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株潭城市群国家性区域金融中心紧密结合长株潭城市群以及整个中部地区的实际情况，在全面完善金融体系的基础上重点发展部分功能并使其辐射整个中部地区。以银行、证券、保险等建设为起点，健全基础性金融体系，实现全方位的金融功能，为长株潭城市群经济发展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更进一步，以“三个中心，两个体系”（即农产品期货交易及定价中心、金融信息服务中心、金融教育与科研中心，风险投融资体系、中小企业投融资体系）的特色金融功能辐射整个中部地区，建成中部大规模的资金集散地，促进长株潭城市圈的建设和快速发展。
2.成长期——长三角城市群与珠三角城市群
其一，长三角城市群的金融支持模式。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简称长三角城市群，位于中国沿江沿海“T”字带，是中国最大的城市群，它由沿江城市带和杭州湾城市群构成，成员包括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南通、盐城、泰州、淮安、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舟山、台州、马鞍山、合肥、衢州、金华22个城市。为推动和加强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联合与协作，促进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1992年由上海、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扬州、南通、杭州、湖州、嘉兴、宁波、绍兴、舟山14个市经协委（办）发起、组织，成立长江三角洲14城市协作办（委）主任联席会，至1996年共召开5次会议。2010年3月在浙江嘉兴召开的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第10次市长联席会议宣布，协调会成员增至22个，即长三角核心城市群扩容，不仅吸收盐城、淮安、金华、衢州等6个苏浙城市为新会员，而且让泛长三角区域内的合肥、马鞍山两个安徽省的城市也正式“加盟”。
以上海为龙头的江苏、浙江经济带是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经济总量规模最大、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板块。在长江三角洲快速积聚的国际资本和民间资本，不仅规模越来越大，而且以其特有的活力强有力地推动着这一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据统计，在这片中国最富饶的土地上，充满活力的大型城市群正在不断崛起：“超级巨人”上海，“重量级巨人”苏州、杭州、无锡、宁波、南京、常州，地区生产总值达到4000亿~9000亿。一批“小巨人”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飞速增长，经济总量基本均超过千亿人民币，为长三角都市圈带来丰富性和层次感的县域经济，极具竞争力。在全国百强县市竞争力排名中，有7个长三角的县市（区）进入前10位。县域经济的崛起，使长三角城市连片化、都市化成为可能。
上海是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之一，带动着长三角地区和整个长江流域的发展。上海强大的辐射力及其周边“近水楼台”城市的飞速发展，使苏、浙两省的所有城市都意识到了区域合作的重要性，其他城市无不同样在努力寻找自身的城市定位，在资金、信息、人才、商品的流动中找到城市崛起的机遇。接轨上海，实现共赢，推进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已成为长三角区域内各地政府的共识。2008年4月21日，由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举办的第一届长江三角洲地区金融论坛在南京正式开幕。长三角金融论坛是沪、苏、浙政府和中国人民银行积极推动区域经济金融协调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论坛提出要促进地方政府、金融管理部门和金融企业的跨区域合作与协调，以金融创新促进长江三角洲地区资金跨行政区域流动，促进区域对外贸易投资活动和区域内外汇资金流动便利化，促进区域内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功能整合，构建共同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机制，促进区域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两省一市政府共同签署了共建“信用长三角”合作备忘录。2009年4月27日，第二届长江三角洲地区金融论坛在杭州举办。会议提出，积极推进长三角地区金融协调发展，支持经济一体化，是长三角地区抵御当前经济困难、保持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要求各方进一步加强区域协作，加大金融协调力度，推动长三角地区经济在全国率先复苏。两省一市还共同签署了应对金融风险合作备忘录。2012年3月，中国银行上海人民币交易业务总部成立，为海内外金融机构搭建起人民币交易平台，为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极大地推动人民币交易业务的发展。
在各方积极推动下，长三角地区的金融一体化合作得到不断推进，金融协调发展工作取得了明显进展。上海以举办上海世博会为契机，积极推动银行卡和金融IC卡在长三角地区的推广使用，2009年8月10日，联合境内外25家发卡机构发行了银联标准的上海旅游卡。小额支付系统华东三省一市汇票业务自2008年12月1日顺利上线至今，一直保持平稳运行。在金融市场融合与创新方面，成功推动商业承兑汇票在长三角地区的广泛使用，同时，配合人民银行总行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建立了长三角票据业务联席会议，正式发布了全国首个区域性商业汇票贴现价格指数——长三角票据贴现价格指数，签署了《票据承付自律公约》。在金融机构发展与合作方面，整合阶段性研究成果，大力支持金融机构跨区提供金融服务。在外汇管理合作方面，积极争取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指导和支持，及时组织试行已具备实施条件的外汇管理合作措施。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异地进口付汇集中备案、民营企业境外放款、跨国公司外汇资金内部集中管理等试点项目顺利开展，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健全沪、苏、浙三地外汇检查联动机制，加强跨区域外汇信息交流。在改善金融发展环境方面，积极培育信用服务市场，构建信息查询平台，提高商业银行对评级结果的应用，推动长三角信用评级一体化进程。2011年《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出台，在国家政策的激励下，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金融一体化进程进一步提速。2012年，长三角引入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帮助企业渡过金融危机，促进外贸和经济稳定增长。
其二，珠三角城市群的金融支持模式。
以广州、深圳、香港为核心，包括珠海、惠州、东莞、清远、肇庆、佛山、中山、江门、澳门等城市所形成的珠三角城市群，是我国三大城市群（其他两个是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唐环渤海城市群）中经济最有活力、城市化率最高的地区。珠三角城市群的面积及综合实力不及长三角城市群，但它是我国乃至亚太地区最具活力的经济区之一，它以广东30%的人口，创造着全省77%的GDP。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的冲击下，在中国这样一个主权国家，粤港澳三个不同经济体朝一体化方向迈进。在国内，长江三角洲、上海经济的发展对广东、香港起到了一定的冲击作用，粤港的优势正在逐渐减弱，这一切都促使粤港澳地区迅速实现经济一体化，加强自身发展优势。
珠三角城市群特殊的地域和文化优势使其一直以来受各方资金青睐的原因在于以下几点：一是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经济和政策优势，对珠三角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格局初步形成，极大地吸引了全国的资金、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在这里聚集，为珠三角城市群的形成铺平了道路。二是珠三角比邻港澳，区位优势十分明显，且改革开放初期正逢港澳产业结构升级换代，需要依托大陆转移其成本日渐高昂的轻型产品加工制造业，因此大量资金流入珠三角城市群支持轻型产品加工业的建设。三是岭南文化极具包容性，毫不排斥地接受来自五湖四海的投资者，也填补了本土资源的不足。四是珠三角是我国着名的侨乡，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最多，与海外有天然便利的人文联系。珠三角吸引的外资中，港澳和侨资占绝大部分，这对珠三角外向型经济发展起了主导作用。
随着珠三角与长三角城市群竞争的日趋激烈，珠三角金融深化与合作成为促进珠三角进一步发展的重中之重。深港金融合作是珠三角城市群建设的重要方面。在历经了亚洲金融危机后，面对中国入世，香港方面担心即将失去原先在内地与国外间的中介优势，在香港商界、学界人士的呼吁下，《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于2003年6月29正式签署并于2004年1月正式实施，主要内容是香港与内地建立类自由贸易区，实现零关税、服务贸易自由化、贸易投资便利化。2010年7月发布的“新华－道琼斯金融中心发展指数”，香港位列世界第四，表明香港已成为珠三角城市群第一梯队的“成熟型金融中心”，积极推动内地与世界深度交流。
2009年4月，唐英年访问珠三角九城市，就《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与《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简称《方案》）中有关深圳与香港合作项目的落实，进一步促进深港两地功能互补、错位发展等进行了多轮探讨，金融合作是这次两地商谈的重头戏。《方案》提到深圳要建立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作为与伦敦、纽约并称的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之一，香港在金融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金融业占香港GDP总值的20％，不仅经验丰富，而且与国际接轨，同时在融资、集资以及金融产品方面都比较多元化，应充分发挥香港对深圳的辐射带动作用。此后，深交所和港交所这两家证券交易所签署了新的协议，推动双方的持续合作，在资讯交流、产品发展和人员培训等方面实现优势互补、错位发展。
目前，香港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桥头堡”，仅人民币存款2011年末就达到5885亿元。通过RQFII、FDI等方式引导资金来内地投资，增加其保值增值的空间，提高境外对人民币的接受度和认可度，促进中国资本市场功能的完善及企业融资环境的改善。对一直致力于建设重要金融中心城市的深圳而言，大幅提升内地与香港服务贸易开放程度、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支持香港发展成为离岸人民币中心等新政策为深圳金融业带来又一次历史性的发展机遇，将更进一步推动深港金融合作。
3.成熟期——纽约都市圈和伦敦都市圈
其一，纽约都市圈的金融支持模式。
纽约都市圈乃世界五大都市圈之首，北起缅因州，南至弗吉尼亚州，跨越了10个州。它的层级结构酷似一座金字塔：塔尖是纽约，第二层是波士顿、费城、巴尔的摩、华盛顿4大城市，再下面则是围绕在5个核心城市周围的40多个中小城市。5大核心城市各具特色，错位发展，相互补充，纽约与周围城市合理的地域分工格局和产业链的形成，成为了这一都市圈发展的基础和保障。在这个区域中，人口达到6500万，占美国总人口的20%，城市化水平达到90%以上。纽约都市圈的制造业产值占全美的30%以上，被视为美国经济的中心。纽约都市圈对世界经济的巨大影响力，主要归功于其发达的金融产业体系。
一是纽约作为金融中心影响整个区域。纽约处于整个城市圈地理和地位的双重核心位置。全长仅有500多米的华尔街，云集了纽约证交所、美联储、高盛、美林、摩根斯坦利等响当当的金融机构，成为国际金融界的“神经中枢”，让纽约城市圈受益匪浅。对都市圈内的新兴企业来说，华尔街不仅提供了创业初期所需的风险投资，而且为他们后续发展提供了更多的资金支持，以及IPO上市等一系列金融服务。纽约拥有世界上最大股票市场；纽约外汇交易、黄金场外交易仅次于伦敦；纽约的商品期货交易量与芝加哥、伦敦分列前三；纽约还是与伦敦并列的全球创新中心。
二是金融产业具备超强的创新能力。国际金融市场上，绝大部分的资产工具和金融衍生品都是美国创造出来的，包括汇率交易基金产品、债权衍生品、股权衍生品、信用衍生品，以及最新推出的二氧化碳额度的买卖等。除产品创新外，各种交易方式的创新同样源自美国。调查研究显示，纽约源源不断的金融创新的基础是：自由化的社会理念及高质量的社会生活水平。优越的生活环境吸引了全世界各国的专业人才前来移民落户，多元的文化与崇尚自由冒险的“美国精神”相结合，便催生出各种新见解和新发现，使纽约成为金融创新的沃土。199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全球资本额排名前10位的金融机构中，有6家的总部设在纽约，他们的并购业务、股权业务和债务融资业务收入都处于全球领先地位，除了本土的业务收入，在对欧洲、中东和非洲的业务中，J.P.摩根、摩根斯坦利和花旗集团的盈利也遥遥领先。纽约债务市场上最为活跃的两大业务是：杠杆贷款（leveraged lending）和证券化（securitization）。极度发达的金融业为大量创新型企业提供了融资平台。大规模的风险投资为高科技成果走向市场安上了助推器。纽约华尔街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也使这些企业的发展如虎添翼。翻开波士顿的历史，这里不仅是美国独立战争打响的地方，也是现代席卷全球的共同基金浪潮的发源地，更是全球第一大基金管理公司富达基金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