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娟芹
《为吏之道》是睡虎地秦简中的一篇。睡虎地秦简1975年发现于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号墓，秦简内容包括《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法律答问》《日书》等。而《为吏之道》是睡虎地秦简中最受文学研究者关注的一篇，内容主要是阐述封建统治阶级的处世哲学，其中不少地方与《礼记》《大戴礼记》《说苑》等相同。1993年湖北江陵王家台出土的秦简中有《政事之常》一篇，内容是《为吏之道》中“处如资、言如盟”至“不时怒民将姚去”一段以及对这段文字的解释说明，原文与《为吏之道》略有差异，说明《为吏之道》在战国末到秦代被广泛传抄，还曾有人为之作过注释。
一、《为吏之道》的创作时间
考订《为吏之道》的创作时间，需要联系同墓出土的其他文字以及同地发现的其他墓葬作为参照。十一号墓秦简中还有一篇《编年记》，记载了从秦昭王元年（前306年）到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年）90年间的大事。墓主是一位名曰喜的下级官吏，生年在秦昭王四十五年（前262年），卒年很可能就在秦始皇三十年。喜曾任安陆御史、安陆令史、鄢令史等与法律有关的职务，还曾从军。可见，《为吏之道》的创作不会晚于秦始皇三十年。在睡虎地发现的十二座墓葬中，除十一号出土竹简、四号出土木牍外，有文字出现的还有七号墓，在七号墓的椁室门楣上阴刻有“五十一年曲阳士五邦”字样。战国秦王中在位时间超过51年的只有秦昭王（共56年），因此七号墓的入葬时间应该就是秦昭王五十一年（前256年）。据发掘墓葬的考古专家的分析，睡虎地12座墓葬的随葬器物大致可以分为两组（即两种风格，代表两个时期的器物特点）：以七号墓为代表包括四号墓在内的为第一组，入葬时间在秦统一六国前。以十一号墓为代表的是第二组，入葬时间应在秦统一六国后。也就是说，十一号墓器物与七号墓器物是两个时期的器物，十一号墓随葬品的制作时间不会早于七号墓入葬时间（前256年）。因此，《为吏之道》的创作时间不会早于秦昭王五十一年（前256年）。
《为吏之道》中有“则”、“正”，不避秦昭王、秦王政讳，其抄写应在秦昭王之前。《史记·秦本纪》载：“庄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于民。”《为吏之道》中与民宽惠的思想倾向，与庄襄王时的政策相吻合，故《为吏之道》极有可能作于秦庄襄王元年之后不久。
二、《为吏之道》的思想倾向
从内容看，《为吏之道》是对当时基层官吏进行教育的教科书。反映的思想较为复杂，有儒家、道家、法家等成分，具有融合诸家的鲜明倾向，说明了当时官吏精神世界之丰富。如对官吏有关规定的一段：以此为人君则鬼，为人臣则忠；为人父则慈，为人子则孝；能审行此，无官不治，无志不彻，为人上则明，为人下则圣。君鬼臣忠，父慈子孝，政之本也；志彻官治，上明下圣，治之纪也。
此段明显反映的是儒家思想。秦国对官吏的道德修养做出规范，以这样的内容来教导官吏，确实是后人没有想到的，这与人们通常了解的与夷狄同俗、“虎狼之国”、落后野蛮、好战剽悍的秦人截然不同。“怒能喜，乐能哀，智能愚，壮能哀，勇能屈，刚能柔，仁能忍，强良不得”又近于道家思想，“审当赏罚”、“敬上勿犯”等句又有法家的影子。总体来说，反映儒家、道家思想较为突出，法家却居次要位置。
前人论及战国时秦国以及秦代思想，总觉得是法家一统，其实不然。《为吏之道》的面世，促使我们有机会重新认识这一时期的秦国思想。对于秦国、秦代法家思想不能做绝对的理解，这一时期并非法家独尊。
《为吏之道》中反映的儒家、道家思想是怎么产生的？一方面得益于一些学者的宣传，如儒家学者荀子就曾去过秦国，并且对秦国的山川形势、民风民俗、都邑官府、朝廷制度、文武百官、市井下人等都作了评论，说明他在秦国并非短暂的逗留，应该是生活了较长的一段时间，才会对秦国有如此全面的了解。儒家大师来到秦国，推动了儒家思想在秦国的传播。此外，秦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是周文化，周文化中就有很浓厚的儒家色彩。秦人在变法中并没有将前人接受的周文化完全抛弃，而是有选择地继承了一部分。
道家也有学者活动于秦国，老子晚年西游于秦，道家人物杨朱、秦失都是秦人。除儒、道外，秦国还吸收其他几家思想，主要体现在《吕氏春秋》一书中。这部著作历来被归到杂家，其思想倾向的“杂”本身也说明了是吸收各家思想的结果。尤其要说明的是，《为吏之道》中提到的许多问题如公正无私、为国择贤、体恤下民、上慈下孝、恭敬清廉、慎言笃行等，在《吕氏春秋》中都有论述，二者的相似性也表明当时秦国社会并非法家独尊的事实。
在法家大行其道的秦国，对官吏进行训导的《为吏之道》中法家却退居次要地位，颇令人不解。喜乃小吏，《为吏之道》反映的是当时下级官吏的思想。法家仅仅是秦国官方的意识形态，但是以法、术、势为主的法家能否成为基层官吏的治身总则，则很难说。本篇真实地说明了社会对官吏的道德要求，正直、忠信、孝慈、爱民等无论在哪一个朝代，都是官员们应该具备的优秀品德。道家对社会人生的辩证而朴素的认识，不也正是广大民众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观察所得吗？这些都是本篇中反映儒家、道家思想的言辞频频出现的原因。
三、《为吏之道》的文学特点
《为吏之道》是睡虎地秦简中文学色彩最为突出的一篇。原简分上下5栏书写，若依照原简分段标志“·”划分，全篇由8段组成。
第一段集中体现了《为吏之道》的政治哲学和修身理论，全段以四言韵语为主，夹杂少数三、五言句。试抄录一节：凡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无私，微密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严刚毋暴，廉而毋刖，毋复期胜，毋以忿怒决。宽容忠信，和平毋怨，悔过勿重。
第一段体现的是儒家、道家、法家思想，有些句式在其他古籍中也出现，如“中不方，名不章；外不圆”，《说苑·谈丛》有“中不方，名不章；外不鬟，祸之门”。“安乐必戒，毋行可悔”，《说苑·敬慎》有“安乐必戒，无行所悔”。“君子不病也，以其病病也”，《老子》七十一章有“圣人不病，以其病病”。
本段末还列举了官吏应该具备的五种善行：“吏有五善：一曰忠信敬上，二曰清廉毋谤，三曰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恭敬多让。五者毕至，必有大赏。”多数句式押韵，中间五句皆为整齐的六字句，读来有很强的音乐美感。这几句与下段中“吏有五失”从正反两方面讲为吏的原则，可能原本是一段，在抄写时将分段的圆点误点了。
第二段讲官吏的五失，与上段中“五善”不同的是，这段以杂言散语为主，句式长短不一，由三节“一曰……二曰……三曰……四曰……五曰”的句式组成，实际是指出了为吏的15种过失。对官吏过失的描述远远多于良好德行的说明，这是否意味着当时官吏的某种不良倾向呢？
第三段也以四言为主，夹杂个别三句。如“戒之戒之，财不可归；谨之谨之，谋不可遗；慎之慎之，言不可追；綦之綦之，食不可偿”几句，带有很浓的口头语言风格，质朴流畅，所讲道理却深刻而耐人寻味。这几句在《为吏之道》中出现两次，说明抄写者很重视这几句，估计是作为座右铭或者箴言之类抄写的。
第四段为整饬的四言句，文意不太连贯，但所用词汇多为官吏常用词汇。整理者推测可能“是供学习作吏的人使用的识字课本”，类似于秦代《仓颉篇》这一类字书。其中也有一些哲理性较强的句子，如“除害兴利，慈爱万姓。毋罪无罪，无罪可赦”，“临事不敬，倨骄无人，苛难留民，变民习俗，须身遂过，兴事不时，缓令急徵，决狱不正，不精于财，废置以私”，这些句子有可能是抄自当时流传的格言警句。
第五段也基本是四言韵文，主要讲为吏者对待民众应有的态度和处理政事的原则，如何争取民心，体现了非常明显的重民思想，类似一篇简短的政论文。如“与民有期，安驺而步，毋使民惧”，“安而行之，使民望之”，“地修城固，民心乃宁。百事既成，民心既宁，既毋后忧，从政之经”等，告诫官吏在巡视时车骑要慢慢地走，勿惊吓了百姓，要使民心安定。土地、城郭等与民众忧戚相关的事都安排好了，民心才能安宁，民众才能没有后顾之忧。这些正是从政者需要遵守的纲领，近于黄老思想。整段文字有如长者谆谆教诲，反复叮咛，读来平和徐顺。尤其是有些句末“之”字的运用，更使得句式舒展流畅。
第六段是8节成相杂辞，这是古代文学研究者最为关注的一段，抄录如下：凡治事，敢为固，谒私图，画局陈棋以为藉。肖人聂心，不敢徒语恐见恶。
凡戾人，表以身，民将望表以戾真。表若不正，民心将移乃难亲。
操邦柄，慎度量，来者有稽莫敢忘。贤鄙溉辥，禄位有续孰敯上？
邦之急，在体级，辍民之欲政乃立。上毋间隙，下虽善欲独何急？
审民能，以任吏，非以官禄使助治。不任其人，及官之敯岂可悔？
申之义，以击畸，欲令之具下勿议。彼邦之倾，下恒行巧而威故移。
将发令，索其政，毋发可异使烦请。令数究环，百姓摇贰乃难请。
听有方，辩短长，囷造之士久不阳。
这一段所表达的思想在《为吏之道》其他段落几乎都有反映，唯不同的是形式。第一节首句“凡治事”显然是总的领起全段文字。除最后一节以及第六节“下恒行巧而威故移”一句外，其他六节都是为人熟知的三、三、七、四、七的句式。整理者认为这首杂辞有脱节，第八节最后一句下还应该有文字。第六节“下恒行巧而威故移”中“而”字明显是多余的，可能是抄写时误衍。
《汉书·艺文志》杂赋类有《成相杂辞》11篇，看来汉代以前这种体裁的创作不算少。传世文献中典型的成相体是荀子的《成相篇》，亦是三、三、七、四、七的结构，与《为吏之道》中这一段成相杂辞结构完全一致。有趣的是，荀子的《成相篇》通篇讲治国之政，尤其是列举了许多正反历史经验教训来说理，与秦简《为吏之道》的题材、主旨都非常相似。此外，《逸周书》《老子》中也有与成相体相类似的段落。《为吏之道》中成相杂辞的面世，激起了学者们研究成相体的来源、发展流变等问题的热情，许多学者纷纷撰文进行论述。
第七段、第八段是附录的两条魏律。在第八段的末尾还有一小段文字，类似格言警句，如“口，关也；舌，机也。一曙失言，四马弗能追也。口者，关；舌者，符玺也。玺而不发，身亦毋薛。”强调说话要慎之又慎，一旦说错，则无法挽回。类似的句式还见于《说苑·谈丛》。“一曙失言，四马弗能追也”一句后代演变成了成语。
以上各段内容都与官吏有关，可以看出当时对文吏的训导包括德与能两个方面。各段之间联系非常松散，几乎看不出有机联系，有些段落内容还有重复，很可能是墓主喜的学习笔记或教导官吏的资料汇编。
《为吏之道》呈现出与睡虎地其他秦简迥然不同的风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从整体格调看，阅读《为吏之道》，纯然感觉不到法家的酷烈无情，反而有一种温情、真诚、关怀流露在字里行间。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中也有一篇有关官吏的文字，即《置吏律》，是关于任用官吏的法律。来看其中的几句：“除吏、尉，已除之，乃令视事及遣之；所不当除而敢先见事，及相听以遣之，以律论之。啬夫之送见它官者，不得除其故官佐、吏以之新官。”语气斩钉截铁，不容质疑，似有一种强权在其中。再来看《为吏之道》中的文字：“治则敬自赖之，施而息之，密而牧之；听其有矢，从而则之；因而徵之，将而兴之，虽有高山，鼓而乘之。民之既教，上亦毋骄，孰道毋治，发正乱昭。”与《置吏律》给我们的感觉截然不同。这种差别除了各自文体、功用的不同所致外，内容、思想倾向的不同更是造成二者差异的原因。《为吏之道》更多采用说教式的语言，循循善诱，与其他秦简中命令式语言有别。
以四言为主，是《为吏之道》在形式上的最突出特点。第一段到第五段绝大多数都是四字句，第六段成相体也间有四言句。整齐的句式读来朗朗上口，便于记诵，本篇作为官吏教科书的特殊功用是多用四言句的主要原因。
《为吏之道》虽然多数是四言段落，但是读之并不板滞、沉闷，反而有些舒缓、活泼，这也增强了本篇的感情色彩。这一特点与本篇中虚词的运用有关，如“殹（也）”、“之”就数次出现，前文所引“戒之戒之”和“治则敬自赖之”两节最为典型。
《为吏之道》的语言质直朴素，有些接近于当时口语，与《荀子·成相篇》的典雅流利有别。
本篇也有明显的不足，如艺术上缺乏更为细致的加工与修饰，内容重复较多，显得粗糙一些，尤其是第四段。这与《为吏之道》创作流传于中下层社会有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