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方面所进行的重大改革是废除包税制，代之以政府官员直接征税制，以消除包税制的种种弊端，确保国家农业税款收入，减轻农民负担。但由于帝国农业关系混乱，土地所有权不规范，许多包税人及土地租约持有者取得了事实上(尽管不是法律上)的自由土地所有者的权利，为新措施的推行设置障碍；加之政府派遣的征税员横征暴敛，营私舞弊，造成农民对新法不满，甚至希望恢复包税制。结果，直接征税制推广不力，没能给国家增加财政收入，也没有减轻税收存在的一些弊端。
1856年2月，在英、法等西方国家的胁迫下，奥斯曼政府又以素丹敕令的形式颁布了一项新的改革宪章。该敕令重申和补充了1839年敕令的种种许诺，在形式上更加现代化和西方化。敕令文本没有因袭常规引用一句《古兰经》，也没有颂扬过去的帝国法律及光辉业绩，说明这次改革的出发点，是从近代化的角度、立场出发的，而不是从传统伊斯兰经典、法律的立场出发的，这本身也说明改革者对伊斯兰传统思想的一种看法，即伊斯兰传统思想没有为解决现实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与思路，没有必要事事遵从传统。实际上，改革内容的一些方面就是对传统制度的一些内容进行改革，这是奥斯曼帝国改革思想的一个重要变化。敕令宣布的经济内容有：废除传统伊斯兰社会强加给非穆斯林的一项特别税——人头税，外国人得在素丹管辖的范围内持有、购买和处理不动产，每年制定一次国家的预算，建立银行和其它财政机构，保证采取具体步骤改革帝国的货币和金融制度，对于商业和农业采取积极措施予以鼓励，并且想尽一切办法使帝国“受益于欧洲的科学、技术和资金”。
1858年颁布并实施了土地法，试图按照欧洲形式取消各种早期农业关系，结束土地占有制的混乱局面，逐步扩大和确立土地的使用权、占有权和所有权，使新的土地私有制形式取得合法地位。土地法使租地人和包税人取得了土地的完全保有权，对他们所有的土地可以自由处理。而广大实际耕种者并没有从王地法中得到什么实惠，其权利和地位却进一步削弱，变成了佃农和雇工，任新兴地主阶级摆布和剥削。1861年又以法兰西法典为蓝本对商法进行了修订。
财政经济方面的改革一直是改革派面临的一大难题。克里米亚战争后国库空虚、财政出现危机，军队发不出薪饷，人民生活拮据，其它领域的改革进程也因财力问题而受到影响，人民对于欧洲人和改革派越来越怀有敌意。为了解决财政困难，政府除了发行债券和向外借款外，还按照西方的方法建立了奥斯曼帝国银行，本金大部分来自英、法两国。银行在全国各地设有分行，享有免税和发行货币的特权。政府还对财政部进行改组，筹划年度预算，调整和强化财政支出管理办法。这些举措虽然暂时缓解了资金紧张的矛盾，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财政形势，这主要是作为财政源泉的工、农、商贸等基础部门薄弱。另外，随着欧洲金融的渗入，外国资本开始在帝国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民族商业、手工业及新兴工业受到外国势力的排挤，素丹及宫廷依然挥霍无度，素丹阿布杜勒·阿齐兹继位后(1861～1876)平均每年都要借款一次，贸易逆差也要靠借款抵偿。年复一年的借款，日积月累的庞大债务，使帝国根本无力偿还，1875年10月，首相马哈穆德·奈迪姆被迫宣布破产。这导致了欧洲列强对奥斯曼帝国财政金融的全面控制及帝国政府对欧洲列强的进一步依附和屈从。坦齐马特运动走到尽头。
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坦齐马特运动中的《御园敕令》与新商法，并没有超出西方法律的内容与范围，横向比较没有多少创新。新商法基本上是法国商法的照搬。但从纵向来看，这在奥斯曼帝国历史上却有重大的经济思想发展意义。将承载着西方近代经济思想的西方商法植入传统的奥斯曼帝国社会，一方面说明一部分上层知识分子和统治者已接受了一部分西方近代经济思想，认为这些思想是先进的，这标志着奥斯曼帝国学术界发生了里程碑性变化。另一方面，在传统宗教色彩十分浓厚的国度里，不同于传统伊斯兰法的新税法与新商法的颁布，为近代化经济思想的研究与传播及其实践提供了合法的宽松氛围。
但也应看到，由于没有深入地研究和考虑奥斯曼帝国的国情，对传统文化也缺乏正确的扬弃态度，经济改革体现了过激的西方化倾向：照搬西方的经验，照搬西方的法律，而不是将其同奥斯曼帝国的实际相结合，探索适合伊斯兰文化背景下的近代化道路，从而使改革难以得到人民的支持。
但无论如何，这也是西方近代经济思想、经济模式与伊斯兰文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碰撞、交锋、交流、交融。其深远意义不可不察。
二、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
现代埃及的奠基人穆罕默德·阿里为19世纪上半叶的埃及统治者，他执政初期，埃及仍然保持着封建落后的农业国面貌。作为重要生产资料的土地，主要掌握在三种人手中：马木鲁克封建头目，他们占有大量的封地；穆斯林长老及乌里玛，监管为数众多的宗教地产(瓦克夫)；包税人，经管得到国家认可的包税土地。宗教长老和乌里玛中有些人利用职务之便，成为包税人，至于普通的埃及农民，则不占有土地，只得出卖劳动力为他人耕种，忍受着残酷的经济剥削和封建压迫。这种旧的封建农业生产关系，严重地制约了农业生产发展，也影响了国家的经济收入。另一方面，隔地中海相望的欧洲，工业革命蓬勃开展，力量强大，成为埃及以及整个中东所面对的威胁。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正在逐渐地被埃及人所了解。为迅速扭转埃及的落后面貌，阿里对埃及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诸领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经济方面的改革主要是农业和工业。
埃及是一个农业国，农业是经济基础和命脉，许多社会矛盾也集中反映在农业领域。因此，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始于农业。这.是符合埃及社会实际的。他所推行的主要措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