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陕西、甘肃和新疆一带的西北地区，随着左宗棠军事的推进，书院和义学越办越多，图书的供给随之就出现严重短缺。以前甘肃士子所诵读的书本，大都是书商从成都和武汉贩来，由于战争的爆发，这等买卖，早已少有人做。即使有些，也是错字连篇，句读错乱，实在要不得。左宗棠起先也只买俗本来发，但仍然不能满足需要，他认为：自“陕甘回变以来，古籍销亡，诵习久废，《五经》、《四书》坊间素无善本，近并坊本亦购觅维艰。屡据汉、回士民禀求颁发书籍，虽经随时由西安购取散给，既属无多，且坊本讹舛相因，无从校正。因念本爵大臣同治三年戡定浙江时，曾捐廉觅匠影刊鲍刻《六经》，最为精好，亟应翻刻。此本散布各府厅州县书院乡塾，俾边隅士子于古籍销亡之后，复得善本，以资诵习，庶经正民兴，异时有望也。除一面饬驻陕军需局沈守迅速采办枣梨各木板，一面雇募刻手外，应饬驻鄂陕甘后路粮台王道于湖北招致刻手三四十名，送陕西省城关中书院，交山长、太常寺少卿王督饬开雕。其刻匠辛工饭食由该道酌定。凡刊印经费，均由陕西藩司于本爵大臣督部堂养廉项下随时拨交驻陕军需局支付。”由此就有了两个刻书的机构：一在西安，附设关中书院，归西征总粮台经理；一在汉口，附设崇文书局，归西征后路粮台经理新疆收复时，又在迪化开设书局，刻印供给回民子弟诵读的书籍。1874年（同治十三年）左宗棠还曾“奏请在浙江严州府设官书局，刊刻大版《五经四书》，校对精严，运到甘肃，颁发各府、厅、州、县，以后府县考试，照此出题，版藏甘肃学政署”。
左宗棠在西北刻印的书，可谓种类繁多。最重要的当数《六经》。这次翻刻用的是鲍廷康的版本。早在浙江时，就曾影刻过一次，而在西北刻印，当是第二次了。左宗棠原是要在陕局关中书院办理的，后采纳了后路粮台的建议，改在鄂局崇文书局刻的，故称鄂刻。粮台拟用杭连史纸，左宗棠说：“纸用杭连未免太贵，可择其价廉而坚韧者，色稍黯淡亦不妨耳”。以后他又谆谆嘱咐：校对工夫，最要详慎。左宗棠也曾亲自参加雠勘。当时第一批印一千部。左宗棠说：“《六经传注》，读者少而刻者尤少。此次影刻鲍氏善本，即前在浙所刊旧式而又重加复校者也，当为海内孤本，以视浙刻尤精。但愿边方髦俊熟读深思，庶延关学一线，老夫亦不枉此一行也”。《六经》以外，当然是《四书》。西北有了这两部书后，考试命题，都以此为标准。其余刻的书，包括《小学》和《孝经》等，都是蒙童和士子诵读所需。而《三字经》、《四字韵言》、《百家姓》、《千字文》和《日用杂字》等，也似曾刻印，至少在新疆是刻印过的。其他刻印书籍还有《吾学录》、《训俗遗规》、《圣谕广训》（附《律易解》）、《棉书》、《种棉十要》、《学治要言》、《在官法戒录》和《佐治药言》等。除以上所列刻书的种类外，左宗棠从1875年开始向甘肃各州县颁发书籍，其数目不可考，但可以推测。如对安定县，发过《六经》十八部，《诗经》、《四书》、《孝经》、《小学》各二十六部。依此推算，全省六十多县，数量已经可观，更加之各处有请求加发的。如安定育英书院另发《四书》、《诗经》各六十部，《六经》十八部，《孝经》、《小学》各三十部，灵州各义学加发《小学》四十部。另外，光绪五年，新疆喀喇沙尔善后局办成“义塾四处，回童乐从，且多聪颖韶秀，良用欣慰。所呈字纸亦多可观。从此既识文字，又通语言，将来文教丕兴，足为南疆生色。兹如禀发去《诗经》、《四书》各二十部……”。如此推算，单新疆的五十七处义塾，所发书籍决非小数目。对于陕西，也曾发过书籍，例如泾阳兴办义学四处，发给《六经》四十部。照此推算，左宗棠在甘肃、新疆、陕西所印发的书籍，加上以前从内地采购的“俗本”，其数量当在十万册以上。
左宗棠不仅关心义学、书院的兴建，书籍的采购、刻印和发放，还关心膏火（办学经费）的落实。早在1870年（同治九年），适逢陕西“庚午科乡试，中央简放正副考官赴陕取士。甘肃与陕合闱，中额索定十八名。有志获隽者，于兵戈扰攘中结伴同行。时总督左宗棠驻节平凉，闻应试者之踊跃争先也，大喜，饬沿途文武各官妥为保护，并各赠以川资”。着名的肃州海泉书院就是“宗棠捐助膏火”。另外如兰州的兰山书院、酒泉书院等都由左宗棠亲自捐给办学的经费。
捐资办学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对此左宗棠又何尝不知呢？所以，当时实行最普遍的方式是由各地方政府拨出公田，以其收成作为办学经费，左宗棠则严加督促。如在筹建新疆喀喇沙尔四处义学时，左宗棠就批示“于各处修店一二所，岁收租息以充经费；并拟拨公田，饬缠童家分派代耕，以十一为牛力人工之费，余亦拨归各塾”。另外同类的还有庄浪的尊经书院、化平川的归儒书院（置铺房七间和水磨三架，收租充膏火）、秦州的陇南书院、延安府属各书院、东乐的仰止书院（设广益当取利充经费）、灵台的鹑觚书院（勘出涧沟潭和巩家池两处学田十顷四十亩，年收租钱六十余串充经费）、灵州的灵文书院（置铺房三十间和田五百余亩，收租充经费）、秦安的陇川书院等都是如此。
另外，左宗棠还经常利用公务的暇隙，亲临书院关心师生的教学，勉励学生勤奋好学。1870年（同治九年）春天，金积堡战事正吃紧时，甘肃布政使崇保将受左宗棠捐助的兰山书院学生的书信送给左宗棠阅看，左宗棠看后亲笔批道：“览呈诸生之禀，文理尚可，殊为欣然。本爵大臣四十年前一贫士耳，然颇好读书，日有粗粝两盂，夜有油灯一盏，即思无负此光景。今年垂耳顺，一知半解，都从此时得来；筋骨体肤，都从此时练就。边方无奇书可借，惟就《四书》、《五经》及传注，昼夕潜心咀嚼，便一生受用不尽，诸生勉旃！事平至兰州，当课诸生背诵也。可录此示监院，以晓诸生”。此后，左宗棠果真到了该书院视察，发现高材生安维峻确实聪颖，很是赏识。而安维峻在光绪元年的乡试中，果然考了第一名解元，确实没有辜负左宗棠的期望，此事在当时还传为一段佳话。1873年（同治十二年），当左宗棠得知宁夏府欲将所属之处暂缓考试时，勃然大怒，当即批示：“仰即督率所属印学，招集士子，迅筹考试……倘再支展贻误，定即从严参撤，决不宽贷”。当左宗棠视察肃州海泉书院时，发现山长老贡生“句读亦不甚通”，便“遣材官延聘”当地举人，“并命有司修理斋舍”。如此重视教育，惟恐耽误生徒，就在今天亦属难得。当新疆军务胜利后，左宗棠一日闲游于肃州一义学，便问及学生学习用何教材？答曰：“《千字文》”。左宗棠又问老师：此书的作者为何？用多少时间写成此书？老师答不上。他便“升高座讲说”。光绪四年二月，左宗棠为了不误“兰山书院甄别届期”，特写信给刘典说：“已饬琫兰谷请尊处出题考录，幕中诸君子多能文之士，可代劳也”。
综上可见，左宗棠在战争年代，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一个封疆大吏，所表现出的对西北地区的学校重建、教材印发、经费筹措等重视少数民族教育的行为，在历史上实属罕见。在我看来，不管其主观动机如何，至少在客观上起到了发展地方文化教育、促进民族大融合、推动社会进步和巩固国防等作用，理当就此褒扬。
二、促成甘肃乡试分闱并分设学政
清初，陕甘合一。1663年（康熙二年），甘肃从陕西划出，自成一省。按说分省就该分设学政和分闱举行乡试。但时过二百多年，甘肃乡试依旧和陕西合并举行，且贡院（考场）又设在西安，“计甘肃府厅州县，距陕近者平庆泾、巩秦阶两道，约八九百里、千里；兰州一道，近者一千三四百里，远者一千六七百里；兰州以西凉州、甘州、西宁，以北宁夏，远或二千余里，或三千里；至肃州安西一道，则三千里或四千里，镇迪一道，更五六千里不等。边塞路程悠远，又兼惊沙乱石，足碍驰驱，较中原行路之难，奚翅倍蓰！士人赴陕应试，非月余两月之久不达。所需车驮雇价、饮食刍秣诸费、旅费、卷费，少者数十金，多者百数十金。其赴乡试，盖与东南各省举人赴会试劳费相等。”如此艰难地赶考，加之西北的人民向来贫困，途中间或匪患，战乱频发，导致“诸生附府厅州县学籍后，竟有毕生不能赴乡试者，穷经皓首，一试无缘，良可慨矣！军兴以来，学臣不按临甘肃者，已逾十稔”。西北的岁试科试已停如此之久，“故自改建省治以来，甘肃士人经明行修，能自淑其乡里者，尚不乏人，至掇科登第，以文章经济取重当世者，概不多见。非各省皆知稽古之力，争自濯磨，甘肃士人独安固陋，不求闻达也”。当左宗棠平定陕甘回民起义后，“学臣许振袆，不避艰险，以次按试，生童踊跃欢呼，迎拜马首。计补行各届岁、科诸试，取入新生，不下万人”。虽然如此，但大部分人“徒以资斧无措，不能远行，加之夏秋暑雨，水潦纵横，有无从问津者，有中道迍邅致误场期，废然而返者，有资斧耗尽，抑郁成疾以殁者。其得抵陕完试事者，不及三千人。然则甘肃士子之赴乡试者，合新旧诸生（员）计之，不过十之二三而已”。试想已经读了书的人都如此，没有读书的人又有何求学之念？这当然会影响到西北教育事业的发展。然而，在这二百多年中，不仅有江南分设学政，湖南、湖北分闱乡试，还有云南、贵州分闱的类似事件发生，竟然就没有一位甘肃巡抚或陕甘总督能想到陕甘分闱乡试吗？仅就这一点，足见以往的督抚们哪有将发展边疆的教育事业提到促进开发、巩固边防的高度来对待？而左宗棠又为何能想到并克服重重困难以实现这一惠及后世的善举呢？
左宗棠本就出身于教育世家，其祖、父两代都以教书为业，他自己在青壮年时代也曾主讲于醴陵渌江书院、长沙朱文公祠，并在陶澍家任家庭教师八年，更有“三趁黄槐”的经历。所以，当左宗棠作了清朝军政大员后，对封建文化教育极为重视。他在写给王鑫的信中曾说：“天下之乱，由于吏治不修，吏治不修，由于人才不出，人才不出，由于人心不正，此则学术之不讲也”。他面对着鼎沸般的农民暴动，不从根本上去寻找造成“天下大乱”的原因，却归咎于教育不兴，这是他的局限，但也反映了他对教育的重视。他本是因军事的需要来到西北且身为钦差，总理军政，内外事务何等繁琐。但左宗棠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此，战事一过，即思重建，而重建又首先重视教育的振兴。用今天的话说就叫看到了“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作为教育投入，可谓长远筹算。而一般封疆大吏，总爱搞一些“短（周期短）、平（投资少）、快（见效快）”的所谓政绩，而不愿投资教育。究其原委确有任期制度、地方财力等客观原因，但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治标不治本思想等主观原因才是根本的影响。难道二百多年来甘肃士子赴陕乡试的艰辛，二百多年来甘肃地方礼教之不兴、民间伦纪之不明，二百多年来一直悬而未决的甘肃乡试分闱一事，就无一任督抚发现吗？回答是否定的。那么让我们来看看同为地方督抚，且有内外军务在身的左宗棠，在看到以上情况后的所作所为吧！
当左宗棠“自肃州凯旋，历甘、凉各郡，途间见诸生迎谒道左，初疑其秋试被放者，比询以试事，则佥称无力赴陕，不知其详，言已，欷歔不绝！慰谕遣之。”他在一份奏稿中说：“臣自西征以来，目睹民俗凌夷，泯棼日甚，不但劫杀争夺视为故常，动辙啸聚多人，恣为不法，而民间伦纪不明，礼教久斁，干名犯义之案，诛不胜诛，缘地杂华夷，习俗渐染日深，恐夏变为夷，靡所止极！”在此，左宗棠终于道出真意——“恐夏变为夷”，“夏”指华夏族即汉族，“夷”即指周边少数民族。由于社会历史、自然地理等多方面的原因，长期以来，周边少数民族文化确不如汉族文化先进，故常有歧视少数民族的言行发生。而西北地区又是汉、回、维等族聚居之地。在此，左宗棠的意思当然是惟恐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所以左宗棠重视教育，特别重视少数民族教育，其主观愿望是（也不能不是）为了巩固封建地主阶级在边疆的统治，但在客观上确实有利于西北地区的开发和社会进步。
甘肃分闱一事，除了有左宗棠的呼吁，广大士子的愿望，也有一些地方绅士的协力。左宗棠“由肃凯旋后，又据绅士前刑部主事滕烜、道员曹炯，及汉、回士绅等联名呈称捐建贡院，择定袖川门外地基，筹备砖瓦材木，已有头绪。”
综上可见，甘肃乡试分闱一事，无论如何都是应该办的，无怪乎左宗棠一经奏请，即“上如议”，准矣！可谓水到渠成。那么如何进行分闱？其间，左宗棠又做了些什么？作用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