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个体差异。《内经》对个体差异研究涉及解剖差异、体质差异、个体耐药性差异、心理差异、社会生活方式差异等诸多方面，是世界医学史中研究个体差异一般规律最早的文献之一。例如《内经》提出了这样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假使有几个人生活在同一环境中，他们的年龄大小一致，穿的衣服的厚薄也相等，突然遭到狂风暴雨，“或病或不病，或皆病，或皆不病，其故何也”？（《内经·灵枢》）《内经》详尽地分析了人的体质差异对患不同疾病的意义。
（6）预后判断。《内经》对预后一般规律的阐述，在当时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与希波克拉底的《预后论》相比较，毫不逊色。例如《内经》对于预后判断的一般原则予以了全面的论述，提出要通过观察病人的面色、症状、精神状态判断预后；通过把握病人的脉象分析预后；通过检查病变部位揭示预后；通过探究疾病与四时阴阳的关系推测预后等等。至于通过把握病人的脉象分析预后，《黄帝内经》中的论述更多。
（7）误诊误治。《内经》从医学哲学的角度全面讨论了误诊误治的九种认识论原因，包括问诊和体检的失当、对病人个体差异的失察、临床医生的思维方式缺陷等方面的内容。《内经》认为，病人的经济地位、生活条件、社会地位、精神状态以及病史病情等是问诊不可遗漏的内容，否则，将导致误诊。
（8）药物毒副作用。《内经》对药物产生的毒副作用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并提出了降低毒副作用的一般规则。“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而不能“使过之，伤其正也”（《内经·素问》）。
（9）药物配伍。君臣佐使是《黄帝内经》具有鲜明特色的药物配伍一般原则。
在方剂中，针对病变的主要方面发挥治疗作用的称之为“君药”，辅助君药以加强其疗效的称之为“臣药”，辅助君药帮助解决其他方面的问题，又能制约君药的某些毒副作用的称之为“佐药”，具有其他作用的称之为“使药”。“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内经·素问》）。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大、小、缓、急、奇、偶、复等方剂的不同类型的有机组合，表现了治疗中既要抓住主要环节，又不忽视其他方面的整体思想。
（1O）可治与不可治。对于疾病的可治和不可治，《内经》认为，随着人们对疾病一般规律掌握和医疗技术的提高，疾病总是由不可治转变为可治的。《内经》说：五脏有病，就像身上扎了刺，物体被污染，绳索打了结，江河发生了淤塞现象。扎刺的时日虽久还是可以拔除的；污染的时间虽久，仍是可以疏通的，但认为疾病久了就不能治愈，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善于用针治疗的人治疗疾病，就像拔刺、洗涤污点、揭开绳节、疏通淤塞一样。“疾虽久，犹可毕也。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内经·灵枢》）。
（二）《黄帝内经》对医学哲学思维方法的探讨
《内经》的精华所在的整体思维方法，其本质是一种医学哲学的思维方法。这是《内经》对世界医学的杰出贡献，其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具有超越时代的先进性。
《内经》的整体思维方法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天人相应整体观；第二方面是身心统一整体观；第三方面是临床诊治整体观。
（1）天人相应整体观。所谓天人相应是说人与自然界有着相类相通的关系；人与天地相参，是指人与自然界的统一。《内经》认为，人的生命活动与自然界息息相通，生命的根本在于人之阴阳与天之阴阳的相通应。“生之本，本于阴阳”（《内经·素问》）。自然界阴阳五形之气的运动，与人体生命活动是相互贯通的：“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于天气”（《内经·素问》）。
（2）身心统一整体观。《内经》认为，人的生理功能具有整体性，人体的各种脏器，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堆砌而是相互协调、相互联系地维持着生命活动；生理与心理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统一整体，生理状态决定着心理状态。“黄帝问曰：
人之居处、动静、勇怯，脉亦为之变乎？歧伯对曰：凡人之惊恐恚劳动静，皆为变也”
（《内经·素问》）。心理状态影响着人的生理状态和病理状态。“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内经·素问》）。
（3）临床诊治整体观。《内经》在对病因、病机、局部病变和整体状况的关系、各种治疗方法的关系等方面的论述，鲜明地表达了整体思维的特征。如认为局部病变是脏腑病变的整体反映，因此在诊治局部病症时，要“谨守病机，各司其属”（《内经·素问》）；强调将各种治病方法综合起来，根据具体情况，随机应变，灵活运用，使病人得到适宜治疗。“古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内经·素问》）
（三）《黄帝内经》对临床思维的一般原则的阐述
（1）司外揣内。“司外揣内”是《内经》首创的一般诊断方法。《内经》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内外相应的整体，任何内脏的病理变化都必然会通过种种迹象表现于体表。人的五脏六腑虽深藏于体内不可见，但其生理活动和病理变化却“若鼓之应桴，响之应声，影之似形，故远者，司外揣内，近者，司内揣外，是谓阴阳之极”（《内经·灵枢》）。司外揣内辩证方法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以我知彼，以表知里，以观过与不及之理，见微得过，用之不殆”（《内经·素问》）。
（2）见微知着。“见微知着”的内涵是，机体局部的变化，蕴含着整体的生理、病理信息。因此，通过病人细微的变化，可以测知整体的情况。《内经·灵枢》篇中，详尽论述了五脏六腑、形体肢节的病理变化在面部的不同反应，以及如何根据面部的色泽及其沉浮、清浊、泽夭、散抟和上下等情况，辨别疾病的病理、病位、病程，推断疾病的进展和预后。
（3）以常衡变。在正常和异常的关系上，《内经》认为人的正常生理特征是衡量异常的病理现象的标准或参照物：“平人者不病也。常以不病调病人，医不病，故为病人平息以调之为大法”（《内经·素问》）。因此，《内经》强调医生只有掌握正常的生理特征，才能发现异常的病理现象，从而认识疾病的性质和发展规律。
（4）治病求本。求本，即对疾病的症状、体征进行归纳分析以得出关于疾病本质的理论性和概括性的认识。《内经》认为，人体的健康，是阴阳两个方面保持对立统一的协调关系（“阴平阳秘”）的结果，人的疾病，是阴阳失调所致。治疗疾病的时候，补偏救弊，平衡阴阳。所以，“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内经·素问》）。《内经》中的“求本”，除了辨明阴阳之外，还有对病机的探究：“谨守病机，各司其属”；对病因的追寻：“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内经·素问》）。
（5）正治反治。《内经》认为，在一般的情况下，疾病本质和疾病现象是一致的，即热证表现有热象，寒证表现有寒象，虚证表现有虚象，实证表现有实象。但是，疾病现象反映疾病本质的形式是复杂的，有时以曲折的、歪曲的形式，即以疾病假象表现出来。如真假寒热证、真假虚实证等。因此，辨证论治要辨识真假并针对疾病假象，从疾病本质和现象之间的从逆关系着手，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逆者正治，从者反治”（《内经·素问》）。在《内经》的基础上，后人进一步完善了反治法，如《伤寒论》中的“热因热用”、“寒因寒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等反治疗法。
（6）标本治则。《内经》的标本缓急思想在医学的发展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至今尚被奉为诊治的基本原则：“知标本者，万举万当，不知标本，是为妄行”（《内经·素问》）。“标”和“本”的概念，是对错综复杂的疾病过程中各种矛盾的主次、先后、轻重、缓急等关系的医学哲学概括。一般说来，“本”是指矛盾的主要方面或主要矛盾，是对疾病性质的概括；“标”是指矛盾的次要方面或次要矛盾，是对疾病现象的反映。《内经》认为，“标”和“本”所指具体内容的限定，既有上述的原则性，又有下面的灵活性：“标”和“本”的具体所指是随着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具体情况而定。例如就病因和症状而言，病因为本症状为标；就机体和致病因子而言，正气为本，邪气为标等。究竟是先治标还是先治本，或者标本同治，则依据病情的不同而灵活处置。“急则治标”，是病情甚急，危及病人生命，成为当前的主要矛盾情况下的治则；“缓则治本”，是指病势缓和，病程较长，需要扶正培本情况下的治则；“标本同治”则是针对标本俱急或俱缓，即标病与本病的程度大体相当时所制定的治则。
（7）三因制宜。“三因制宜”是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原则的并称。如关于“因时”，《内经》认为，四时气候变化和疾病发生具有一定的关系：“夫四时之气，各不同形，百病之起，皆有所生”（《内经·灵枢》）。“春青风，夏阳风，秋凉风，冬寒风。凡此四时之风者，其所病各不相同”（《内经·灵枢》）。临床医生必须了解这些特点。
“不知年之所加，气之胜衰，虚实所起，不可以为工矣”（《内经·素问》）。“三因制宜”蕴涵着中医学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精神，体现了医学哲学原则性和灵活性、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统一的实质，是《内经》对中医学和医学哲学的一个重要贡献。
（8）以平为期。《内经》认为，维持或恢复人体内环境及其与外环境之间的平衡，是治疗的一般规律：“夫气之胜也，微者随之，胜者制之。气之复也，和者平之，暴者夺之。皆随胜气，安其屈伏，无问其数，以平为期。此其道也”（《内经·素问》）。正是依循治疗的这一一般规律，《黄帝内经》提出：“寒者热之，湿者清之，清者温之，散者收之，抑者散之，燥者润之，急者缓之，坚者软之，脆者坚之，衰者补之，强者泻之”（《内经·素问》）。
（9）因势利导。《内经》认为，根据病邪的性质、病位的特点、病势的趋势等特征，因势利导，作出正确的治疗决策。若病邪较轻，则“因其轻而扬之”；若病邪深重，则“因其重而减之”；若病邪在上，病位高，则“其高者，因而越之”；若病邪停留在人体下部，则“其下者，引而竭之”；若气机阻滞于内而致胸腹胀满，则“中满者，泻之于内”（《内经·素问》）。
（四）医学人文品格的揭示
医学人文品格是医学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黄帝内经》阐述了医学人文观念、医生思维素质和医学职业品格等三方面宝贵思想。
1.医学人文观念
第一，生命为本。《内经》庄严宣告：“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内经·素问》）。病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医家当以病人的生命为本。因此，在为病人诊治的时候，如同面临万丈深渊，极其谨慎；同时要像手擒猛虎一般坚定有力，全神贯注，决无分心：“如临深渊，手如握虎，神无营于众物”（《内经·素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