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我说道。“我猜想这种人是杂色的。一身集合了许许多多的脾性。这种美丽而多彩的人就像实行民主制的城邦。许多男人和女人都羡慕这种生活。因为它包含多种制度和性格的多种模式。”
“是的。是这样。”他说道。
“怎么样？我们是否应把这种人放在民主政治这一项。作为一个有理由叫作民主主义者的人了呢？”
“就这样做吧。”他说道。
“那么。”我说道。“剩下来需要我们研讨的最好的制度和最好的人就是专制和暴君了。”
“对。”他说道。
“好。我亲爱的同志。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专制是怎样产生的吧？非常明显它是从民主政治转变而来的。”
“是的。这是很明显的。”
“从民主政治转变到专制的过程是不是与从寡头政治转变到民主政治完全相同呢？”
“怎么会是这样呢？”
“寡头政治为他们自己所制定的善。”我说道。“以及寡头政治所追求的目的是财富。对吗？”
“对。”
“而对财富的贪得无厌以及为了赚钱而忽视其余一切却又毁灭了它自身。”
“不错。”他说道。
“民主政治确定了自己的善。而对它的过分追求又瓦解了民主政治。对吗？”
“你说的民主政治为自己确定的善是什么呢？”
“自由。”我说道。“在一个民主制度下的城邦里你将听到人们说。
这是它所具有的最美好的东西。而且也正是为了这个原因对于每一个天生爱好自由的人它才是唯一值得去生活的制度。”
“是的。这确实是一句最常被人重复的话。”他说道。
“那么。”我说道。“如同我刚才所打算要讲的那样。这种永无满足的欲望和对其他事物的忽视是不是会使这个制度变质并为专制铺平道路呢？”
“怎么会这样呢？”他说道。
“我猜想一个实行民主政治的城邦由于渴求自由很可能让一些坏的酒贩子当上了领导。使他们烂醉如泥。这时。除非统治者非常温和。而且允许极大的自由。否则城邦就会要求惩罚他们。控告他们是寡头分子。”
“是的。”他说道。“这就是他们的所作所为。”
“而且城邦还要往那些服从的人身上泼脏水。说他们是统治者的心甘情愿的奴才。一钱不值。”我说道。“与此同时城邦表扬和尊重——不论在私下或公共场合——那些像被领导者的领导者和像领导者的被领导者。在这样的城邦里自由是不是必然会渗透到一切呢？”
“怎么能不呢？”
“而且。我的朋友。”我说道。“它渗入每一个私人住宅。直至把无政府主义播种在所有动物的心中。”
“这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呢？”他说道。
“那就是说一个父亲。”我说道。“要使自己习惯于像一个儿子。而且要害怕自己的儿子。而一个儿子要习惯于像一个父亲。在父母面前不知羞耻或者不惧怕自己的父母——似乎只有这样他才可以算是一个自由的人。同时农村人与城镇人平等、城镇人与农村人平等。对于外国人也是一样。”
“对。”他说道。“情况确是这样。”
“还有下一类的事情。”我说道。“那就是老师害怕学生。讨好学生。于是学生蔑视老师以及他们的保育员。总的来说。年轻人模仿他的长者。在言行上与他们唱对台戏。而成年人则降到年轻人的地位。模仿年轻人。处处表现出温顺和可爱。使他们不显得可憎或专横。”
“那是肯定的。”他说道。
“我的朋友。当这种极端的自由。”我说道。“在一个城邦里出现时。买来的奴隶。男的女的与买他们的人就会是同样自由的了。而且我们差点儿忘记谈他们在女人对男人和男人对女人关系上的平等和自由了。”
“那么。”他说道。“我们还要不要像埃斯库罗斯所说的什么来到了嘴边就说什么呢”？
“那是肯定的。”我说道。“我正要那样说。一个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根本就不可能相信在那种城邦里畜生都比在其他城邦里要自由得多。母狗也跟谚语里所说的一样。变得像它的女主人了。当然还有马和驴子。它们也养成了大摇大摆自由行走的习惯。在路上遇上了谁就向谁扑过去。如果对方没有站在一旁的话。其他的所有一切同样也都享有充分的自由。”
“你讲的是我所想象的。”他说道。“我自己每次回到乡下就遭遇过这种事情。”
“现在我们把所有这些事情总结在一起。”我说道。“你注意到没有它们把公民的心灵变得多么敏感。因而如果有人提出什么建议。多少有点奴役意味。他们就会生气。不能容忍？结果你是知道的。为了避免有任何主人。他们对法律不论是成文的也好不成文的也好。一律不予理睬。”
“这一点我知道。”他说道。
“那么。我的朋友。”我说道。“这就是开端。是源。它是如此的美好和任性。依我看从那个根里自然而然就会生长出专制。”
“这肯定是一根茁壮的根。”他说道。“但是接下来又是什么呢？就像产生于寡头政治的弊病。”我说道。“而后又把寡头制度加以消灭一样。在这个制度里也产生了那种弊病——但是作为这种自由的结果它更为强大——而且奴役着民主政治。诚然。任何事情做过了头都可能引起相应的反作用——季节是这样、植物是这样、身体是这样。政治制度尤其是这样。”
“那是可能的。”他说道。
“过多的自由看来只可能变为过多的奴役。对于个人和城邦都只能是这样。不可能是别的。”
“是的。那是可能的。”
“这样看来。”我说道。“专制也许是只能从民主政治里面产生出来。而不能是出自别的什么制度的了。我猜想——最大和最野蛮的奴役产生于极端的自由。”
“对。”他说道。“那是合理的。”
“不过我猜想你要问的不是这个。”我说道。“你要问的是民主政治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与寡头政治相同的弊病。并且奴役着民主政治。”
“你说得对。”他说道。
“好。那么我告诉你。”我说道。“我指的是那个懒惰阶层。挥霍浪费的人群。他们中最勇敢的人就充当头领。没那么勇敢的人就追随其后。正是这些人我们把他们比作雄蜂。把为首的比作身上有刺的。把追随其后的比作身上无刺的。”
“对。”他说道。
“这两类人在任何一个制度下一旦产生。”我说道。“他们就必然制造麻烦。就像一个人身体中的黏液和胆汁。因而为了对付它们。城邦里的好的医生和立法者。就要像一个聪明的养蜂人。必须采取长期的预防措施。最好使它们不致产生。但是如果它们产生了。就应尽快把巢室整个地切除掉。”
“对。以宙斯的名义发誓。”他说道。“彻底切除掉。”
“那么。”我说道。“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看清楚我们所讲的是什么。我们现在就来做。”
“怎么做？”
“让我们在理论上把一个在民主制度统治下的城邦分成三个部分。
实际上它也是这样。一个阶层由于听任其发展在民主政体中生长得不会比在寡头政体中小。”
“是这样。”
“而且远比在寡头政体里更为强暴。”
“怎么会是这样的呢？”
“在那里由于它受不到尊重。而且被排斥在政权之外。它没有锻炼的机会。所以没有那么神气十足。但是在民主政体下这个阶层除少数的例外。都担任要职。它的最凶残的部分从事演说和政治活动。而其余的就在讲坛附近嗡嗡叫。不让别人说话。其结果就是除了极少数例外以外。一切在这样一个制度下都是被这个阶层所控制着。”
“完全如此。”他说道。
“好。现在再说另外一个阶层。它总是显得自己与大多数人不同。”
“什么阶层？”
“当大家都在追求财富的时候。这批天生最有条理的人大都最先变成了最富的人。”
“可能。”
“因而我猜想那里应是雄蜂能够挤榨出蜜汁最多。也最容易挤榨的地方。”
“一个人。”他说道。“怎么能从那些一无所有的人那里挤榨出什么东西来呢？”
“那么我猜想这样的富人应称作雄蜂的牧草。”
“正是这样。”他说道。
“而人民则将是第三个阶层了。他们全都是只顾干自己的活儿。不干预别的事务。没有多少财产。当他们集合起来时。他们就构成了民主政体中人数最多和力量最大的阶层。”
“是的。他们是这样。”他说道。“不过除非要分蜜汁。他们不大愿意集合。”
“不过他们总是可以得到一份。”我说道。“领袖们在拿走了那些拥有生活资料的人们的生活资料并据为己有之后。会把剩下的一点给人民。”
“是的。”他说道。“他们就是以那样的方式去获得自己的一份。”
“于是。我猜想那些财产被夺走了的人会被迫在人民面前演讲或做他们力所能及的一切来保卫自己。”
“当然。”
“他们本是为了保卫自己。却常被别人所控告。即甚是他们并没有进行什么革新。却被诬以反对人民和成为寡头。”
“当然。”
“所以。当他们看到人民并非出于意愿。而只是由于无知。并且由于被一些诬蔑中伤所欺骗。而打算对他们实行非义时。最终不论他们愿意与否就会变成真正的寡头分子了。但是这也是雄蜂刺螯他们的结果。”
“那是绝对肯定的。”
“于是他们相互控告、审判和争斗。”
“完全如此。”
“而在这个过程中人民常习惯于把某人树立起来作为他们的首领。
培植他。使他变得无比伟大。”
“是的。他们习惯于那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