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安稳，怕风险，是移民区群众过去长期固守的观念。这一方面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长期封闭保守的生活方式在人们观念上的反映，另一方面也是小农经济自身脆弱性的必然结果。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面对着更多的机遇和挑战，吊庄群众的风险意识也在增强。机遇和风险是并存的，要想抓住机遇就要敢冒风险。华西村一位移民群众1999年育树苗5万株，2000年初正赶上国家提出退耕还林政策的机遇，5万株树苗全部售出，净赚30万元。华西村1999年组织移民群众通过小额贷款购买10辆农用汽车，通过跑运输，一年内就还清了贷款。
尝到甜头的华西村民2000年又积极报名贷款购车，形成了致富热潮。
1986年，八百多户的海原、固原等地回族农民举家迁移到陶乐县月牙湖。但15000亩耕地有80%是中低产田，亩产粮食仅100kg，解决温饱成了一件“头疼事”。1996年，村民陈世和率先擎起打工大旗，买了一辆货车挺进西藏搞运输，年收入2万余元。月牙湖乡回族农民再也坐不住了，纷纷走出“穷窝”，走新疆、赴内蒙古、进上海、下广东，从事贩运、建筑、修理等，每年劳务输出两千多人次，人均纯收入两千多元。跑“金窝”走“银窝”，月牙湖回族农民不仅挣了钱也开阔了眼界，学到了手艺，开始杀“回马枪”，治理自己的“穷窝窝”。马瑞灵凭着学到的电焊手艺，开了电焊部，年收入8000元。冯政委搞养殖业，今年出栏鸡3400只，收入上万元。李成海揣着2万元开了30亩水浇地，亩产粮三百多公斤……
“出去转转，学了一个点点，回家干干，活出个样儿让人看看”，月牙湖吊庄回族农民用学到的手艺回乡搞养殖、跑贩运、干建筑。
目前，全乡1112户农民住上了砖瓦房，家家通了电，拥有大小机动车376辆，70%的农民甩掉了“穷帽子”，走上了致富路。
2.社会交往意识的改变
社会交往是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活动。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表现得十分突出。既是社会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推动人们观念意识不断进步的一种动力。
通过调查，我们看到在移民群众中，社会交往意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突破了地缘圈
移民吊庄将山区八县的人口搬迁到川区，移民们社会交往的地域空间发生了改变。未搬迁之前，移民们的生活空间狭小，由于山大沟深的自然条件，他们的活动范围大多局限于固原地区，有的甚至一年到头连县城都难上一次，通过移民搬迁他们走出了距老家几百里以外的地方安家落户，为了生存与发展，他们必须要和周边地区发生联系与互动。而且，他们必须战胜来自外界以及自身的心理障碍。一方面，灌区的部分群众长期以来对西海固地区的群众存有偏见，对移民吊庄存有排外心理；另一方面，吊庄的群众也由于多年封闭偏僻的环境养成了木讷、保守的性情，加之口音与生活习惯的差异，他们对于和周边群众打交道也存有畏难心理。
由于这双重的因素，移民群众与迁入地的人文环境的相适应和协调，就有一个相互磨合的过程。应该说要打破“山区人”、“川区人”的心理界限，并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然而市场经济的开放型社会发展，又必须要打破狭隘的地缘关系。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无论天南地北，为了共同的利益大家都会走到一起来的。
我们看到，经过十多年来的磨合，吊庄区群众已和周边地区建立起了较好的社会互动关系。周边地区群众对移民吊庄也不断增加了认同意识，在生产技术、医疗卫生、经营管理以及教育多方面给予山区群众热情的支持。例如泾源芦草洼教委经常派教师到银川市的中小学听课，交流教学经验；银川市一些学校向芦草洼捐赠桌椅和教学设备。绝大部分移民吊庄群众都向周边地区学习水稻种植技术和养殖业的技术，甚至川区人也到吊庄开发区来投资办企业等，这都是一种经济技术和文化的交往与交流。
(2)打破了血缘圈与熟人圈
常言道，“一笔写不出两个姓”，“亲不亲故乡人”。在封闭的西海固山区，人们仍固守老的生产生活习惯，在人际交往中，以初级社会关系为主要社会交往范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人们的交往互动在家庭、家族、邻居、同村人中进行。乡亲、亲戚、老朋友，以亲情、友情为纽带，人际关系讲纯朴、深厚。但移民群众搬迁出来以后，原有的人文环境改变了。即使是在吊庄区，从一个县来的，也仍然来自不同的乡和村庄，一个吊庄很少有几户熟悉的面孔，这就存在着一个人际关系的重建过程。在脱贫致富的道路上，吊庄社区的群众重新编织起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原有的血缘、亲缘关系被打破，代之而起的是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人际交往方式。
在调查中，移民群众说：“过去在老家和外面人打交道少，现在不同以往了。”“现在外出打工、跑买卖，干什么都要结交陌生人，时间长了也习惯了。”在问卷调查中，当问到能否与吊庄的村民友好相处时，回答“能友好相处”的679人，占总问卷的74.7%；回答“相处一般”的有156人，占总问卷的16.7%。当问到“同村人有困难，你认为怎么办？”回答“尽量相互帮助的”的有486人，占总问卷的52.1%；回答“能帮助就帮助”的有265人，占总问卷的28.4%。这表明移民社区的群众已基本形成友好、和睦的人际关系。
(3)打破传统的人际交往圈的同时，移民社区内的民族关系也突破了原来的心理界限
由于宗教信仰、生活习惯不同，加上民族内部的联姻风俗，以往在山区，回族和汉族相互之间交往不多。如今，在移民社区，山区迁来的回族群众得到了多方面的优惠政策的照顾，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回、汉族之间的团结加强了。在问卷调查的933人中汉族群众475人，回族群众453人，当问到“与不同民族的人如何相处”时，回答“能和睦相处”的有629人，占总问卷的67.4%；回答“往来不要多，但可以在一起相处”的有62人，占总问卷的6.6%。尽管还有一些移民群众由于种种原因对其它民族的群众仍存有偏见和心理隔阂，但可以看出这种心理障碍和鸿沟已在逐步削弱。
3.社会交往形式与途径的改变
在山区老家，移民群众交往形式是单一的，交往的途径也是狭隘的。山大沟深，交通不便和通讯信息的闭塞，使人们的交往主要局限于人情、亲情往来，“串门子”、“走亲戚”，纯朴、好客，重情感、重友谊。交往的目的简单，交往范围很小。移民群众搬迁到川区以后，对外交往无论从形式和内容显然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主要形式和途径是经济交往，交往活动大多围绕经济而展开。遵循公平交易的市场经济的原则，现代社会交往讲究的是平等、互惠、互利、礼尚往来。表现为交往频率的加快、交往形式的多样化、交往内容的丰富多采和交往范围的逐步扩展。移民群众走出大山面向新的天地，由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他们必须和各种人交往，外出打工，学习灌区的种植、养殖业技术，做生意、开商店，通过各种途径对外交流，使他们逐渐由被动变为主动，由消极适应环境到主动开拓自己的致富道路。
芦草洼的李莲英，十多年前和丈夫从泾源老家搬迁到了芦草洼，她瞅准了靠近芦草洼区公所附近的一块土地，办了个农民旅行社，每天迎来送往远道的客人，俨然一个芦草洼的“阿庆嫂”。为了住宿人的方便她又开起了杂货店，开起了小饭馆。同时他的丈夫在外边搞建筑业承包工程。两1：1子红红火火，成了远近闻名的致富带头人。
移民搬迁本身就是一个人口的社会流动，凡到过宁南山区的人都会有一种强烈的感受，那就是封闭，一种与世隔绝，缺乏与外部世界联系的感觉。就是这种封闭，造成物不能尽其用，货不能畅其流，人不能尽其才的局面。而移民搬迁使数十万山区农民来到川区，正是为了打开原来的保守封闭的大门，解放思想，从而使他们的潜力得到充分的挖掘。
在东西合作创办的宁夏华西村，1996年3月，从移民中考核选拔100名具有初中程度的青年，送到江苏华西村培训，让他们学习文化和实用技术，学习华西村精神，学习市场经济知识，更新观念，提高素质。移民区的群众通过这类外出参加技术培训，以及请专家和专业技术人员来移民区传授技术和经验，增长了知识和才干，提高了文化素质。移民区的群众还在搞农副业生产、外出打工、跑运输等过程中，广开自己的社会交往的门路和渠道，使他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内容越来越丰富，致富的干劲也越来越足。
(三)生育观念的更新与妇女地位的提高
西海固农民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重视人口的数量，却忽视人口的质量。其一，对生育孩子的偏好。究其原因，这种偏好受客观的影响。有研究表明，在贫困家庭，子女12岁就可以参加劳动，而当地落后的生产方式又强化了劳动力数量需求，从而使贫困农民把脱贫的希望寄托于多生育。在人口数量上采取“一个是养、一群也是养”。其二，表现为对男孩子的偏好。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早生子早得福”等思想根深蒂固。
这样早婚早育加之计划生育措施不力，生育期延长，就加速了人口的增长，超生和多胎成为普遍现象。超生要罚款，少则2000-3000元，多则7000-8000元。这就更加重了原本贫困的家庭的经济负担。即使这样，也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山区的生育观念。尽管多年来，政府也加强了计划生育工作，但观念没有改变，计划生育的行动也是被动的。西海固地区人口长期陷入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的恶性循环。
搬迁到川区以后，移民群众通过脱贫致富的开发建设，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生育观念上也发生了改变。首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由粗放生产型向经营型发展，人们看到了生产的发展需要技术，需要文化和科学，今后的发展不能靠人口数量的增长而在于人口的高素质。其次，在移民开发区，人们的精力更多注重于发展生产、勤劳致富。并开始认识到家庭生孩子多，拖累就大，直接影响着家庭的生活条件的改善和家庭的收入。
在问卷调查中，当我们问到“你认为生几个孩子好”时，回答：“生一个孩子”的有178人，占调查总人数的19.1%；回答“生两个孩子”的有617人，占总人数的66.1%(宁夏地区的人1：1生育政策是“一、二、三”即城市一个孩子，农村两个孩子，山区少数民族可以生育三个孩子)；回答“多几个也没啥”的107人，占总人数的11.5%。当问到“你认为孩子多好不好”时，回答“不好”的有814人，占总人数的87.2%；回答“无所谓”的有43人，占总人数的4.6%；回答“好”的有35人，占总人数的3.8%。当问到“孩子多不好的原因是哪些”时，回答“增加经济负担”的有780人，占总人数的83.6%；回答“不能外出工作”的38人，占总人数的4.1%；回答“家务重，人老得快”的有138人，占总人数的14.8%；回答“缺少生活乐趣”的有48人，占总人数的5.1%。通过调查的结果表明，绝大多数移民群众随着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文化素质的提高，生育观念已发生了改变。过去那种对人口量的偏好和养儿防老、“香火延续”的传统观念，已被培养低量高质后代、少生孩子多致富的思想所替代。
尤其是妇女，随着眼界的开阔，文化知识的增长，她们的生育意愿也随之降低。看到周边发达地区妇女，孩子少生活好，有文化，穿戴入时，人也显得年轻、漂亮。再看看自己养娃娃多，守着家，孩子拖累得又老又邋遢。她们体会到“人家也活人，咱也活人，为啥咱就这么苦”。于是，再不愿做家庭的生育工具，要换个活法，外出打工，做生意，和男人一样赚大钱。过去在山区老家，计划生育也在抓，但大多是被动的靠做工作、罚款等控制人1：1生育；而在移民吊庄的妇女是变被动为主动，积极配合计生干部做好计划生育工作。刚搬迁到吊庄的妇女有一段时间找不到医院做结扎手术，她们急得要命，到处打听由谁来管计划生育，主动找上门去做手术。
随着生育观念的改变，吊庄的妇女摆脱沉重的家务负担。同时，新的环境使她们进一步开阔眼界，找到了发挥她们聪明才智的用武之地。芦草洼开发区的回族妇女在老家多是足不出户、笑不露齿、发不见人。如今来到移民新社区，她们开始学文化、学技术，和男人一起支撑起劳动致富的重担。她们头发一包，骑上自行车出去打工，掰玉米、锄地、当泥瓦工。在集市贸易上，这些回族妇女摆起了小摊位，运用她们特有的灵秀气，做起了小商品和服装生意。在开发区新建起来的公路大道上，到处可见穿着入时又忙忙碌碌的吊庄妇女的身影。
与此同时，女童的教育问题在吊庄也得到了解决。据调查，在移民开发区，女童入学率和男童是相等的，已不存在女童入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