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移民方式的选择、移民后期的生活安置，不仅仅是生态环境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从上述沿黄区域生态移民实践中，可以总结归纳出以下几点经验与启示：
其一，生态移民是一个影响广泛、辐射深远的社会工程。生态移民不仅仅是当地人的事情，而且关乎整个生态屏障区生态环境的改善与地区经济的发展以及周边辐射带的环境问题。例如，西部的生态环境问题直接影响着东部的生态环境。长江发洪水、黄河断流的根本原因是西部地区的水土流失问题。保护西部生态环境的受益者是全体国民及其后代子孙，所以生态移民成本由全体国民共同负担比较公平。
其二，生态移民不仅是人口迁移，更是文化迁移。生态移民一定要兼顾移民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因为更好的生活不仅是物质生活的提升，更有精神生活的改善和传承。
其三，资金支持是生态移民顺利进行的根本保障。不论是前期的移民搬迁还是移民后期的定居发展，都离不开大量的资金支持，国家和地方政府在移民搬迁之前就要有这样的政策安排和宣传引导，整合扶贫资金和各类专项资金，发挥资金合力，使迁出区的推力和迁入区的拉力能真正发挥作用，减少移民回迁造成的成本浪费。
其四，政策的集合效应是生态移民成功实践的重要因素。从国内外移民实践和落后地区开发的经验中，本书可以总结出，与一定的资金支持相伴的税费政策的有效实施，是缓解生态移民初期移民自身资金紧张的有效途径。
第四节 沿黄城市带生态移民的文化重构
文化是无形的生产力。生态移民的过程也是一次文化迁徙的过程，如果不重视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创新，某些人口较少的民族及其文化很可能会在生态移民过程中事实上消失。因此，沿黄城市带在生态移民过程中，应把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创新作为一项重要而长期的工作来抓。同时应将金融支持生态移民与金融支持生态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做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一、生态移民对迁出地原有文化传承的影响
生态移民带来的文化迁徙必然会对迁出地原有文化的传承产生重大影响。这种影响是双重的——既有积极的扬弃性推进作用，亦有消极的抛弃性可能。若在这一事关移民文化发展历程走向的重大历史问题上处理不当，将会导致一系列新的社会、文化、生态问题的产生，严重影响生态移民的综合效益。
生态移民工程的实施，使得移出地群众的生活环境逐步由封闭的自然经济社会向开放的市场经济转化，这必然会带动移民的思想观念发生深刻变化，进而对民族传统文化造成冲击。
民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与该民族的历史渊源、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以及生产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生态移民工程的实施，不仅使移民的生产生活场所在空间上发生变化，也使移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习俗发生变化。在新的生存环境中，原有的民族传统文化面临着与其他民族文化的碰撞与融合，这会使一些民族传统文化消亡，一些民族传统文化通过调适而发生变化。因此，在实施生态移民、加快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需要重视民族或区域传统文化的保留、继承和发扬问题。
近些年来，沿黄城市带大多数地方都制定出台了系统的生态移民方案，但其中有相当多的方案只重视生态和经济问题，忽视了生态移民中民族文化亟须保护的现实与历史要求。有关部门应加强移民中的民族文化保护，关注生态移民与文化迁徙的互动发展，使之在迁入地绵延千年，有效发挥积极的道德教化与精神引导作用。
一方面，在生态移民社区管理、房屋规划过程中，应尽可能地融入民族文化特色。例如，回族家庭有做礼拜的习惯，可考虑房屋多做划分，以方便他们留有房间用于做礼拜或举行宗教仪式，既保护和发扬了民族传统文化，又提高了移民在当地生产生活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许多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牧业生产中形成了一整套有效保护生态环境的模式，“逐水草而居”是因为牧民按照季节的更替划分了不同的牧场，以使草原得到轮休。当前，牧区实施生态移民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现有的牧业规模超过了环境的承载能力。在很难为牧区生态移民提供足够的土地进行耕作的情况下，对于那些不愿意和不适合搬迁的移民，尤其是老人，可以在限制牲畜数量的前提下让其继续留在原居住地从事牧业生产。一定区域内人口数量的减少本身可以缓解当地的环境压力，同时也可为延续了数千年的传统文化提供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二、民族文化变迁与生态移民文化承接
文化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是由居于表层的物质文化、居于深层的精神文化和居于中间层的制度文化构成的。精神文化以物质文化为基础，以制度文化为准则，它又作用于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三者处于三位一体的格局中，形成了既相互区别又相互渗透的多层次的整体格局。随着生态移民而出现的文化变迁自然也涉及到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的不同结构层次。
（一）生态移民与物质文化的变迁
总的来说，影响生态移民的物质文化变迁主要因素为以下几个方面：
1.生产方式的改变
绝大部分的生态移民工程是以禁牧育草为前提的，按照工程建设内容的要求，项目实施区的牧民、农民变卖牲畜，离开了世代居住的草场、家园，来到政府为他们修建的新居点，过上了一种全新的生活，牧区农户即“放下羊鞭进城”。这意味着他们脱离了世代传承的高原畜牧业生产，原来的生产方式在移民族群中已经不复存在，成为历史。作为生态移民的牧民，在新的环境下，面临着传统的草原游牧文化与现代的城镇定居文化的冲突，一方面出现了文化震惊、文化断裂，甚至是文化“休克”现象，在生计方式的选择和定位上显得茫然不知所措；另一方面，过于依赖于政府支持而使他们不能积极主动地去寻找新的生产门路，可能使他们从一种贫困状态下的“等、靠、要”到另一种状态下的“等、靠、要”。
2.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方面的变化
生产力水平在文化的生产、发展和变化中具有决定性意义，劳动者的劳动技能在生产力中又居于决定的地位。目前，生态移民主要移居到市（州、盟）、县（旗）所在地的城镇，面对全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他们原来拥有的畜牧业生产技能或在山区从事种植业的技能没有了用武之地，但又缺乏新的、能够适应新环境的生产技能，或是可作为耕作地的农田很少。这两种变化显现出来的负面影响是：生态移民中的青壮年劳动者成为迁入地的一个特殊的“无业游民”，不仅浪费了劳动力，而且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使原本素质就相对较低的劳动者既没能掌握新的生产技能，又可能忘却传统的生产技能。
3.产业结构方面的变化
以畜牧业为主导产业，辅之以零散的副业生产是牧区的基本产业结构；以传统农业为主导，辅之以简单的畜牧业这是传统农业区的基本产业结构。但是，在实施以禁牧育草为主要内容的生态移民区，这种产业结构已不复存在。牧民封育草场，出售牲畜，举家迁移。在新的居住地，草场有限，甚至没有，使得草场和牲畜与他们分离，他们原有的劳动技能派不上用场，但短期内寻求新的生产门路并不现实，可能动摇他们的迁移决心。虽然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有关部门把培育后续产业作为项目的重点内容，制定了方案，也开始对移民中青壮年劳动者进行新技能培训，但这需要一个过程，现有的多数生态移民区无法确切界定产业结构。
4.生活方式的变化
生产方式的改变伴生着生活方式的改变，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一是居住方式由游牧生活向定居生活转变；二是居住空间由牛毛毡房向砖混结构的房屋转变，遮风挡雨的功能强了；三是作息时间可以自由安排了，再也不必围着牲畜被动地流动；四是从饮食结构到衣着打扮上都更多地趋向于城里人的特征；五是精神文化生活从内容到形式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六是饮食习惯有可能因为产业类型的改变而发生改变。环境变了，作为生存方式的文化模式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首先表现在物质文化层面的变化。
（二）生态移民与精神文化的变迁
1.身份认定
“生态移民”或“移民”这种特殊的身份，使一部分生态移民有一种失落感，甚至有一种被剥夺感。而在族群或在群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方面，生态移民和迁入地区的居民是同一族群，本来应当有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但是，一方面由于他们刚迁入不久，相互之间的熟悉、接纳和融合需要一个过程；另一方面，由于他们特殊的身份，而对迁入地的居民缺乏归属感，习惯于以一种旁观者的身份独立处世，而迁入地的居民对他们也缺乏实际的认同感。这种身份的模糊性、职业的不确定性，产生了一种同一族群间的断裂性，共同表现为同一亚文化中特殊文化间的冲突和不适应，致使生态移民目前成为一种特殊的族群，或者说是一个特殊的阶层。
2.娱乐文化变化
一是相对于游牧文化和简单的农耕生产生活的单调和枯燥，城镇文化生活丰富多彩，这对移民特别是移民中的青少年来讲，可以说来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过上了一种新的生活，有很多新鲜事物。二是生态移民现在是集中定居，又与城镇相邻，生活空间由过去分散性、移动性变为现在的集中性、固定性。这一变化对相互间的交往在时间、空间上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移民间交往更加频繁、关系更加密切，传统的生活方式在与现代的生活方式碰撞中也发生着渐变。可以说生态移民的精神生活的内容和形式都在发生着变化，内容更丰富了，形式更多样了，这从文化进化的角度上讲是有积极意义的。
3.宗教信仰变化
比如三江源地区的主体民族是藏族，有较多的人信仰藏传佛教。在宗教信仰方面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信教群众的角度上讲，由于他们有比过去更充裕的时间，同时，迁入地又是一个人流、物流中心，这就为信教群众从事宗教信仰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提供了便利，使生态移民中信教群众的宗教信仰活动变得更趋频繁，在规模和方式上更多地变为单个人的行为。二是对于搬出地而言，原有的信教群众成为生态移民而迁移到别处，寺院周围信教群众锐减，直接对寺院存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提出了质疑，使宗教组织及其职业者感受到了一种危机感，不得不在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上采取一些新的措施，以维系与信教群众之间的联结，维持自身的存在。
4.传统道德观和价值观所面临的冲击
由于从封闭的农村到文化生活相对丰富的城镇，距离城市近了，所接触到的各类文化就相应的增多。文化的变迁有其分段性，由相互依赖的各部分所组成的文化在发生变迁时，各部分变迁的速度是不一致的，有的部分变化快，有的部分变化慢，其结果就会造成各部分的不平衡、差距、错位等。尤其是对于年轻人来说，市场经济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不断地冲击和影响着他们的思想意识和思维方式，所固守的传统道德观、价值观与迁入地的道德价值观之间难免发生碰撞、摩擦、冲突，如果对其不加以正确引导，就有可能出现道德失范、价值失缺的形象，进而影响一方的社会稳定和发展。
（三）生态移民与制度文化的变迁
制度文化的变迁主要体现于生态移民这一群体在所有制、政治组织、教育体制和风俗习惯等方面正在或将要发生的变迁。
从组织制度来看，生态移民中一部分是整村搬迁的，而一部分却是零散搬迁的，现在他们都迁入一个新的环境，原有的诸如村落、邻居等一些以血缘为纽带的初级群体已经名存实亡，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以地缘为纽带的新的聚居形式；原来以一家一户为生产经营单位的组织解体以后，又在一个新的区域重新整合为一个新的聚落形式，使之更具有次级组织的特点。
从教育体制来看，一是移民区的教育要容纳和满足移民子女及其求学的愿望，这就对学校教育的建设和布局提出了新的要求；二是生态移民面对着一个新的社会环境，存在着社会化不足的问题，只有通过一定的形式和途径实现新的社会化，才能更好地适应这种新的环境，这又对教育（包括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