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娟芹
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活动的舞台，它影响着人类的生存方式和文化形态，对此我国古人已经有相关论述。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人类社会的早期，人们的生产生活对自然的依赖就更加强烈，这种影响也就表现得越加明显。我们虽然不能完全接受环境决定论，然而地理环境对文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本文将重点探讨秦国的地理环境对秦文化的影响。
一、有关地名
国都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理清了一国国都的迁徙轨迹，实质上也就清楚了这个国家势力的迁移、变化过程。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秦国对周边戎狄和其他小国的兼并，秦国疆域也得以不断扩张。为了适应开疆拓土的需要，秦国的政治中心——都邑也经过了数次迁徙。有关秦人早期都邑的具体地望，有的目前还有争议。下面作一简单辨析，以了解秦人势力范围之变化轨迹。
（一）西垂、犬丘、秦邑
《史记·秦本纪》中在说明秦人早期生活时，多次提到“西垂”之地。前人关于西垂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认为西垂是西部边疆的泛称，另一种认为是具体地名。这主要是因为司马迁在运用这一地名时有些含混，导致后代聚讼不一。如《秦本纪》中“及其先大骆地犬丘并有之，为西垂大夫”一句中的西垂就有泛称的意味。而“文公元年，居西垂宫”一句，以及《秦始皇本纪》附《秦纪》中“襄公立，享国十二年。初为西畤。葬西垂。生文公。文公立，居西垂宫。五十年死，葬西垂”中的西垂，很明显是具体地名。
犬丘为秦人祖先非子最早居住之地，也是秦人最早的根据地，史籍有时也记作西犬丘。《史记·秦本纪》载：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孝王欲以为大骆嫡嗣。申侯之女为大骆妻，生子成为嫡。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潏，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复与大骆妻，生嫡子成。申、骆重婚，西戎皆服，所以为王，王其图之。”于是孝王曰：“昔柏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
犬丘与西垂应该是一地二名。西垂之具体地望，《史记》《正义》曰应在汉代陇西郡西县，即唐代上邽县，今天水。20个世纪在礼县大堡子山发现了秦公陵园以及大量随葬品，后又在大堡子山东南方向与之相距约3公里的西汉水南岸圆顶山上，发现了秦贵族墓葬，为我们寻找西垂之地望找到了依据，大多数学者认定西垂就在礼县附近。如徐卫民主张在今礼县永安附近，祝中熹主张大致范围在今西和县北部和礼县东部。各家所说大致范围相近，具体位置略有偏差。
秦邑是周孝王封非子的地方。孝王欲立非子为大骆嫡嗣，因申侯的劝谏，乃作罢。于是另封非子于秦邑，大骆之嫡子仍居于犬丘，形成秦人两宗并存的局面。秦仲时期大骆一族被西戎灭亡后，周宣王召庄公昆弟五人使伐西戎，破之。于是庄公得以重新移居犬丘，嬴秦两支合而为一。
关于秦邑之具体地望，《史记》《集解》引徐广曰秦邑在“今天水陇西县秦亭也”。《正义》曾载“《括地志》云：秦州清水县本名秦，嬴姓邑。《十三州志》云秦亭，秦谷是也”。《集解》与《正义》一致认为秦邑在天水附近。
总之，西垂指具体地名，并不是西部边疆的泛称，西垂与西犬丘为同地异名，汉代西县、西山也应指此地，具体位置应在今甘肃礼县附近。秦邑应在今甘肃张家川附近。
（二）汧城、汧渭之间、汧渭之会
汧城在《史记》中没有记载，但张守节有说明，《正义》曰：“《括地志》云：‘故汧城在陇州汧源县东南三里。《帝王世纪》云秦襄公二年徙都汧，即此城。’”《括地志》由唐代李泰主编，《帝王世纪》系魏晋人皇甫谧撰。《晋书·皇甫谧传》谓皇甫谧是“安定朝那人”，晋之安定在今甘肃平凉一带。皇甫谧身为西北人，他的记载值得重视。假若《正义》引文无误，《帝王世纪》是襄公二年迁徙于汧城的最早记载。
1979年，陕西陇县边家庄村民发现残墓一座，器物100余件，之后不断有新的器物出土。1986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几家单位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发现墓葬30多座，出土器物几百件，仅五鼎四簋的大夫级墓葬就有8座，三鼎二簋的士级墓葬3座。在边家庄墓地东南约1.5公里的磨儿原村西，又发现一座古城遗址。考古学家认为这座城址与边家庄墓葬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边家庄墓地是磨儿原城址的墓葬。磨儿原城址就是襄公所迁汧城之具体地望。
《史记·秦本纪》：（文公）四年，至汧、渭之会。曰：“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后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汧渭之会为汧水渭水汇合之处，应有具体位置，汧渭之间距离汧渭之会不应太远，可以将二者合而论之。目前汧渭之会具体地望有陇县、宝鸡市千河镇、郿县几种说法。其中徐卫民主张在汧水以东渭河以北的宝鸡市千河镇魏家崖村一带，并且以出土文物予以佐证，影响较大。秦人自文公四年（前762年）到达汧渭之会，至宪公二年（前714年）徙平阳，在这里共生活48年。
（三）平阳、雍
《秦本纪》：“宁公（当为宪公）二年，公徙居平阳，遣兵伐荡社。”《正义》曰：“《帝王世纪》云秦宁公都平阳。按：岐山县有阳平乡，乡内有平阳聚。《括地志》云：‘平阳故城在岐州岐山县西四十六里，秦宁公徙都之处。’”林剑鸣先生认为平阳应在今陕西宝鸡县东阳平村，马非百先生言在岐山县西南。1978年，在陕西宝鸡县杨家沟乡太公庙村出土秦公镈3件、钟5件，为秦武公时器物。学者考证平阳古城当在今杨家沟附近，据岐山县城约20公里。宪公、出子、武公在平阳共生活36年。
《秦本纪》：“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郑宫。以牺三百牢祠鄜畤。卜居雍。后子孙饮马于河。”雍城遗址在今陕西凤翔县附近。雍地是秦人的大本营，自战国灵公迁泾阳为止，雍城作为都城至少长达250多年之久。在中国都城史上，雍城应有一定地位。
（四）泾阳、栎阳、咸阳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所附《秦纪》，灵公居泾阳，但是具体什么时候由雍城迁到泾阳，没有说明。王国维认为泾阳在今陕西泾阳县境。
秦献公继位的第二年，为了便于同魏国作战，将国都从泾阳迁到栎阳。王国维认为栎阳故城在今陕西高陵县境。到孝公十二年（前350年），栎阳作为都城共33年。
孝公十二年，徙都咸阳，到秦亡，咸阳作为都城144年。
泾阳、栎阳两地在秦国都城史上影响不大。在迁都泾阳、栎阳后，因雍地存有众多先祖祠庙，仍经常有国君前来居留活动，雍城长期保持着繁荣之势。《史记·商君列传》载：“于是以鞅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说国都直接由雍迁往咸阳，也是正确的。
二、春秋时期秦国大致疆域
由都邑的变化可以对秦人的活动范围作出大体划定。秦人在早期主要生活于今甘肃礼县附近。襄公二年（前776年）越过陇山，迁到今陕西陇县一带（但是犬丘仍然有较大势力留守）。文公东猎，沿着汧水继续东移，到达今陕西宝鸡、岐山、凤翔一带，至此，秦人的主要活动范围由甘肃东部转移到了关中。在战国秦惠文王灭巴、蜀之前，秦人主要生活在陕西关中和甘肃东部的大片地区，因而对秦文化形成影响的也主要是这一区域。
都邑虽然是秦人生活的核心地区，但是秦人并不仅仅满足于都邑这一块小小的范围。下面通过春秋时期秦国所灭亡的几个国家的具体地望来推知当时秦国的疆域。
宪公时与亳战，亳王奔戎，伐荡社；武公时灭邽冀戎，初县郑、杜，灭小虢；穆公时灭茅津戎、梁、芮、滑、鄀，霸西戎。梁、芮、郑都在黄河西岸，秦灭梁、芮，打通了东向的障碍。鄀在今河南淅川县，伐鄀则为秦国南向的发展提供了保证。邽戎在今甘肃天水县南，冀戎在今甘肃甘谷县南。因戎人生活迁徙不定，荡社具体地址说法不一，其活动区域约在今陕西三原、兴平、长安附近。茅津之戎约生活在今陕西、山西交界之处，山西平陆附近。由以上秦所灭国家可知，春秋时秦国势力已达今陕西黄河西岸确定无疑。秦晋之间的几次战役（如河曲之战、韩原之战、王官之战、殽之战、令狐之会）和会盟都在黄河附近也说明这一点。在西边，“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由于秦穆公灭西戎，秦国直接统治的地域，其西方至少达到今甘肃中部以至更远的地方”。可以说，春秋时期秦之最大范围，东到陕西黄河西岸，西到甘肃中部，北及黄土高原南部，南抵秦岭，亦即整个关中地区和甘肃东南部都为秦所有。
战国前中期秦人活动区域与春秋时期大抵相近，后期随着六国的相继灭亡，秦人也由偏居西北一隅逐渐走向了全国。然而除西北外，其他地域的地理环境对秦文化影响并不大。
三、秦国地理环境对秦文化的影响
秦国有黄河、华山、秦岭为屏障，又有多处重要关隘，这样的地理形势在战争中的作用显得非常突出。借助黄河、高山作为屏障，自然就形成了易守难攻之势，使得秦国能够偏处西隅，独立发展，免受战乱之苦，国内能够有相对宽松安定的环境发展生产。在战争中秦国又能够居高临下，随时攻击六国，无四面受敌之虞。总观《左传》记载几百次战役，在秦国境内的战役寥寥，这不能不说是得益于秦国地理环境的作用。对此，古人多有阐述。汉代贾谊曾曰：“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自缪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此岂世贤哉，其势居然也。且天下尝同心并力攻秦矣，然困于崄岨而不能进者，岂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势不便。秦虽小邑，伐并大城，得厄塞而守之。”《读史方舆纪要·陕西方舆序》说得更明了：“陕西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陕西发难虽微必大，虽弱必强，虽不能为天下雄，亦必浸淫横决酿成天下之大祸。”
在关中和中原之间，有一条著名的通道，称作函谷关（亦称桃林），这是我国先秦时期东西方联系的主要交通干线。这条道路群山夹峙，路途艰险，“函谷左右绝岸十丈，中容车而已”。“东自崤山，西至潼津，通名函谷，号曰天险。”函谷关是春秋时期秦晋争夺的主要地域。春秋时期的小国家虢国就位于函谷关附近，这正是晋献公要假途灭虢的真正原因。对此，顾栋高曾感叹道：“（晋）最得便利者，莫如伐虢之役，自渑池迄灵宝以东崤、函四百余里，尽虢略之地。晋之得以西向制秦，秦人抑首而不敢出者，以先得虢扼其咽喉也。”他虽是就晋国而论，事实上也指出了秦国地理形势的特点。
当然，一方面，地势之险是保证秦国国内相对安定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也阻碍了秦国与东方国家的大规模交流，延缓了秦国东出进军的步伐。
据地理学家的理论，我国地势从西到东呈三级台阶。第一级为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一带等平原地带；次为黄土高原、秦岭一带；第三级为青藏高原，秦国处于第二级台阶上。秦之西再没有可与秦匹敌之国家，秦国的目光自然就始终注目于东方。当秦人把视线投向遥远的东方时，出乎意料地发现，中国西高东低的地势使得秦国似乎有俯视天下之势。这对秦国统治者的心理暗示——称霸，并最终统一全国，不能说没有丝毫影响。可以说，地理环境加强了秦人努力开疆拓土的决心，这一点从都城的布局就可以看出。秦国都城不筑城墙，这与东方国家明显不同，可见秦人采取的是御敌于千里之外的以攻为守的积极防御措施，体现了秦人的积极开拓精神。
秦国社会风习、文学艺术，乃至秦人性格也受到了西北地理环境的影响。
秦国风俗的形成，固然有政治环境、统治者的提倡等因素的影响，地理环境的作用亦不可忽视。对此，班固早有阐述，《汉书·地理志》曰：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秦诗》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及《车辚》《驷驖》《小戎》之篇，皆言车马田狩之事。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孔子曰：“君子有勇而亡谊则为乱，小人有勇而亡谊则为盗。”故此数郡，民俗质木，不耻寇盗。
通过《秦风》我们也可以看到秦人刚烈勇武的性格。这种现象至汉代犹然，古人常云关西出将、关东出相，与此有一定关系。
我国西北多高山戈壁，地理环境远较江南、中部地区恶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便形成了乐观豪爽的性格，其艺术也多苍茫雄浑之气，少清新秀丽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