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产业组织理论对产业布局问题的研究
产业组织理论，是微观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它研究市场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企业行为和市场构造，以及产业内企业关系结构的状况、性质及其发展规律的应用经济理论。以完全竞争为基础的瓦尔拉斯—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能否反映空间体系的运转，针对这一问题，经济学家们展开了一段相当长时间的争论。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空间问题可以通过界定商品的物理属性，或凭借区分商品的制造地点而加以处理，一旦有了这些标准化的商品，经济学就可以根本忘记时间和空间。这代表了阿罗（Arrow）、德布鲁（Debrew）、麦可尼茨（Lionel Mackenzie）等人的观点。另一方面，从艾萨德（Isard，1949）、廖什、库普曼斯（Koopmans，1957）、斯塔雷特（Starrett，1978）、克鲁格曼等人的观点来看，仅仅依靠完全竞争的价格接受模型是无法同时解决城市和贸易问题的。如果空间是均质的，并且运输是有成本的，那么竞争均衡的任何结果都会是没有运输行为发生（Starrett，1978）。在空间关系中，总是会出现垄断性因素，因此，经济空间分析必须从不完全竞争或寡占模型入手。空间竞争的本质是寡头垄断，必须在一个决策互有影响的框架中进行研究，这正是霍特林（Hotelling，1929）所要表达的中心意思。对空间竞争问题阐述更深刻的是卡尔多（Kaldor，1935）。按照他的观点，空间竞争天生就是策略性的，无论有多少个厂商，他们的竞争都是局部性的，每一个厂商都把主要精力放在与离他最近的对手所进行的竞争上，而不会去关注离他较远的厂商[4][14][15]。
从描述不同企业的空间位置出发，霍特林（Hotelling，1929）第一次建立了一个企业区位选址模型。在一个长度为1的“线性城市”中，有销售同质产品的两家企业或商店，假设均匀分布的消费者只考虑交通成本最小化，在价格外生给定的情况下，两家企业在这一长度为1的线性城市中选址。由于价格与边际利润固定，企业追求最大利润的结果是：两家企业倾向于向城市中心地区集聚。这就是霍特林选址模型中的纳什均衡。霍特林线性城市模型有许多变种。其一是价格内生的伯川德—纳什均衡，两阶段博弈为：先选址，再选价格。当运输费用为线性的情况下，模型无解。如果运输费用是二次型的，则存在一个两阶段博弈的分离均衡，每家企业将选择远离对手的地址定位（位于线性城市的两端）。其二是产量内生的古诺—纳什均衡，两阶段博弈为：先选址，再选产量。在这一模型中，如果产品成本分布函数整体是凸的，集聚均衡存在于最小产品成本区域的最小运输成本点。霍特林的模型被忽视了很久，直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博弈论的兴起，人们才开始意识到这种潜藏在古诺、伯川德和霍特林模型中的博弈论的非凡力量[4][15]。
贝克曼（Beckmann，1972）和斯特恩（Stem，1972）用一种精确的方法对空间竞争条件下递增报酬和运输成本之间的替代关系进行了形式化处理。赛洛普（Salop，1979）提出了一个精美的圆环城市模型，消费者均匀分布在周长为1的圆环边界上，企业也沿圆周分布。两阶段博弈为，第一阶段，潜在进入者选择是否进入，如果n家企业选择进入后并不选址，而是自动等距离地坐落在圆周上，则最大化的差异就外生地产生了；第二阶段，在选择进入的情况下，各企业选择价格竞争。圆环城市模型后来被许多学者进行了改进。派尔（Pal，1998）在分析带有选址的两阶段圆环城市模型时发现，两家企业将等距离地分布在圆环对角线的两端。Matsushima（2001）发现，如果有n个企业进行这种两阶段竞争，将有一半企业集聚于圆环对角线一端点，另一半企业集聚于另一端点[4][15]。
（4）制度经济学对产业布局问题的研究
制度经济学是把制度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经济学分支，它研究制度对于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经济发展如何影响制度的演变。
马歇尔（Marshall，1890）是最早用“外部性”解释产业集群的经济学家。按照马歇尔的观点，集聚经济根源于生产过程，企业、机构和基础设施在同一地理区间内的互动联系能够带来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带动专业化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促进专业化技能和投入的集中，共享基础设施和其他区域外部性，使企业能够从各种技术外溢活动中获得好处。马歇尔是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他所综合的新古典经济模型本不包含经济过程的空间维度问题，但他却敏锐地观察到了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所产生的产业集聚现象，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解释这种现象，于是，他发明了“外部性”概念，试图用这一词汇来解释这些与新古典文献不能兼容的经济过程。外部性有两种：第一种是技术外部性，表示那些非市场的交互作用或溢出效应（非市场网络效应），这种交互作用常常通过直接影响一个人的效用函数或厂商的生产函数来实现；第二种是资金外部性（市场网络效应），它是市场交互作用的副产品。马歇尔所说的“外部性”显然是指前者[4][16]。
知识和信息外溢表明一家厂商规模再大也没有优势，因为集群内厂商的任何优势都会迅速地传递给其他厂商，因此，集群内的经济主体都是由许多小型厂商组成的，这就使得马歇尔仍然能够使用完全竞争框架——价格接受均衡来分析产业集群的经济过程。马歇尔的这些思想后来深刻地影响了一大批经济地理学家。
正式将制度经济学引入空间问题研究是20世纪70、80年代的事。1977年，意大利学者巴格那斯科（Bagnasco）对意大利东北部的产业特征进行了研究，并将具有这种产业特征的地区称为“第三意大利”。次年，巴卡提尼（Bacattini，1978）在分析佛罗伦萨附近的Tuscan地区的产业发展时，将“第三意大利”定义为新产业区。1984年前后，皮埃尔和赛伯（Piore and Sabel）对“第三意大利”现象（包括意大利、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新产业区）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观察和调研，他们发现，“第三意大利”与当年马歇尔所描述的产业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为此，他们主张将新产业区定义为中小企业在弹性专业化基础上实现的产业集聚。1992年，斯托珀（Storper）提出，灵活生产系统而不是创新本身是产业集群成功的关键。企业只有在转换成本较低的情况下才具有竞争力，而只有当各种企业被组织成一批按集体组织方式行动的生产网络时，才有可能实现这种“技术活力”[4][16]。
20世纪80年代早期，斯科特（Scott）在研究美国洛杉矶的妇女服装产业时，开始将交易费用、劳动分工和产业集聚放在一起考虑。随后，克里斯托弗森和斯托珀（Chfistopherson and Storper，1986）在研究好莱坞影视产业时，观察到了明显的垂直分离现象。这些观测结果与皮埃尔和赛伯在意大利、德国等地区观察到的结果正好不谋而合。为了使结论更具可靠性，斯科特和斯托珀对意大利的情况进行了再观察。所有这些实证研究几乎都指向这样一个结论——产业集群是企业垂直分解的空间结果。当企业垂直分解时，经济中外部交易活动的水平会增加，这将促使那些具有强烈愿望和经济联系的企业向集群地区集中和靠拢。反过来，大量生产企业的集聚又会极大地降低外部活动的空间交易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将会出现两方面的效果：其一是搜寻与签约成本的降低将进一步加剧企业的垂直分解；其二是投入需求的高度非标准化以及生产企业之间的面对面交流，也会加剧垂直分解。这样，“垂直分解加强了集聚，而集聚又进一步加剧了垂直分解。”这一学派接受了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按照他们的观点，交易费用是和距离有关的各种生产费用中最重要的费用。为了使交易成本最小化，企业需要集聚[4][16]。
另一些学者试图用社会资本概念解释产业集群的成长。格兰诺维特（Granoetter，1985）认为，经济行为是镶嵌于社会关系的网络结构之中的，并提出用“根植性”一词来描述那些使经济行为偏离效用最大化目标的非经济因素的社会影响。科尔曼（Coleman，1990）建议把蕴含在人际关系网络中的资源统称为社会资本，这些资源有利于形成协调与合作的行动来减少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鼓励专业化，增加在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观念创新上的投资，并提高投资的绩效。自社会资本概念提出后，许多学者都试图用它来分析各种产业集群现象。哈里森（Harrison，1992）认为，产业集群的出现是因为人际接触的需要。大量相互关联的小企业在生产过程的某一或多个阶段实行专业化，相互间密切地合作，共享生产设备、信息和技术人员，由此形成一个紧密关联的企业网络。在这种企业间的网络中，信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企业关系的重建又将进一步增进这种信任。因此，集群是“信任最大化”行为所产生的结果。普特兰（Putnam，1993）对意大利的南方和北方进行了长达20年时间的实证研究，发现意大利北方的经济绩效水平在总体上高于南方，其根本原因是，两个地区之间的公民参与程度和人们之间相互信任的水平存在差异[4][17]。
（5）发展经济学对产业布局问题的研究
发展经济学是一门综合性经济学分支学科，主要研究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经济学。
随着凯恩斯理论和哈罗德—多马模型影响的日益扩大，20世纪50年代前后，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将目光转向了产业集聚的宏观方面。1943年，罗森斯坦—罗丹提出了资本形成的“大推进”理论，通过对特定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投资，诱发乘数效应（规模经济和资金外部性），可以快速推动一个地区的增长[4][15]。罗森斯坦—罗丹的这一观点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增长极”概念的理论原型。
增长极概念最初是由帕鲁提出的，在讨论经济增长所诱导产生的相关产业的特征时，帕鲁发现这些产业有两个明显的特征：其一是寡头垄断，其二是空间集聚[48]。从这一思路出发，鲍德威尔（Boudeville，1966）把增长极定义为位于都市区的一组正在不断扩大的产业，它通过自身对周边地区和相关产业的影响而诱导区域经济活动的进一步发展。这样，关于产业空间集聚的增长极理论就诞生了。增长极理论认为，在地理空间中不断增长的产业是呈强度不同的点状分布的，把推动性产业嵌入某一地区后，就会产生集聚经济，形成增长中心。增长极理论曾一度受到许多理论家和政策制定者的追捧，但这种理论的缺点也是相当明显的。首先，正像一些学者所批评的那样，增长极常常表现为“空吸泵”，造成周边地区的贫困。其次，增长极的扩散效应是基于投资的乘数作用和产业的垂直联系，这与内生于规模报酬递增的产业集聚的本源意义并不是同一回事。其三，增长极的成功强烈地依赖于推动性工业的竞争力，如果地方所设置的推动性产业并不具备竞争力，增长极的前景将是脆弱的。
1957年，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Myrdal）提出了基于累积循环因果关系的集聚理论。按照这种理论，一旦一种新的工业被配置于一个地区，就会发生连锁效应，并进一步吸引新的工业。首先，地方的就业机会增加，个人收入增加，外地人口迁入本地，这就扩大了对开发地方产品和发展服务业的需求。其次，由于新工业的配置，地方的熟练工人会增加，在培训工人的过程中，教育机构将得到升级和发展，从而吸引新的企业人驻。其三，由于产业的联动效应，与其垂直相关的产业也会吸引而至。其四，由于基础设施和地方服务业的发展，产业的外部效果将增强，从而吸引更多的新工业。缪尔达尔的累积循环因果理论是增长极理论的一般化。累积因果循环理论着重于理论探索，而增长极理论更强调政策推动。关于“第一推动力”应如何配置，累积循环因果理论强调偶然性和市场的自发性，而增长极理论则看重政府的有意识安排。因此，增长极理论仅仅是因果累积循环理论的一个特例，将帕鲁的推动性产业置于某一地区的力场中心，通过缪尔达尔的累积循环因果关系的作用，就会产生鲍德威尔所说的增长极[4]。
1.2.2产业布局理论的最新进展
20世纪80、90年代以来，一些国际顶尖级的经济学家频频发表文章，讨论有关产业的空间布局问题。和以前的研究相比，这些文章的作者更注重采用综合性的方法来讨论空间问题[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