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心—外围模型及其发展
中心—外围模型（Kmgman，1991）假定，经济系统中有两个部门：农业部门和制造业部门。农业部门以一般劳动力为唯一的投入，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前提下生产同质产品；制造业部门以熟练劳动力为唯一的投入，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条件下生产差异化的系列产品。熟练劳动力可以在不同区域间自由流动，而一般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尽管消费和生产在不同地区发生，但各个区域的偏好和技术是相同的。农产品可以在任何区域间以零成本运输，而制造业的产品运输成本遵循“冰山型成本假说”（Samuelson，1954）。这时的市场均衡通常是由各种离心力量和集聚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人在递增报酬与流动成本之间进行权衡）。当运输成本很低的时候，所有制造业会集中在同一区域，并成为经济中心，而其他地区只生产农产品，变成外围。当运输成本足够高时，经济显示出对称分布的区域生产模式。中心—外围模型以严密的数学方式重新表述了缪尔达尔（Myrdal）在1957年就已经提出的累积因果循环效应。克鲁格曼还证明，中心—外围模型可能存在着多重均衡，而集聚究竟发生在哪些均衡点（最终的市场格局），取决于偶然因素和初始条件[4]。
（2）城市与城市的层级结构模型
最初的城市经济学可能是由阿朗索（Alonso）和米尔斯（Mills）所创立的。阿朗索（Alonso，1964）使用屠能模型，把城市换成中心商业区，把农民换成通勤者，通勤者在运输成本与地租之间权衡。米尔斯（Mills，1967）则提出，城市规模是由递增报酬和运输成本之间的相互替代所决定的。由于有限土地上仅能容纳有限的一些厂商，他们都是不完全竞争者，他们从地理的独立性获得垄断权力。随着20世纪70年代后期产业组织理论（Dixit and Stiglitz Model）的兴起，人们开始频繁地将相互影响的对策制定与博弈模型引入到区位与城市理论的空间竞争过程。米尔斯（Mills，1967）和亨德森（Henderson，1974）将马歇尔的外部性引入到了城市经济学中，这一外部性对厂商的集群式分布具有重要影响。拉赫德曼和藤田昌久认为，由于中间产品可以被用来作为原料投入到最终产品的生产中，从而提高最终产品的生产率，这就导致城市劳动力规模的扩大与工资率的上升相互促进。赫尔斯利和斯特兰奇（Helsey and Strange，1990）认为，一个大型城市和厚实的市场能在异质工人与企业之间的用工需求和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之间的匹配上达到很好的均衡（由于搜寻成本更低）。杜兰顿（Duranton，1998）认为，一个大型市场可以促进工人变得更加专业化[4]。
藤田昌久（Masahisa Fujita，2002）对规模经济下的城市规模进行了推算，并指出最优城市系统可以通过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之间或效用最大化的社区之间的竞争而产生。亨德森模型（Henderson，1974；Henderson and Becker，2000）解释了城市系统中所存在的不同类型的城市以及城市之间进行商品贸易的原因。藤田昌久和克鲁格曼（Fujita and Kmgmml，1995）提出了一个城市和农村土地利用的内生决定模型。藤田昌久、克鲁格曼和森智也（Fuiita，Kmgman andMoir，1999）创建了一个城市系统的层级结构模型。拉赫德曼（Abdel—Rahman，2000）、杜兰顿和普伽（Duranton and Puga，2002）对为什么会出现综合型城市和专业化城市进行了探讨。为了共享各种公共服务和互补的中间产品，节省贸易成本，平滑城市产业的随机波动，培育和建设创新环境，城市需要走多样化的道路，而规模经济又趋使企业再布局到专业化的产业区[4]。
（3）地方性公共产品供给模型
空间经济学中另一个正在成长的研究领域是对地方性公共物品的供给法则所进行的研究。地方性公共物品的易得性是现代城市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公共物品的消费经常涉及到人口迁移和拥挤问题。只要公共物品位于特定的空间之中，为了获得靠近此公共物品的有限土地就存在着竞争。这两个因素（因迁移而引起的拥挤和运输成本）损害了公共物品的纯度（Tiebout，1956；Buchanan，1965）。假如每一个地区都通过提供公共物品和税收减免来竞争以争取到消费者，那么各个地区之间的竞争以及消费者“用脚投票”机制就可以保证地方性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消费者对土地消费的竞争必然体现在土地价格或地租上，这一过程称为“土地资本化”。通过在资本化的地租和公共物品对消费者的迁移激励之间的权衡，城市的人口规模就成为地方政策的一个内生变量[4]。
当人口规模达到居民的一般效用最大化水平时，公共物品的成本等于城市级差地租的总和（Henderson，1977）。斯塔雷特（Starrett，1988）认为，地方公共物品的边际社会价值等于总级差地租的边际增长量（土地资本化规律）。斯考彻摩和伍德斯（Scotchmer and Wooders，1987）认为，拥挤是促进俱乐部公共服务供给分散化的充分条件，并且拥挤促成了资金和拥挤之间的交易的内部化。藤田昌久（Fuiita，1989）认为，当城市规模为最优时，公共支出等于级差地租加上从所有用户那里征收的最优费用。克里默、德克初和蒂斯（Cremer，Derchove and Thisse，1985）考虑了一个当消费者通过政治程序（投票）来表达他们对于地方性公共物品偏好的两阶段博弈模型（消费者首先选择公共设施的数量，再选择公共设施的位置）。假设消费者位置固定，按比例征收所得税，则投票将促进过多的城市数量和公共设施供给。如果消费者可以自由流动，他们就会为竞争土地而支付租金，在一个完美竞争的土地市场中，投票均衡是有效率的，公共设施的有效数量仅由总的土地准租金提供。因此，一个竞争的土地市场可以在一些典型市场失灵的情形下优化资源的配置[4]。
1.3研究内容及意义
1.3.1研究内容
本书首先在对资源产业布局理论概述的基础上，从宁夏的地理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入手，认识到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性和艰巨性；第二，对矿产资源的禀赋特征及勘查开发现状进行了剖析，明确本地区矿产资源赋存的发展前景及存在的问题；第三，分析了本区矿产资源的禀赋优势、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优势，以及制约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因素；第四，在上述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对本自治区的矿产资源进行了经济区划；最后，在矿产资源经济区划的基础上，从合理开发利用矿产资源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关于矿产资源产业布局的基本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