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斜川之志的价值判断
赵宋王朝以她博大的胸怀为士林提供了空前肥沃的文化土壤，宋代文人以其深厚的修养体现了对传统文化超强的吸附能力。苏轼苏过生活于北宋鼎盛时期，父子二人的价值判断却不尽相同。父亲儿时在程氏的手下接受的是孝悌忠信的教诲，苏过幼年在父亲身边看到的是竭忠尽智的厄运。苏过虽不见父亲“乌台诗案”仓皇下吏之状，也不懂父亲壮志难抒的苦闷，但由湖州知州沦为阶下囚，皆罪在指摘时政，已深深印在苏过的心中。在黄州，父亲微薄的薪俸难以养家糊口，加上生活环境不好，甚至还要靠苏轼亲自下地种菜，来补贴和维持全家人的生计。童年的苏过和家人常常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这就培养了他后来淡泊宁静、安于贫贱的性格。按照这种人生志趣自由发展，苏过于纷呈思想中择取庄子，是自然而然的事。随着苏过渐渐成熟，其价值观念与人生态度愈加明朗。苏轼一路迁谪，苏过跟随父亲尝尽了世态炎凉与人情淡漠。他的不喜仕进由此发端，“斜川之志”由此发萌。
苏过经历曲折，患难多而安逸少，其“斜川之志”不但包孕着深厚的情感寄托，而且蕴含着深刻的庄哲思考，如相对、绝对，有限、无限，有为、无为。岭海7年的苦海生涯，儒家的经世致用渐行渐远，老庄的自在无为频频涌入苏过的视野。父亲南迁之行，苏过一直随侍左右，尝尽了人间冷暖，也看清了新旧两党及其内部的互相倾轧，内心深处充满着对当时世态的厌恶与悲愤。苏过从庄子出世的高蹈中，寻求到一种逃脱的方式。“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丈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世人皆有所累，小人为蝇头小利，君子为仁义之名，大丈夫为家国安危，圣人为天下苍生，虽境界不一，但都为外物所羁绊，无法解脱。只有放下这些身外之物，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这不仅成为他排遣父亲苦闷的支撑，也成为他斜川之志确立与信仰的支点。
苏过一生淡泊名利，主张修身养性，清静无为，而这些正与庄哲暗合。三十而立这一年，他先后经历了侍父北返、父亡途中两件大事，精神在极度喜悦后跌入极度悲痛。此间，苏过与家人生计艰难，幸有叔父苏辙鬻别业以济之。除服后苏过闲居颍昌，时苏辙为避祸也归颍，叔侄二人默默无闻，潜心修学，诗文唱和以排解心中愁苦。苏过“几年零落卧江湖，乐事何人与我俱”就道出了叔侄二人与世隔绝、万念俱灰的思想状态。自身亲历的人生挫辱与父亲病逝的沉痛打击使他对“致君尧舜”愈加反弹，崇尚自由不喜仕进的志趣更加坚定。此时的苏过已经拥有成熟的心态，学会了独立思考，深知老庄哲学终可颐养淡泊心性，于是醉心于《缮性》的思想国度。文中“以恬养知”的主张，“正己”、“得志”的要领以及对荣华富贵去留的不以为意都让诗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通达与舒畅。
这种退隐不争、率性无为的精神状态一直持续到政和二年苏过出任太原府监税。苏过一生物质上极度匮乏，解决温饱迫在眉睫，生活捉襟见肘，他不得不靠升斗之仕养家糊口，这无疑与他“不为轩冕肆志”的判断相抵牾，其精神十分痛苦。南怀瑾先生将道家比喻为药店，不生病可以不去，生了病就非去不可是十分恰切的。苏过在人生的重要关口都是以庄子精神作为依托的，对庄子思想的采纳与吸收，苏过和父亲有所不同，苏轼多是在政治生涯受挫之后回归老庄，而苏过对平淡恬静的生活是一种天然的选择与亲近。由于苏过没有像父亲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没有激烈的感情冲突与情绪跌宕，因此其诗歌立意终不高于其父对国朝社稷一如既往的关怀，而是另辟蹊径，以远追老庄之姿，隐逸山野之态，呈现为独特的恬淡。苏过研习庄子的心境比之父亲更加赤诚，更加纯粹。
三、父亲嗜庄的深远影响
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说苏轼读书：“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也说：“《庄子》之文，以无为有；《战国策》之文，以曲作直。东坡生平熟此二书，故其为文，横说竖说，惟意所到，俊辩痛快，无复滞碍。”两人都道出了苏轼对《庄子》的喜爱，苏轼所言更表明了自己在精神层面与庄子思想的契合。苏轼习庄的经历与他仕途坎坷的遭遇是密不可分的。他曾以自嘲的口吻叙述平生事功惟在黄州、惠州、儋州，三地是苏轼颠沛流离的贬所，谪居此时正是苏轼酷嗜庄子哲学的时期，也是苏过哲学观发萌与树立的时期。苏过自九岁随父贬居黄州一直到父亲逝世，其间20余年，苏过一直随侍其侧，耳濡目染，必然会对苏轼的思想有所吸收与选择。苏东坡的佛老思想和仙道之趣，在苏过习父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居黄四年苏轼进入了物质生活的困顿期，却迎来了文学创作的丰收期。苏轼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频涉佛老，多谈人生的短长与悲喜。在《赤壁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力图用老庄的听任自然、超然达观的处世哲学来解脱自己的痛苦。作者通过主客辩论的形式展开了关于人生意义的探讨，主客的对话，实际是作者的独白，是他内心苦闷而又力图摆脱的矛盾心情的表露，是他以陶醉于月明风清的美景来解脱人生短暂的悲哀。在这样的文艺熏陶之下，苏过自然少慷慨意气，多随缘自适。他的不喜仕进，崇尚老庄与他少年时期的经历是分不开的。
在惠州，苏轼“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苏轼深受老庄思想影响，确实善于“随缘委命”。他在《十月二日处到惠州》中用“苏武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一句表明他做好了长期谪居的思想准备。苏过随父一行游罗浮道院及栖禅精舍，作“人生行乐耳，四海皆兄弟。何必怀故乡，吾驾随所税”语，这既是苏轼本人谪居思想的发端也是苏过疏离仕途的萌芽。绍圣元年（1094年），苏过随父初到惠州时，写下了《和大人游罗浮山》一诗，充满了对父亲含冤受屈的安慰之情。诗中视利禄富贵若“敝屣”、“露电”的品性，正好表现了时年23岁的苏过甘于淡泊、不求富贵的旷达思想。遭受着身心的折磨，苏轼仍躬耕自济、笔耕不辍，秉承当年赴黄时“便为齐安民，何必归故丘”的自我告诫，韬光养晦，文学自适。可以说，苏过的“斜川”之志由此缘自其父。
苏轼再贬儋州时已逾六旬，他认为自己再没有生还之日，便把家安置在白鹤峰，只让季子苏过随行。想到父子二人要流落到孤岛，苏轼不禁黯然感伤，但他是个随缘自适，善于自宽的人，接着又用老庄思想自我排解，在茫茫宇宙中，整个中国不过是一个小岛而已，谁又不在岛上呢？“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从无限中把握有限，便是苏轼对庄子哲学的躬亲诠释。在海南的3年中，苏过除了担负起照顾父亲的饮食起居外，也像在惠州时一样，在东坡的指点下，读书作文，从未间断。元符元年苏过在儋作《志隐》赋，以苏轼所信奉的顺应自然、随遇而安、安贫乐道的思想来宽慰父亲：“子知鱼之安于水也，而鱼何择夫河汉之与江湖？”全文“上宗庄周之齐物，下衍东坡之旷达”，“深寓妙理而不涉玄虚之迹”，有子志于隐，难怪坡仙会发出：“吾可安于岛夷矣”的感慨。苏过在惠、儋时期写的诗文，有许多都含有援道、释以宽慰父亲的用意。他在安慰父亲的同时，也在安慰自己。他以拳拳孝心随侍父亲南迁之行，以孜孜不倦精神追求学术永恒之价值，并将庄子作为其精神爱侣陪伴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