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北京出差，于闲逛时买了本张建业等人编的《历代名臣上皇帝书》。全书五百多页，洋洋四十万言，收录了上起李斯，下迄康有为，中国封建社会六十余位臣子的上皇帝书。我这个人有个坏毛病，即凡事爱挑毛病。翻翻此书我便觉得书名不太妥帖。虽然书中的上皇帝书均为名篇，但并非篇篇均为名臣所上，其中不少并不是名臣，只是微臣，不知名之臣。西汉的谷永，虽然其《论神怪疏》文采不错，在劝谏阻止汉成帝大肆祭神方面也有一定作用，但此人总体上却是一个阿谀权贵之徒，是个小人。把此人也列入“名臣”行列，似有不妥，甚至大不妥。
挑毛病归挑毛病，但此书仍让我喜欢，虽说不上爱不释手，但也属于常置于膝头案头枕头的那一类。我是学历史的，书中的一些名篇我过去在教材中读过，比如李斯的《谏逐客书》、诸葛亮的《出师表》、魏徵的《十渐不克终疏》、韩愈的《论佛骨表》、王安石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司马光的《进资治通鉴表》等等，但许多的篇章，过去未曾读过，有些未认真读过。将上皇帝书中的精品集中起来读，是件十分惬意和过瘾的事情，它能让我在阅读中参照与对比。
读《历代名臣上皇帝书》，我有几多感慨。其一，不论贤臣，还是小人，都有可能说出正确的话，做出有益的事。比如前面提到的谷永，总体上是个小人，但他也看不惯汉成帝耗费巨资祭神求嗣，写了《论神怪疏》，尖锐而辛辣地揭露了方士们“挟左道，怀诈伪，以欺罔世主”的丑恶行径，指出求神保护，“靡有毫厘之验”。因人废言不好，如果过分苛责立言者的品德，谷永之言必然被废，那肯定是中华文化的一种损失。
其二，人不可貌相，也不可以其身份定人格高下。比如隋朝的王义，是个侏儒，其貌之不扬，可以想像。这且不说，除了丑陋，他还是个侍宦。宦官的名声大都不好，但王义这个宦官却大出我的意外。此公身份可谓卑微，可此公却胸怀社稷，有浩然之气。如他所言，“臣虽至鄙，酷好穷经，颇知善恶之本源，少识兴亡之所以。”王义于大业十年，上书隋炀帝，指斥炀帝“体临大器”后，“圣神独断，谏谋莫从。独发睿谋，不容人献”。指出炀帝荒淫暴虐的行径，“遂令四方失望，天下为墟”，“子弟死于兵役，老弱困于蓬蒿，兵尸如岳，饿莩盈郊”。并向炀帝展示了隋朝的前景：“大势已去，时不再来。巨厦之崩，一木不能支；洪水已决，掬壤不能救。”王义在上完《上炀帝书陈成败》后，自刎而死。一个侏儒宦官，能有如此高的境界，如此精辟的见解，如此勇敢的精神，使历代许多身健貌美的男人们相形见绌。
其三，谏官们大多有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封建社会虽设了谏官，也表示要广泛听取大臣们的意见，但真正如唐太宗般听得进逆耳之言的皇帝为数并不很多。就是唐太宗，被魏徵意见提得屡次火起，想杀了魏徵，幸好他未彻底糊涂。在这样的情况下，大臣们，尤其是谏官们仍不畏龙颜，仍在尽自己的本分，甚至尽“死节”。因为给皇上提意见和建议而被杀了头灭了族的，实不在少数。谏官们能尽职尽责，犯颜直谏，甚至以生命为代价死谏，这是封建社会的一种光荣，是社会发展中的闪光点，是值得后辈的人们钦敬与效法的传统。
199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