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外交不是空口说白话，不是君子国间的道德交易，对于涉及到“利益”之争的外交，背后必要有强大的实力为后盾。在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里，实力才是决定一切的因素。恰如前面所述，论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中英不是一个档次。由此看来，既无实力作后盾，又无经验打先锋，琦善的外交也就多少有此难堪了。
首次接触英国人，在白河口见识到英军炮舰，如前所说，琦善“深受震慑”。再次接触到英国人是在广州，既彻底坚定了清军不敌英军的判断，又领略到了英人并非“情词恭顺”，而乃“桀骜不驯”。琦善的见识与亲身感受也为其外交定下了基调，那就是极力妥协，甚至不惜冒抗旨的风险，因为他觉得非此不能为“天朝”求最大利益。
琦善的外交体现在广东谈判，其成果即是《穿鼻草约》。当感到道光帝的“圣裁”与义律的“开价”相差甚远之时，琦善做了哪些努力呢？
他无权做出让步，但他又要执意求和，唯一的手段就是尽力劝说对方，讨价还价，实在不行就擅权做适当让步，事后呈皇帝批准，琦善正是这么做的。
交涉之初，琦善同意赔偿烟价500万元被婉拒，后来让步为600万元，并代奏圣恩在广州之外另辟一口岸，但英方仍不同意。于是琦善用尽手段，在照会中对义律“善意”劝告，不得其果。当义律“依照兵法办行”并攻占了沙角、大角后，琦善面对现实又做了让步：“代为恳奏”予给口外外洋寄居一所；“代奏恳恩”广州恢复贸易。但英方得寸进尺，道光帝业又主“剿”，于是琦善不惜谎言诓骗圣上，抗旨照常行事，因为他对和谈仍不死心，相信自己能说服义律，并说服皇上。
经过几番“磨难”，琦善终于与义律达成了所谓的《初步协定》（实际上是义律1841年1月20日单方面宣布达成，琦善并未同意，但协定的内容，琦善大体上同意），即《穿鼻草约》。其内容为：割让香港，赔偿烟价600万元，恢复广州通商，中英平等外交。从战后签订的《南京条约》来看，《穿鼻草约》无疑比其让步较少，仿佛琦善是功臣，但《穿鼻草约》是琦善与义律双方越权抗旨擅自达成的，并不反映双方国家的真实意愿。对于清朝来说，让步太多，对于英国来说，让步太少，《草约》自然不可能被认可。琦善与义律白忙了一场，事后也各自被双方政府革职和撤换。
琦善怀着极大的信心投入所谓的“外交”，但却以“倒霉”的结局结束其使命并非偶然，如前所析，中英各自的要求及其实力对比注定了这是一场不可能有结果的外交，这不是琦善的责任，琦善也没这个能力。
四、评价琦善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脱离其所处的历史背景，否则，用今天的道德观念去看待历史人物就难免有失偏颇。如前所析，琦善生不逢时，处于那个历史时代似乎是他的悲哀。实际上，林则徐、关天培等又未尝不是如此（仅拿他们的命运来说）。在一个敌强我弱、急需“英雄”的时代，林则徐、关天培成了英雄，而琦善成了卖国贼，成了人们朴素的道德情感的发泄对象。
作为钦差大臣，琦善是办了一些实事的，大体也是依照道光帝意旨行事的。仅在1838年8月至11月，他就在天津起获烟土15万余两，仅低于主政广东的邓廷桢（26万余两），居全国第二。琦善在禁烟中的突出表现也促成了道光帝下令严禁鸦片。从前面所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到了广东的琦善执行“抚”的政策不可谓不尽心，其后期抗旨的出发点也是因为认识到中英实力悬殊，且认为妥协会成功，并因而会减少清王朝的损失，出发点也不坏，在这一点上，琦善倒比那些为了私利而不顾国家利益（至少主观上），一味屈从于自己并不赞同的“圣意”的大臣们强。
对于林则徐与关天培皆满意的设防严密的虎门炮台的失守，如前所述，主要是武器与战术的差距所造成。在虎门危机期间，琦善共向虎门派兵3150名，另雇勇5800名，并调拨了一些火炮。小小的虎门地区，至交战时兵勇已达1100多名，居全国首位，再增兵勇实际上已无济于事，正如琦善奏称：“炮如已充满，亦复无可安插。”但后来却把虎门战役的失败归于琦善的这道“奏称”，指责琦善增援不力或拒发援兵，实属冤枉。对于一场因实力悬殊而注定要失败的战争，主“抚”派自然比主“剿”派更易成为为失败开脱罪责的牺牲品。
五、历史反思
林则徐与琦善迥异的历史形象表明了人们朴素的道德诉求，同时也回答了鸦片战争该不该打的问题。对于侵略者，要打，这是一个民族道德的要求。但如果抵抗注定要失败，打了损失更重，是否还应抵抗？这是个政治问题。一个好的政治家不应是个盲动者，他考虑的应当是如何才能使国家受到最少的损失，如何避免无谓的牺牲。当然这也不意味着放弃抵抗，因为很多时候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才更是一个政治家的职责，很多时候一个民族需要用重大的牺牲去扞卫其道德尊严、精神诉求。从短期来看放弃抵抗求得一时的“利益”，从长远来看并不见得是好事，因为一个丧失斗志，受到精神污辱的民族才是最可悲的。从这点来说，鸦片战争必须要抵抗。但如果暂且忍辱负重，而求励精图治，奋发图强，暂且的苟安其实方为最佳选择，与“天朝”相邻的日本十多年后对待“侵略”所采取的态度而后对日本的影响，无疑是最好的例证。但清王朝所处的“国情”决定了其只能采取前一种方式，实际上，即使是抵抗，鸦片战争还是有赢的可能，那就是采取100年后中国对待日本的方式。英国长途远征，贵在速胜，贵在灵活，不可能经历一种长期陷入中国的持久战。假如清王朝不怕失败，破釜沉舟，陷入一场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的英国最终必会败退（从1849年广州等入城遇阻之事可以想见）。但清王朝不可能这样做，它经不起失败，丢了一地就慌了手脚，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想打胜仗，又不想丢失城池，不做持久战的准备，其失败的结局就不可避免了。事实上，专制王朝对老百姓一直“防民甚于防川”而认为“英夷”并非“潜蓄异谋”，也注定了其选择的局限。
清朝所处的环境决定了其可能有选择，从而也决定了鸦片战争必败的结局。它表明清王朝只有放眼世界，走上近代化之路才是唯一出路（西方的侵略使日本做到了这一点）。可悲的是，清王朝并未认识到此，亲历战争的琦善等人也未认识到此。最后也就迎来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迎来了19世纪后期清王朝一系列的屈辱。
近代化或谓现代化也包括外交的近、现代化。假如清朝早就对世界各国的情况详细了解，臻熟国际交往规则，恐怕也就不会那么夜郎自大，不会有鸦片战争的强权逻辑，不会有《南京条约》的无奈和无知了。没有外交的近、现代化，也不会有一个民族的真正的近、现代化，没有民族的真正的近、现代化，也就不可能有一个民族公正的国际地位，这正是鸦片战争给我们的启示。
由是观知，近代中国的命运又岂止是一个琦善所造成，又岂止是一个林则徐、一个关天培之类的历史人物所能扭转。琦善的倒霉又岂止是他一个人的悲剧所能概括，英国的胜利又岂止是一个枪炮了得？！
（原载《南方周末》2002年9月5日）
廖海亚：男，1973年生，2003年毕业于云南大学，获得硕士学位。现为乐山师范学院讲师。
左宗棠西北重教述论
向勇
晚清名臣左宗棠，是一个被学术界长期关注的历史人物，有关的研究成果已经不少。在此前的研究中，诸如生平事件的分阶段、分领域评述，总体的评价等，学者们已硕果累累。近年来，学术界又另辟蹊径，围绕左宗棠一生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洋务、外交、军事思想，进行了较多的考察，成果也不少。如有的学者就提出应该“从思想家的视角深化对左宗棠的研究”；有的主张应将左宗棠作为文化人的范畴加以研究，探究其文化思想。但笔者仍感对左宗棠在西北地区的教育实践的探索尚嫌不足。因为军事征服以后，长治久安的关键就是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因为共同的文化才是民族内涵的根本。左宗棠不一定能认识到这些，但他确实这样做了，并对后世影响极大。因此，对左宗棠的教育思想和实践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探讨，当属应该。加之，时下正值西部大开发，理应是文化教育的大发展时期。而笔者尚未见到专门论及经略西北达十二年又八个月之久的左宗棠在发展西北少数民族教育方面的专论，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一、兴办书院广设义学筹措办学
大器晚成的左宗棠，由于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的突出表现，得到清廷的不断擢升。1866年10月（同治五年九月），奉旨调任陕甘总督，主持镇压西捻军。在西北时间，左宗棠不仅剿杀过西捻军和回民起义，还竭力排除各种干扰，收复新疆，更利用战争的暇隙，大力兴办书院，广设义学，掀起了一股办学兴教的良好风气。应该说，在时局动荡的年代，求生尚嫌困难，更不要说求学。但在左宗棠的鼓励和带动下，各地的军事行动一旦结束，文武官吏和士民便纷纷开始着手办学。现就其基本情况介绍于下：
首先，左宗棠军行所至，就广建义学、书院，并重视少数民族教育。
早在1869年（同治八年），左宗棠移师泾州瓦云驿时，就已十分注意启蒙教育了，颁发过《四书》、《五经》。受左宗棠重视教育的影响，泾阳绅士姚德捐建了泾千学舍，禀请左宗棠为其书写扁额，左“欣然为榜贻之”。次年，移师平凉后，又在崇信设义学一处，并发给教师月薪三两白银，左宗棠特别指示由平凉厘金项下拨给。1873年（同治十二年），他更是发出公文，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发经籍，兴建义学”。由此各地大兴义学，回民教育也逐渐由经堂教育向儒学教育转变。以下就在左宗棠直接影响下所办的义学作一列举：
兰州，新建义学十六处（其中光绪元年所设养正、存城两所义学，是为专收回民子弟而建的）；狄道，乡镇四处；平远，城乡五处；河州，三处；海城，城乡六处；平凉，六处；秦州，五十四处；崇信，城厢二处；秦安，十六处；徽县，八处；两当，二处；文县，城乡九处；合水，城厢二处；西宁，设府义学二处，乡义学二十二处，以后又陆续设义塾一百二十处；大通，十三处；贵德，六处；丹噶尔，四乡共设十处；肃州，城厢四处。特别是在左宗棠镇压回民起义后，选定化平川来安插陕西回民，并在此设立十二处义学，专门招收回民子弟入学。当新疆收复后，又号令军队和地方设立了五十七处义学，基本上全是招收少数民族子弟的。这样，原来没有学校的地方，开始有了学校教育，原来有学校的地方，已开始由回教经堂教育转为儒学教育。这将为西北地区的开发和社会进步，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当然，这是一种长期效应。
下面再就兴办书院情况作一介绍：
甘肃的兰山书院和酒泉书院首先得到了左宗棠的关心，他常抽出空暇和师生讨论学问，并捐助办学经费。由左宗棠亲自题名或改名的还有：泾阳的泾千学舍，化平川的归儒书院，东乐的仰止书院，灵台的鹑觚书院等。其余设立的书院共有三十五所，都不同程度地与左宗棠有关，并得到左宗棠的关怀或捐赠（详后）。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化平川的归儒书院，由于专收回民子弟，所以左宗棠刻意题名为“归儒”，并命幕僚施朴华写文章记载此事。另需注意的是河州、洮州、循化、贵德、大通、巴燕戎格、海城和化平川，以及新疆大部地区都是回民或其他少数民族的聚居之地，如此之多的教育机构的设立，当然提高了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有利于民族大融合。由此可见左宗棠经略西北时，一方面是竭尽军事之所能，残酷地镇压人民起义，另一方面是利用儒学文化教育为安抚并收复民心，以巩固其封建统治而“呕心沥血”。这应是左宗棠的初衷，但在客观上确实能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文教事业的发展，并进而推动社会的进步。
其次，设局印书，捐赠经费，亲自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