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作风，也叫党风，是全党包括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比较稳定的反映党的特征和品格的整体精神风貌。党的作风是党的性质和世界观的综合体现。党的作风的内容很广，具体划分为思想作风即学风、政治作风、组织作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文风等方面。党风的各个方面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其中，学风起着关键性的作用，高度重视并在实践中不断推进党的作风建设是我们党的特点和优良传统。
第一节党风是党存在和发展的重要保证
党风是同党的命运紧密相连的，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全体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性，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把党的作风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一、党的优良作风的形成和发展
党的优良作风不是固有的，也不是自发形成的，是党领导人民群众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伴随着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发展历程，党的作风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在理论上日益成熟，形成了一整套具有中国共产党风格的优良作风。
（一）革命战争时期：党的优良作风的形成
中国共产党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联系群众、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必须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大革命失败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党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1929年12月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分析了党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与党的路线的关系，指出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和不良作风将严重影响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这标志着我们党对作风建设问题有了一定的认识。
1930年8月，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对党内的教条主义等不良作风进行了分析和批判，提出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作风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1937年，毛泽东同志先后写了《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不仅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理论根基，而且为党的作风建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重要文章，对党风的科学概念、党风建设的内容、党风建设的途径等问题作了深刻的论述，形成了党的作风建设的完整理论。1945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对党的作风作了完整的理论概括，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23]并把它看作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这就是我们党著名的三大作风。
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针对中国共产党即将夺取全国政权的形势，提出了执政党的作风建设问题。他告诫全党：“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24]要求全党在全国胜利后，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维护党的健康肌体。
（二）建国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党的作风建设的曲折历程
建国初期，由于革命的胜利，骄傲自满的情绪，贪图享乐的情绪，不时腐蚀着党的干部。1950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全党全军进行大规模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全党努力克服骄傲自满、贪图享受的情绪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作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改进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作风。1951年2月，中央又作出了整党建党的决定，以纯洁党的组织，提高党的思想水平。同时，还针对经济建设中出现的贪污浪费现象，开展了“三反”运动。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以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不纯的问题。1956年，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八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对党的群众路线作了科学总结和论述，提出了在执政条件下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的具体措施。
从1957年到1966年，由于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的“高指标”，由于思想认识上不能正确分析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由于组织上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遭到削弱和破坏，使一些领导干部形成了命令主义、“瞎指挥”作风，严重削弱了党的优良作风。在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党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提出了关于党风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出执政党的党风建设关键是密切党同群众的关系问题，党风的好坏与能否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密切相关，要搞好党风首先要领导干部带头做好。这次会议对党的作风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对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作风建设遭受到严重破坏，给党的作风建设带来极大的危害。
（三）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作风建设的新发展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讨论，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为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扫清了思想障碍。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务必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和进一步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次会议成为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重大转机。针对党内存在的不正之风及其对革命事业的危害，1980年11月，陈云同志尖锐地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论断，得到了全党的认同。可见，新时期党的作风建设引起了全党的高度重视。
党的十二大前后，我们党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一系列文件，理清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特别是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为人们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反对各种歪风树立了很好的榜样，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1983年，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这次整党在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很大程度上分清了是非，纠正了错误，纯洁了组织，党内存在的思想、作风、组织严重不纯的状况有了改变，积累了许多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重要经验，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党的作风建设。
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针对党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的战略思想，他指出：“开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端正党风的工作就得干多久，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就得干多久。”[25]“我们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不是搞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26]提出把党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寓于改革开放的全过程。
1989年6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形成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党的作风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990年3月，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决定》抓住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这个党风建设的核心问题，对改革开放条件下执政党的建设经验作了科学的总结，强调全党必须认识到：“能否始终保持和发展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27]“必须坚决克服各种脱离群众的弊病，大力加强党风建设，进一步密切党同群众的联系。”[28]要密切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必须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反对官僚主义，惩治腐败现象。把坚持党的宗旨、密切联系群众作为党风建设的根本，成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党风建设理论与实践的一个特色。
江泽民同志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以“三讲”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形式，第一次把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提出来并加以深刻阐述和强调。这为党的作风建设探索了新路子和新方法。2000年2月，江泽民同志在广东考察时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对新时期党的作风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提供了思想和理论指导，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2000年10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又对作风建设作了专门论述。他明确指出：“党的作风问题，也是党的形象问题，作风不正，形象好不了，必然脱离群众、脱离实际。”[29]号召全体党员干部都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照搬照抄、本本主义；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反对独断专行、软弱涣散；坚持党的纪律，反对自由主义；坚持干部工作原则，反对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坚持清正廉洁，反对消极腐败；坚持艰苦奋斗，反对骄奢淫逸。用“八个坚持、八个反对”来规范自己的言行，检验自己的思想、工作等方面的作风。并把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求真务实、埋头苦干，改进工作方法，严于律己、树立清正廉洁的好形象这四个方面的内容，作为全党转变作风的重点。这次全会是对党的作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的一次认识上的飞跃，代表着我们党在新的时代、新的任务面前，把作风建设当作搞好自身建设的战略选择，形成了新的认识，有了新的发展。
2001年10月，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决定》对作风建设的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对作风建设的具体内容，对如何加强党对作风建设的领导等等都作出了科学的分析和论述，是我们党在新世纪加强作风建设的一个纲领性文献，为党的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供了具体的要求和指导。这标志着党的作风建设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
2002年11月，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再一次把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作为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环节，为全党同志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形成和开创新的优良作风，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任务，作出了总的部署和规划。报告强调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党风建设中的核心地位，对反腐败斗争作了总体部署，提出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逐步加大治本的力度，创新反腐败的工作机制，“加强教育，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强化监督，创新体制，把反腐败寓于各项重要政策措施之中，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30。
胡锦涛同志担任党的总书记以来，提出和形成了一条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的工作思路，逐步构建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他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以党风建设带动政风和社会风气”。要“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构筑牢固的思想道德防线”，要“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建立健全防范腐败体制机制”，要“进一步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对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在2004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新世纪新时期新的党风建设方略，那就是：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抓紧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5年1月，党中央颁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新的党风廉政建设方略，体现了“教育、制度和监督并重”以及“惩治和预防并举”的新思想，是党中央对党风建设理论的重大贡献。
2007年1月9日，胡锦涛同志在中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对全面加强新形势下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作了部署。明确提出在领导干部中要大力倡导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要勤奋好学、学以致用；要心系群众、服务人民；要真抓实干、务求实效；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要顾全大局、令行禁止；要发扬民主、团结共事；要秉公用权、廉洁从政；要生活正派、情趣健康。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方面的良好风气是，“要生活正派、情趣健康，讲操守，重品行，注重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这是中共中央首次对干部生活作风提出如此特别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