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名未羊、言午，供职于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有“军旅杂文家”之称。1978年开始杂文创作，曾获《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评论奖，湖南省首届杂文评比一等奖，第18届中国新闻奖副刊作品银奖等。在2008年《杂文月刊》组织的“卓达杯”杂文竞赛中获第一名，夺得万元大奖。2009年3月，《杂文报》与《杂文月刊》召开了“许家祥杂文作品研讨会”。
“笼子”难做
孙存准先生撰文认为，权力需要约束，掌权的“圣人”难找，也很不可靠。就是找到了“圣人”，当家掌权以后，往往变得“圣人”不“圣”。因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会滥用权利”，要防止滥用权利，就要制作约束权力的“笼子”，诚如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所说的那样：“人类千百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大师们浩瀚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和你们说话。”孙先生此文的题目是：“圣人”难求，“笼子”易做。
此文很有见地，引人深思。由此我想到这个问题的另一面——“笼子”难做。因为，“笼子”易做从理论上讲是对的，也是被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证明了的。然而，理论上的东西要落实到实践中往往不那么容易。由于“水土异也”，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笼子”在“中国特色”的环境中很难做出来。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也曾经是一个封建大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和封建观念，人们很难从封建母体中“脱胎换骨”，一些人的思想、行为等常常自觉不自觉的打着封建社会的烙印，总希望“圣人”掌权，总认为“圣人”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总认为“圣人”的权威不可冒犯。人们习惯于“君主式统治”，习惯于个人说了算，习惯于绝对的无条件的服从。这种封建土壤不利于“笼子”的生长发育。
“做笼子”的实质是限制封建特权，逼迫掌权者从领导位置上后退，回到依法行政的位置上，也就是要把“老虎”关进“笼子”里，不让“老虎”在“笼子”外面为所欲为，只让“老虎”在“笼子”这个有限的空间中行动。这无异于与虎谋皮，“做笼子”的一旦被“老虎”发现，它会立刻扑上来，一口咬断你的脖子，让你笼子未成身先死。古往今来，“做笼子”的前赴后继，很难把笼子做成。相反，许多“做笼子”的命丧虎口，有的连一根骨头都没有留下。
常言道：“自己的刀难削自己的把。”“做笼子”也如此。“做笼子”就是制定限制权力的规章制度和实施办法，而规章制度不是平民百姓制定的，而是权力机关制定的。要权力机关自己制定规则限制自己的权力，等于自己拿刀割自己身上的肉，能舍得么？“权力是最好的春药。”迷恋权力是人的自然属性。人的天性都讨厌约束，掌权者更讨厌约束。掌权后能主动接受约束，主动割自己的肉的“圣人”不多，因为割肉是很痛的。我们的一些改革改下面可以，一改到“圣人”头上就不行了。政治体制改革改不动，原因就在这里。作家任蒙说得好：“设计一套规章制度并不难，难的是设计者是否愿意设计。”
长期以来，我们也做了一些“笼子”，比如党章、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及民主集中制的种种规定等。可惜的是，落实的少，不落实的多。“家长制”“一言堂”依然如故，“老虎”并没有关进“笼子”里去，很多“老虎”经常在“笼子”外面咆哮着，一不高兴就咬人甚至吃人。所以这种“笼子”是“鸟笼子”“竹笼子”“纸笼子”，同没有一个样，与真正的“铁笼子”相去甚远。不过，从当前的情况看，就是有天不怕地不怕的铁匠做出了“铁笼子”，也很难办，哪个吃了熊心豹子胆的敢把呲牙咧嘴、吼声如雷、威风八面的“老虎”往“笼子”里赶呢？
没有真正的民主“笼子”是做不成的，做成了也没用。
调查的另一面
毛泽东同志有句名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是，在有些地方有些时候有些情况下，有了调查，也同样没有发言权。如果非要发言，就难免坏事。
1959年秋冬，各省、市、自治区普遍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农村人民公社发展情况调查，由新华社编辑成两大本《农村人民公社调查汇编》下发，其中包括27个省市区的172篇调查报告，如河南、安徽两省介绍了两个省不同区域、具有代表性的25个人民公社的典型材料，有《吃甘蔗节节甜，上楼梯步步高》《高山飞出金凤凰》《红光万丈照白河》等大唱高调的调查报告，全是歌颂和赞扬人民公社优越性、带来的巨大变化和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方面的材料。
这些调查材料，即使记述的是真的，也是个别现象，而不是当时的普遍情况。1959年的安徽，全省农业总产值23.06亿元，下降到1952年的水平。粮食总产量700万吨，比1958年减产185万吨。而当年征购量为350万吨。当时物资供应十分紧张，人民生活非常困难。河南的情况也差不多（摘自2010年6月11日《报刊文摘》）。
半个世纪之后来看这次调查，显然是一次唯上的、不实事求是的、从既定判断出发的调查，是一次不正确调查的样本。调查的缘起，是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对“右倾”的批判，调查的态度是“昂首望天”，而不是“眼睛向下”，调查结论都与中央提出的“发展、健全、巩固”这个主题高度一致。以这次调查作依据，全国继续“反右”，以“错”纠“对”，拖延了解决“大跃进”问题的时机，数千万人被饿死，出现了“人相食”的悲剧。造成悲剧的原因，正如刘少奇所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祸”之中就有调查之祸。
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调查也是如此。同样一件事，调查的人员不同、调查的目的和指导思想不同、调查的方式方法不同，就可能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调查可能是正确决策的依据，也可能是决策失误的诱因；可能是一种工作方法，也可能是一种政治姿态；可能是实事求是的体现，也可能是想当然的印证；可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也可能是一相情愿的诠释；可指引迷途者走向胜利的彼岸，也可将正常的行路者导入歧途。一句话，调查可能是幸福的天使，也可能是灾难的魔鬼。这里的关键在于——调查的目的是否正确，指导思想是否端正。
如果调查的目的是要证明“八届八中全会”精神无比正确、无比英明，调查的指导思想是要为“反右”提供炮弹，那么，调查必然是应景式、命题式、求证式、先入为主的调查，调查就肯定被扭曲、被强奸。调查会成为权力的婢女，权力走到哪，调查跟到哪，权力怎么说，调查怎么做；调查会成为独裁者的贞节牌坊，“你看，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这是大家的调查结论哟”；调查会成为丑陋的遮羞布，通过调查，把脓包、疤瘌等掩盖起来，把强健肌肉和健康体形展现出来；调查是错误的挡箭牌，运用调查的“筛子功能”，把不好的东西筛掉，把成绩保留、放大，用事实证明“大跃进”是对的，用调查为错误正名；调查还是小人整人的暗箭，如文革中“叛徒、内奸、工贼”之类的证明材料就是通过大量“调查”获取的“铁证”。
品质的低下，思想的偏差；唯上的奴性，盲目的服从；思维的杂乱，逻辑的混淆；作风的漂浮，方法的简单等等，都可能得出调查“伪证”。呜呼！“调查呀调查，多少不义之事假汝而行！”调查之后，误导知多少？
决策失误知多少？冤魂知多少？解难题，做决策，调查不可或缺。但必须明确的是，调查有正确与不正确、有用与无用、有利与有害之分。是有利还是有害，全看调查者怎么调怎么查。
如果不是“正确的调查”，就不如不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