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注重“名节”，羞言做官。但从骨子里看，中国的知识分子比哪国的知识分子都想做官。此种情形，于今尤甚。这是中国所特有的一种虚伪文化，或者说是畸形文化。
摧残与毁灭文化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恢复了正常的高考制度，培养的大学生逐年增多，而且在研究生的培养方面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些年每年大学毕业生均在几十万名，硕士生博士生数万名。按理说，人才济济，可以满足需要了吧？可情形并非如此，许多部门，尤其是生产第一线常喊缺乏人才。那么人才到哪里去了？出国的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的钻进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去走“仕途”，谋求升官发财、飞黄腾达、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去了。这种情形，是社会畸形发展一个侧面的写照。
公平地讲，知识分子们往“仕途”上挤，是社会奖惩机制、分配机制等导引的结果。时代发展了，经济体制也变化了，可政治体制依然滞后，观念意识依然滞后。官本位不但存在，而且表现还特别强烈和突出，任你教育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工业专家农业专家，统统比不上一个“长”字。即便一个“九品”的小小“长”，其房子车子票子娘子儿子等方面的问题都可能解决得十分可心可意，而一个相当于“三品”“五品”的“家”，却哪方面也提不起来，出无车，食无鱼。有鉴于此，知识分子们只好揣起博士证硕士证学士证，放弃自己心爱的专业，高喊“长铗归来乎”，去捉刀代笔弄公文，去打字校对糊信封，甚至于去喝茶看报聊大天。当然，其中有一部分人遂了心愿，当上了这个长哪个长，发挥了自己的才能，实现了自己的价值。这是行政部门需要量之内的，超过需要量的，要么得不到“长”，要么只能混一顶“相当于”某级“长”的虚衔。党政部门进一些知识子是必要的，但高学历者的大量的超需要量的涌入，却是病态的。当然，其责任在于社会的导引与调节。对于知识分子的个体而言，遵循社会的导引机制与奖惩机制，“人往高处走”，应当说没有什么过错至少无大过错。
让人感到不太美气的是，如今的知识分子们又特别的注重“名节”。当了官的，表现得似乎很无奈，给人的印象是“不得不为之”，很“无所谓”；想当官而未当上官甚至还未步入“仕途”起跑线的，则表现得轻视官鄙视官以至仇视官，常挂在嘴上的是“我们又不想当官”，当官的如何如何之类的话。可流露出的，全是未当上官的失意、不平衡与愤懑。这些人一有步入“仕途”的机会，便会打破头去争；有一顶比芝麻官的顶带还小的帽子，也会费尽心机绞尽脑汁抢在自己手里，顶在自己头上。我认识一位搞研究的先生，业务不错，为人朴实，工作勤奋，成绩不小，单位也充分肯定了他的成绩，给评了相应的职称，多次评其为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之类，可此公尤其是此公的“内助”却十分不平，认为单位对其先生不公。不公在何处，这位经常诟病当官者的女士未说，但明眼人清楚，无非就是未提个大一点的“长”嘛。我还认识一位先生，张口闭口是批评当官者，表现得与“官方”感情疏离，可说到最后，则是骂领导未给他提个官。这些现象，让同为知识分子的我感到不十分美气。
在当今社会，知识分子醉心“仕途”似乎算不得不光彩，那么既然想走官道，就不要过分地掩饰自己。古时候毛遂尚且可以自荐，他想当官想干事便堂堂正正地提出了，非议者并非没有，可肯定者居多。李密在《陈情表》中有一句话，说“本图宦达，不矜名节”，然李密是因为在乎名节而辞不受官的，但他的这句话，却很值得当今的知识分子们琢磨与采纳。知识分子绝对要讲气节，但却应当真诚坦率一些，既然想“宦达”，就不要虚情假意地硬“矜”什么名节。即便“名节”不全，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你想“矜”是“矜”不住的，只能徒增笑柄，如此一来，代价更大，损失更惨。看来，“名节”是由人的行为决定的，而不是靠矫饰取得的。
1998.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