以找到为数很少的回族住户，但找不到有一定规模的回族居住区。清代前期，银川城内有4个较大的回族社区，“宁夏（指银川）城内穆斯林户口超过半数”[3]，可见，当时城内回族人口数量之多。发生在清代后期的西北回民起义失败后，城内回族人多数被驱至城外或更荒凉的地方居住，所以后来又在城关形成了4个回族社区，即“城关四坊”。银川解放时，城内外共有8个规模较大的回族区，8座清真寺，即城内的西小寺（后并入中寺）、中寺、东大寺（今银川七小一带）、新华寺和城外的南关大寺、北关大寺、东关大寺和西关大寺，环绕清真寺形成许多自成街巷的回族居住区，如礼拜寺巷、羊市街、哈家巷、西哈家巷、马府街、纳家巷、敲牛巷、羊肉巷等，大致分布在今天的胜利街、解放西街、富宁街、新华街一带[4]。
由于新城区建置时间较短，所以未能形成自成街巷的回族聚居区，回、汉、满等民族间基本上是交错居住的。新城区1961年才正式建立，旧称“新满城”。解放初期，这里仅有几家手工作坊，周围是荒滩或农田。新城区回族居民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厂矿企业的工人和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另一部分是因市区建设占地而“农转非”的回族人口。这些“农转非”的回族人口也是散居的。因为没有形成相对集中的居住区，所以新城区内没有清真寺，现有的4座清真寺均位于市区与郊区的结合部，主要是郊区回族居民集资兴建的。随着市区面积的扩大，这些清真寺正在逐步进入市区，市区回族居民的宗教、节日活动一般都在离住所较近的清真寺进行。
我们对新城区94个居委会中19个居委会的调查结果表明，回族住户的比例在2.64%～16.53%之间，铁东、新城两个街道办事处区域内回族住户比例较高，但多户回族居民相邻而居的情况很少，我们仅在个别街巷看到了这种现象，如新城西街康复巷的一排平房中，有7户回族居民院落相连，另有1户汉族居民，但在另外几排平房中，回汉住户又是混居的。据住户介绍，这些平房建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是新城清真冷库的家属区。
（四）对抽样和问卷操作过程的几点说明
1.由于相关文献资料的缺乏，很多信息只能通过问卷调查途径获取。问卷为户访式，但对答卷人未做任何形式的限定。
2.银川市居民当前的居住空间以住宅楼为主，调查基本上以住宅楼为主。在预备调查中，我们对拆迁户与其他住户形式的构成、住户的回汉民族构成予以关注，在此基础上，如选12幢居民楼，49个单元，以4户居民为基本调查范围，最后按40%的比例确定226户为实标调查对象。
3.如果按市区回汉民族人口的实际构成发送问卷，回族居民样本量就会过低，影响见解的代表性，为减少误差，我们将回族被访比例提高到40%，发送90份问卷，汉族60%，发送136份问卷。
4.汉族住户问卷的发送，在楼层间隔的基础上随机进行，所谓楼层间隔就是住在同一层楼上的居民只能接到一份问卷，每个单元发送4～5份问卷，回族住户问卷的发送是随机连续的，送完为止。
5.实际发送问卷230份，其中回族户96份，汉族户134份，回收213份，其中废卷（未全部回答问题的）19份，有效问卷194份，其中回族77份，汉族117份，有效率84%，即总样本量为194户，其中回族样本77户，汉族样本117户。
6.12幢居民楼楼层高度不同，其中6层12户的单元32个，5层10户的单元12个，4层8户的单元10个，平均每个单元的居民户数为11.5。
二、回汉民族居住格局的变迁
（一）回族居住区位的变动
回族居住区位变动的过程是从族内聚居转向与汉族混居的过程。回族居民住宅区位变动的形式主要有3种。
一是原来住在城市边缘的回族居民入居市区。这种形式的迁移主要是由城市建设面积扩大所引起的，如在城市外围建造新的工厂、商贸市场、医院、住宅区等，就会占用耕地、拆除原来的村落和住宅，动员当地居民搬迁。今天的胜利街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才逐渐形成的，据年过7旬的哈三老人回忆，这里曾是一个很大的回族聚居区，从60年代开始，相继建起了学校、医院、工厂、商厦、新式住宅区及其他用途的建筑物，使传统的回族社区格局解体，原来的回族住户或就近搬入住宅楼，或分向迁入其他街区居住，同时，汉族人口移入，改变了该区域内的民族人口构成。目前胜利街办事处范围内的回族人口比例已降至19.92%，并且是散居的。
二是因市区内的危房拆除改造及商用网点建设，使原住区居民迁往其他街区居住，即市内迁移。老城区的新华街，是银川市的商业区，繁华热闹。古老的新华清真寺就坐落在这个街区，这里曾经是市区内一个较大的回族社区，据寺管会的马鸣卿老人估计，过去围寺居住的回族住户最多时达70户左右。现在的新华清真寺是新建成的，1992年以前位于今天的银川商城，后来因为银川商城、新华购物中心、住宅楼和其他一些商业网点的建设和改造，新华寺移位200多米（仍在新华街），曾长期住在这里的回族居民大多数分向迁移到北环、德胜、友爱、唐徕、光华等住宅小区，仍住在清真寺附近的约有十几户。落成不久的新华清真寺，宏伟壮丽，但与以往相比已冷清了许多。
三是个体搬迁。原社区内的个体成员或住户从所在工作单位分到新住房后的外迁。如聚居在某一社区的回族住户，其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后就会获得某种社会工作，如企业工人、银行职员、机关干部、学校教师等，他们一般能够从所在单位获得住房，这就会引起住所迁移，使原居住区回族人口减少。
（二）促成回汉民族混居的因素
迁移过程本身并不能必然导致回族居住的分散及与汉族的混居，究竟是哪些因素促成了回族居民的分向流动？
笔者认为，稳定的社会环境，良好的民族关系以及回汉民族间广泛的文化共享等因素，是回族居民聚居意识淡化，回汉民族能够交错居住的前提条件。聚居既然是民族文化与民族关系的产物，那么，其变迁自然会受到相关因素变化的影响。民族关系的显著改善，回汉民族间长期的互助合作与交流，克服了民族偏见，增强了民族平等感，淡化了民族分界意识和互斥心理，社会距离缩小。回汉民族不仅语言文字相通，而且在其他文化层面上也有许多共同之处，我们不妨称之为边际文化，如果用数学中的集合概念表示，它就是两种文化集合间的交集部分，民族边际文化的存在及其游离特征有助于民族间的交往与接近。
宁夏是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回族人口规模较大，与全国其他城市相比，银川市回族人口比例也是最高的。这种人口分布与构成特征，也可能会减弱回族人的内聚抱群意识，同时，银川市区的人文具有浓郁的回族伊斯兰风格，比较完善的民族社会化服务体系，如齐全的清真餐饮服务，周到的副食品、蔬菜肉食供应，众多的宗教活动场所等，为回族居民的社会、文化及日常生活提供了方便，以致于散居并不会对本民族的生活带来太大的不便。
从微观角度看，由于城市住房的普遍紧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住房政策变化及其他一些因素，也对民族居住格局的变迁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