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方位词意义的纷繁复杂，有些方位词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已经脱离了定位的原意，含有特定的意义了。如：
（1）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孟子·离娄下》）
这个“中”并不指定位中的“中间之人”，而是指“中行之人”，即道德品质较好的人。对这类词要注意辨析，以免误解。
（2）若有德之君，外内不废。（《左传·昭公二十年》）
“内”和“外”，在这里有特指，“内”指宫内，“外”指宫外。“外”在这里指国事，因在宫外而言，“内”指宫中之事，因在宫内而言。“内”和“外”含有特定的意义，但总体上和它们所表示的方位有必然的联系。
方位名词在古代汉语中可以用作状语：
（1）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谏逐客书》）
（2）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史记·淮阴侯列传》）
（3）泰山之阳，汶水西流；其阴，济水东流。（《登泰山记》）
方位词做状语现象在古汉语中较多，或表示行为的处所，或表示行为的方向。要注意方位词做状语和方位词做主语的区别：方位词做状语时，这个方位词表示动作行为的方向或处所主要起修饰作用，方位词做主语时，这个方位词是被陈述、说明或判断的对象，是句子的主干。
方位词还有一些兼类现象，即通常用作名词类的方位词，又往往用作动词。
在古汉语中，趋向补语“颁下”“走上”之类结构一般不常用“颁下命令”而直说“下令”，“走上车”直说“上车”，在这种情况下方位词便用作动词了。如：
（1）孔子下，欲与之言。（《论语·薇子》）
（2）子路从而后。（《论语·薇子》）
（3）臣乃敢上璧。（《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古汉语中方位词还有其他一些特殊用法。
古汉语中的“中”用于表示在某地的中间，常放在该名词之前。如：
（1）孔子哭子路于中庭。（《礼记·檀弓上》）
（2）中江举帆。（《赤壁之战》）
“中庭”“中江”实际上就是“庭中”“江中”的意思。
上面分析了古汉语中方位词的一些特殊用法，即特殊语法功能。古汉语中还有一些特殊的方位词，如把山之北、水之南称为“阴”，把水之北、山之南称为“阳”：
（1）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垄断焉。（《列子》）
（2）甲午，乃即皇帝位汜水之阳。（《史记·高祖本纪》）
这种用法，在现代汉语中的一些地名中也有所表现，如“华阳”就在华山的北面，“江阴”就在长江的南岸，“衡阳”就在衡山的南边。现代汉语中的方位词的用法跟古汉语没有大的差异，只是现代汉语方位词比古汉语要复杂得多。
在现代汉语中方位词还有一些特殊用法。这里只看“上下”“左右”“前后”的灵活用法。
表示空间。“上下”指事物的上部和下部，以上和以下、从上到下。“左右”指事物的左边和右边。“前后”指事物的前边和后边。
（1）这些木料上下一般粗。
（上部和下部）
（2）试卷上下要各空五厘米。
（以上和以下）
（3）他浑身上下都湿透了。
（从上到下）
（4）向左右看去，到处都是山沟。
（左边和右边）
（5）平房的左右前后，河边路边，甚至山头上都种上了树。
（左边右边前边后边）
表示时间、距离、年龄的范围。“上下”多用于年龄、距离；“前后”多用于时间，不用于年龄；“左右”用途较广，可以用于时间、年龄、距离等方面。“前后”前边可以不带数量词，“左右”前边只能是数量词。
（1）是四十左右商人模样的人。
（2）只要在相距三四尺前后或左右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我便会疑心就是他的朋友。
（3）这是大家渡江前后一个真实的故事。
（4）今年一月三十日前后放寒假。
例（1）“左右”可以替用“上下”，不能替用“前后”。例（2）表示相距，“前后”或“左右”不能换用“上下”。例（3）前后则不能换用“上下”或“左右”。例（4）“前后”可以换用“左右”，却不可以换用“上下”。
表示约数。“上下”“左右”都可以放在一般数量词语之后，表示约数。“左右”还可以表示时间范围的约数。“前后”可以用在表示时间范围的数量词语之前，也可以用在其后。
（1）谷子长得好，大多是齐腰那样高，穗头大的一尺六寸，普遍的一尺左右。
（2）全文才两千字上下，引文不确处有十一处之多。
（3）这学期授课四个半月左右。
（4）前前后后一个半月左右。
（5）这是1940年前后发生在天津闹市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例（1）的“左右”和例（2）的“上下”用在一般数量词之后，表示约数。“左右”“上下”可以互换，但不能换用“前后”。例（3）例（4）中“左右”表示时间范围的约数，不能换用“上下”。前后重叠用在了时间范围的数词之前。例（5）“前后”用在表示时间和数词之后，不能换用“上下”，换用“左右”也欠妥。
“上下”用于人际关系，指上下级、长辈和晚辈。
（1）上下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2）全家上上下下和睦相处。
这种用法在古汉语中也较普遍，如“上下和睦”。
“左”和“右”分开来用，指动作多次重复。
（1）左说右说，就是不听。
（2）左看右看，越看越喜欢。
（3）左一趟右一趟派人去请。
“前后”跟数量名短语连用，指一段时间内有几个同类的事物。
（1）前后三封信却已收到。
综上所述，本来表示定位的方位词，却用来表示其他内容，体现出了现代汉语中方位词的独特功能。
方位词无论对于古人而言，还是对于现代人来说，都不仅仅是指示空间位置，它们具有相当丰富的文化含义，与人们的社会观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都是密切相关的。
汉语中的四方是根据太阳来确定的。太阳升起的地方为东方，太阳落下的地方为西方，太阳光直射的地方是南方，背阳的一面是北方。太阳是人类最直观而稳固的参照物，日出日落就成了绝大多数原始民族用来确定东西两向的标准。因此也可以推测，四方中最先产生的方位词应当为东和西。根据太阳来确定四方位置，就使得汉民族传统的观念中，认为东方、南方为尊，西方、北方为卑。因为东和南都有新生、光明温暖的特点，西和北则恰恰相反，都有死亡、阴暗、寒冷的特点。红日东升，朝霞满天代表了生机，代表了希望。而傍晚将至，日薄西山，人们顿有穷途末路之感。而南北若以山作为分界线的话，则山的南面是阳光灿烂，雨露充足，南属阳。山的北面则阴风肃杀，寒冷阴凉，北属阴。东方是太阳的诞生地，可以给大地带来温暖与生机。东风吹来，和煦暖人，万物也发芽生长。古人把司春之神称为“东后”“东君”“东皇”等，就是因为春从东来，春由东生。《广韵》：“东，春之方也。”就说出了这个意思。在我国上古时代，每当春天来临的时候，都要在东部举行隆重的仪式。《吕氏春秋·孟春纪》：“立春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于东郊。”由于东方主春，春天到了，农事也开始，因此“东”也就有农事的意思。古代社会是农业社会，人们重视农业，自然“东”也就为人们看重并尊崇。因此，“东”“西”相对时往往以东为佳，以西为劣。《礼记·王制》：“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东序自然比西序要好多了。古代宗庙中的神主排列也体现出这种东尊西卑的观念。就昭穆制度而言，昭在始祖之左之东，穆在始祖之右之西。而“东第”也泛指富贵人们的住宅。“西”方由于是日落之地，因此人们把它与黑暗、死亡联系起来。根据统计，我国原始社会墓葬中，死者的头朝向日落方向的居多。我国古代西王母的神话，实际是西方神灵世界的象征。今天把死亡说成“上西天”就是这种传统观念的反映。不仅是地上，连天上的星宿也是西方代表了杀戮、收敛。在古人的观念中，“秋”就是西方之神施展凶杀魔力的结果。古代诗人也有很多“悲秋”的诗篇。“南”方是主掌生养之方。人们从众多的日常现象中观察到，南方因日照时间长而生机勃勃。由于南方主掌生养，所以在古代宫廷中，帝王会见群臣都是南向坐，正如《周易·说卦》所说：“圣人南面而听天下。”人们还用“南山”比喻长寿，所谓“寿比南山，福如东海”。人们从具体现象中得出南方属阳，北方属阴的认识。另外，由于从殷周以来，中国的政治中心一直在北方，而南方在政治上处于较低的位置，人们形成了北为上南为下的观念。汉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尚中的传统。古人认为整个中国位于天下的中心，而国家的都城被认为是全国的中心，称“中京”或“中都”。而且“中”还可以特指朝廷或皇帝，这种观念发展到春秋以后，又进一步上升到为人处事、平治天下的最高道德准则的高度。所谓“中庸”“中和”的“中”，就是保持事物的适度的均衡状态。左、右也有尊卑之分。不同的时代，或以左为尊，或以右为尊。古代官制是以左为上、以右为下。而通常所说的“无出其右者”则以右为上。现代又用左、右区分进步与反动。“左”有进步与革命的意义，如“左派”“左翼作家”等。“右”则有保守与反动的含义，如“右倾”“右派”等。据说这种左右的含义已与古代尊左的习惯没有什么联系，而是受近代汉语的影响而产生的。
试论《论语》对二陈修辞观的影响
宋代学者陈骙和现代学者陈望道相隔数代，其修辞学说也各成体系，但他们各自修辞理论的形成和《论语》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笔者认为，儒家经典《论语》中阐发的“文”“质”观，对陈骙确立修辞诸原则和陈望道提出消极修辞积极修辞两大分野都产生积极影响。本文试图通过《论语》与《文则》《修辞学发凡》的比较来探讨这种影响。
一
一般认为，我国古代修辞学的初步建立，是以宋代学者陈骙的《文则》为标志的。这部著作，不仅系统地总结出了比喻、继踵、援引、蓄意、避复等多种修辞手法，而且还提出了一些至今仍很有价值的修辞学说，在汉语修辞学的发展进程中，起到了继往开来的作用，标志着修辞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文则》之前，关于修辞的论述，大多是零珠碎玉。继《文则》之后，虽有不少修辞专著问世，但往往顾此失彼，难成系统。历经700余年之后，陈望道先生《修辞学发凡》的问世，才揭开了中国修辞学史上新的一页，成为中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兼顾古话文今话文的修辞学著作。
《文则》和《修辞学发凡》，同为汉语修辞学发展过程的两大里程碑，这一评价，似合众议，笔者在这里并无意探究，只想借这一话题来说明，早在战国时期，孔子的《论语》在阐发儒家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的同时，就已经提出了许多很有影响的修辞观，为后来修辞学的发展初步奠定了基础。
其实，《论语》作为一部儒家经典，并无意专门阐发修辞学说，但是，孔子及其弟子们十分明白，为了使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思想观念能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必须十分注意运用语言的艺术，这正是《论语》的修辞观得以产生的原因。出于这种原因，我们才能从《论语》中时可散见有关修辞的论述，诸如“辞达”说和“文质彬彬”说，其中以“文质”说为其修辞观的核心，影响深远。《论语》中这些颇有见识的修辞观，仅仅作为其政治主张的附属偶尔而发，并未形成系统的学说，但也闪烁着灿烂夺目的光彩。我们从《论语》对二陈修辞观的影响中可见一斑。
纵观《文则》和《修辞学发凡》，二陈的修辞学说虽然各成体系，呈放异彩，但是，追本溯源，他们修辞理论的形成，其根脉和《论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遗憾的是，后来的修辞学家们忽略了对这种联系的探讨。只要我们把《论语》的修辞观和二陈的修辞学说加以对比，就不难看出，《论语》的修辞观对二陈修辞学说的形成，直接、间接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
《论语》对修辞学的贡献之一，就是它提出了“辞达”这一运用语言的基本原则。它一经提出，就为人注目，并被奉为修辞的准绳。
孔子认为：“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至于“辞达”所包含的具体内容，《论语》中并没有进一步说明，以至于围绕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很有一番争论。其中仅宋人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一派坚持以“摒辞达意”来诠释“辞达”，他们认为，“辞达”就是“明其足以达意，斯止矣。”“无事于华藻宏辩也”。而以苏轼为代表的另一派则持相反的观点：“夫言止于达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无论像司马光那样把“辞达”理解为只要“通意”就可以了，不必借助文采，还是像苏轼那样坚持“文饰”的观点，表面上看，他们二者的观点似乎针锋相对，其实，仔细推究，他们对“辞达”说所传达出的关于修辞的最基本原则的理解并无多大异议，即“要求文辞、言辞须明白、晓畅、达意”。司马氏和苏氏分歧的焦点在于要产生“辞达”的修辞效果，要不要以“文”作为载体这个问题上。
《论语》“辞达”说的提出，为语言运用规范了最基本的准则，成为传统修辞学所遵循的基本纲目和发展大势。我们从二陈的修辞学说中能清晰地看出这一基本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