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与能力，是我国社会发展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教育必须适应整个社会发展的需要，进一步说，教育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我国着名高等教育家、原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朱九思教授认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正面临着许多挑战，但最严峻的还是市场经济的挑战”。而现实状况是，由于实用性、功利性取向，尤其是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取向，使我们在教育工作中，还比较严重地存在着重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的培养与训练，而轻视和忽视学生综合素质与能力培养的倾向和做法，使得我们培养的学生，最多只能是一名职业型人才。这种人才由于知识结构单一，缺乏综合素质与能力的良好培育，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既不适应技术革命的发展要求，也不符合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更不符合作为现代人的要求。现代社会，科学技术正朝着高度综合的方向发展，呈现出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等诸学科领域相互交叉、综合发展的趋势。现代社会生产所依赖的不仅仅是专业技术，而且需要比专业技术广泛得多的认识能力、理解判断能力、分析综合能力。因此，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多方面的才能，既是现代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必然要求，也是教育适应社会发展必须解决的现实课题。不少学者认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市场中的竞争将愈来愈普遍而激烈。市场的竞争主要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竞争，最根本的还是素质的竞争，谁拥有高素质的人才，谁就会在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并掌握竞争的主动权。对此，笔者十分认同，在现实的市场竞争中，这一论述也为实践所证实。例如，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做好产品的不断开发是极为重要的，总体上看，产品开发受技术性和非纯粹技术性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前者，需要产品开发工作人员具备有市场学、经济学、商品学等产品开发的相关专业知识，以解决产品开发的技术操作性问题。但仅仅如此，还远远不够，因为，在开发产品的过程中，能否及时捕捉、分析、处理市场信息，并作出准确迅速的判断，适时适势地改变开发思路，调整开发策略等这些问题，远非纯技术性因素所能解决的，而与开发人员的判断、决策和把握信息等方面的素质与能力紧密相关；况且，市场竞争中，竞争者还应有竞争的勇气和毅力，能承受竞争的风险与挫折。这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为竞争者创造了竞争良机和竞争环境的同时，也对竞争者的素质能力设立了基本的、客观的标准，这就是在综合素质和才能方面，应具备良好的基础。笔者以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随着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践的不断深入，毫无余地地促使或迫使我们，要把人才的培养置于社会发展和市场经济的背景之中去思考、改革和创新，高瞻远瞩地把握好人才的综合素质与能力的培养方向。
培养和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与能力的途径应当说是很多的，并且也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加以改进、创新。总体说来，主要应解决好思想认识和工作实践两大方面的问题。在此，笔者仅从工作实践的角度，就培养和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与能力的基本途径谈几点认识。
1.转变教育观念，重视素质教育。建立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教育结构形式，并把德育教育摆在重要的、突出的位置，实现五育相互促进、相互渗透、相得益彰的良好运行机制，使受教育者获得身体和精神的全面、充分而自由的发展，得到综合素质和多方面才能的良好培育与训练。
2.加强人文素质教育和校园文化建设，强化对学生综合文化素养的培育。帮助受教育者形成全面的知识结构，发展他们的感悟想象能力、开拓创造能力、判断应变能力、交往沟通能力，塑造高尚的精神，陶冶良好的情操，锤炼坚强的意志，奠定培育、提高学生自身综合素质与能力的坚实基础。
3.积极组织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强化育人的实践环节。发挥好社会实践在促进学生政治上、思想上、业务上成熟与发展的“催化剂”作用，让学生在社会实践活动中，锻炼、培养和提高综合素质与才能，不断地加速自身的社会化过程，缩小“素质差”，成长为一名既具备过硬的政治思想素质与专业知识，又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与实践工作能力的全面发展的有用之才。
4.发挥学生自我教育的积极作用，在学生中广泛开展和积极倡导修身养性的活动，通过学生自我的思想矛盾运动这一“内化”作用，实现把社会的客观要求转化为自己的内在需求，使学生获得不断培养和提高自身综合素质与能力的内在的源动力。
（原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7期）
方德静：女，1969年生，1998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获硕士学位。现为乐山师范学院副教授，思想品德教研室主任。
试论社会主义发展战略根本
转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从片面发展到全面发展
刘根华
世界现代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经济现代化的实质就是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可以有大不相同的道路，同一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会做出不同的战略选择。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选择何种起步方式，不能不受制于当时本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具体条件，也不能回避当时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选择了不平衡发展战略，即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优先于轻工业和农业、城市优先于农村、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相协调、发展与治理不相兼顾、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不相统一，特别是采取了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和企业的重点发展政策，将有限的资源集中投入优先发展的产业部门。中国选择一条不平衡发展道路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
首先，是由鸦片战争以来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决定的。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有国无防，屡战屡败，倍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领土被割让，主权被蹂躏，人民被奴役，“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是中国人民谋求民族解放的心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民族的独立，为了改变中国近代以来国运衰微、任人宰割的悲惨处境，必须建立起强大的国防。而现代社会的强大国防，是与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这必然造成人、财、物、技、地等资源被转配到国防军工等非生产性建设领域，挤占轻工业、农业等消费品生产产业，影响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次，是由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决定的。农耕经济是中华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主要经济基础，在长期发展中，中国社会形成了自给自足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形态，是完备的低水平的自给经济。分散的个体农业和手工业占国民经济的90%，现代工业只占10%，国民经济长期处于短缺经济状态，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是大问题；由于经济基础差而导致的收入水平低、储蓄率低，缺乏发展工业必须的货币资本积累，必然导致挖农补工。第三，也是由当时的外部条件决定的。从理论上讲，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即有对外贸易存在的条件下，一个国家可以在国际范围内吸引资金，发展本国的优势产业。但是，新中国自成立之日起，直到70年代一直处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封锁包围之中，60年代又与前苏联和东欧等国家分道扬镳，对外开放的条件基本不具备。正是这种对外封闭的经济环境与极其薄弱的内部经济条件相结合，决定了我国工业化推进战略必然是实行不平衡发展战略和进口替代战略。
这种不平衡发展虽然符合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但它也意味着在相当长时期内产业比例得不到协调，这势必会对经济的长远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同时，也导致建国后很长时期内，未能解决人民生活和温饱问题，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
2003年10月14日，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鲜明地提出了“五个统筹”的重要思想，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表明中国改革进程将从不平衡发展转向全面协调发展。这是我国发展战略的一次根本性的转变。
一、实现发展战略从不平衡发展转向全面协调发展的可能性
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了重大进展。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加快的国际环境，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十六大提出了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的战略部署。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强调，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注入强大动力，就要按照“五个统筹”的思想，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这种转变，也是由我国当前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
首先，是我国国防实力的增强和时代主题的转变。新中国成立时，世界处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极冷战时期，帝国主义为了夺回他们失去的在华利益，企图用武力扼杀新中国，从中国周边多次对中国发起挑衅。中国胜利地进行了抗美援朝、中苏珍宝岛之战、中印边界冲突、抗美援越等战争，扞卫了国家的领土主权和尊严。“两弹一星”的成功发射，使世界强国不敢小视中国，为中国争得了今天和平建设的环境。从国际形势看，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走向一体化，各国都把主要精力放在提高以经济、科技为标志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上，威胁我国安全的世界性战争在相当长一段时期是打不起来的。这是我国实现发展战略转变的有利安全条件。
其次，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是我国实现战略转变的物质基础。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努力，我国经济实力显着增强。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5933亿元，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六位，许多重要工农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经济结构实现重大调整，在农产品总量迅速增长的情况下，2000年，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到15.9%；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迅速发展，传统产业得到提升，基础设施薄弱的状况得到明显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显着提高，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49年的39美元，增长到2000年的854美元，2001年城镇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下降到37.9%，农村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下降到47.4%，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从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大幅度增长，截至2003年7月底，达到10.6万亿元，中国工业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资金充足。
第三，对外开放为我国实现发展战略转变提供了机遇。我国基本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2001年12月我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新阶段。在人才方面，我们可以借助国际社会先进国家的力量培养和引进解决我国社会发展问题方面的优秀人才；在技术方面，我们可以引进、吸收世界先进技术，提高我国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资金方面，利用外资高速增长，1989~2001年，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由33.9亿美元增加到468.8亿美元，增长12.8倍，年均增长24.4%，连续九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进出口贸易的迅猛增长，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的发展，为解决我国棘手问题提供了更多的方式和手段。
最后，我国国内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突破，为实现发展战略转变提供了制度条件。我国的改革一直沿着增强市场的作用的方向进行，直到1992年中国共产党十四大明确决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在1995年，国家计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指出，政府对商品流通环节和生产环节的行政管制程度为20％左右，行政管制的劳动力总数约1.8亿人，占城乡从业人员总数的30％，金融机构政府管制为72％。除去政府管制，余下的便是市场化程度，中国经济总体市场化程度在65％左右，已接近“准市场经济”国家的水平。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经济市场化程度显着提高，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得到发挥。市场体系的建立，国家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等都为统筹发展准备了制度条件。
总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使国家综合实力增强，我们有了强大的国防，能有效地保卫国家主权和人民的和平建设环境；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显着提高，对精神生活和生活环境的关注日益增强；随着储蓄率的提高和对外开放的深入，我国发展各项社会事业的能力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使我们有可能把注意力转向社会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