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1.1 “核”的位置选择
建筑成为景观结构中的中心性要素，位置的选择十分重要。
一种情况是选择景观中已经具有中心地位的位置。典型的如地形高起之处。“宇宙山(Cosmic Mountain)的顶峰不仅是大地的制高点，也是大地之脐，创世开始之处。”人们往往在山峰之巅建造各种标志性的建筑物，这似乎是不同历史、不同文化的通例。高出群伦的山峰已然能够成为整体景观结构的中心。与既有的自然景观要素相异质的建筑位于其上，突出的场址凸显了建筑的形象。
另一方面则是建筑进一步强化了既有的中心。因而这种强化作用是双向而相互的。雅典卫城即位于俯瞰整个城市乃至区域的山顶，圣地强化了建筑，建筑也强化了圣地。此外，中国传统建筑对于水体中的岛屿也比较重视。在江河湖泊中的岛屿点缀于碧波之中，特殊的地段本身具有较强的中心性。在其上营造建筑，可以在周围水面纯净均匀的基底和开阔舒展的空间界域的烘托下获得中心的地位。
另一种情况是选择景观结构中潜在的关键点。例如地段界域的几何形心，以及景观结构中线性要素的转折点或交汇点：坡轴线的拐点、水体和岸线的拐点、凸形水岸地段的顶端等。这些关节点从建筑场论的角度来看，是建筑场源的中心场力点和建筑与环境之间“图底关系”变化的中心点，即新的建筑力场作用下“合力”的平衡点和视觉构图中景观变化的焦点；而从传统美学的构图法则来看，它主要表现为自然环境条件下景观变化的特殊点。如滨水的凸型岸线地段，往往是标志性建筑理想的基址。在这种半岛形的地段上营造建筑，能够获得面向水面的多方向的视角，同时建筑自身形象也能够在水面上得到充分的展示。如果有坡顶作为制高点，地形的上升趋势能够对地标性建筑的体量起到烘托和加强作用，并对整个水面空间界域具有较强的控制性。在这方面，中国传统的风水理论中包含着相当的智慧与经验。风水理论往往要求在水口等位置建造塔、楼阁等建筑。这些建筑借地势之利，往往成为整体的风水格局和大地景观的中心，强化了景观的既有结构。前文所分析的泰姬陵，建筑主体位于河道转折处与河两岸两个建筑聚落连线的焦点处，由于占据了这一个关键点，建筑在景观中的“核/中心”的地位是十分突出的。
5.2.1.2 “核”的形式选择
建筑物成为景观中的中心，一般通过形式上与周围景物的对比而达成。中心所具有的差异性形式不仅在整体景观形态中凸显出来，而且往往进一步被人们赋予认知上的特殊意蕴。
(1)巨大体量
通过建筑体量与周围其他景观要素在体量规模上的大小差异，可以将建筑的中心地位凸显出来。布达拉宫在景观中突出的中心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其巨大的体量表现出来的，建筑的体量与其坐落的山体相差无几，远远超过拉萨城中其他的建筑。与之类似的还有古埃及的金字塔。尼罗河冲积平原上缺乏大的地形标志物。金字塔是人造的山丘，其庞大的体量在周围平坦开阔的地形和低矮的建筑形体中显得极为突出。
(2)竖直性形式
竖直高耸的体量也是常见的选择，因为它与大地的水平延展形成了对比与反差。诺伯格·舒尔茨指出：垂直性往往被赋予某种超现实的意义，而大地的水平性则表示人的具体活动世界。垂直性经常被看做是加入空间的神圣次元。在世界各地的许多传说中，“世界中心”是用象征垂直的世界轴(Axis Mundi)的树木或柱子所具体化的。在一个水平面上插上垂直轴，是存在空间最基本的模式。
因而竖直性体量很久以来就是中心性和标志性的代表。科斯托夫谈到，中世纪时部分为了防御、更大部分是为了彰显自身家族地位的目的，曾经掀起建造塔楼的热潮：“人们似乎纷纷痴迷于建造高塔楼，即使在最贫穷的乡间，就算连管家也请不起的人家也不能不造一座塔楼，这就意味着人们的眼前生长着一片尖顶的丛林……”由此构成的天际线是拥有如此多的豪门望族的城市实力的见证(当然，在这样“群雄争锋”的情况下，个体的中心性反而不突出了)。而在当代，高层建筑则已经成为城市新的“图腾”。
图521所示的是巴基斯坦克什米尔地区的卡里马巴德镇，群山环绕之间的盆地中基本上是低矮的建筑群落，在这种基底之中，清真寺修长高耸的邦克楼成为景观结构中具有控制性的中心。类似的情况在欧洲传统的建筑群落中也相当常见，每一个村镇中教堂的钟塔一般都成为景观的中心。而在范围较大的城市中，则足以容纳若干高起的体量作为中心而存在。
长春净月潭景区范围广大，景观平缓，起伏的丘陵覆盖着茂密的人工林，与平静广阔的水面相互映衬，在水平方向上具有宏大的尺度，但是缺乏具有支配性的竖直向中心。东南大学建筑研究所设计的观景塔所在的山顶本身只是一道山梁上的一个较小的突起。观景塔借由自身高耸的体量和富有特色的形象在景观中确立起中心的控制性地位。而福建长乐海螺塔的绝对体量虽小，而通过其垂直向(以及特异性)的形式，以及其所立足的礁石的衬托，与开阔的海面和海岸形成对比，在景观中形成中心。
(3)特异性形式
此外，特异性的形象也是常见的选择。人工营造的建筑本身是和自然景物相异质的。
当人们需要使建筑与自然景物相容时，可以通过使两者在造型和材质肌理上产生相似和相通来达成。而相反的，强化建筑的几何化形态、人工化材质，则可以将其从周遭的自然景观中明显地区别出来。在建成环境中，一个与既有建筑的风格特征有所差异的建筑形态同样能够从景观中凸显出来，成为整体景观的中心。
这种策略发挥到某种极致，即是对于纯粹的基本几何图形和形体的运用。立方体、球体、正三棱锥……当建筑形态呈现这些纯粹的几何形体时，它不仅与景观环境中的其他要素形成鲜明的差异，还包含着丰富的象征意义。它们具有所谓的“原型”的特质。
“原型(archetype，意为original pattern)”是人文科学领域的常用概念。对它的认识源自瑞士心理学家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 Gustav Jung)关于“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的理论。所谓集体无意识，是和个人无意识相对而言的。荣格认为，它是基于大脑遗传结构并作为一个整体而为人类所共有的一种无意识的形式，来自于人类集体的历史(mankind’s collective history)，它包含了头脑中那些个人未曾意识到的记忆和冲动。
而个人无意识则来源于个体经验，即作为一个个体的人自己的生活史。集体无意识中包含着某些原型，或者叫做“普遍的原始意象和观念(universal primordial images and ideas)”。
荣格还特别指出：“原型这个词就是柏拉图所谓‘形式’。”
诸如点、线、圆形、立方体、锥体等单纯的几何形态都是这种“原型”形态的一部分。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这些“原型”形态被赋予深刻的象征意义。而这些象征意义又往往与人们的宇宙观和世界图景紧密相关。
圆形/球体形态既来自于对于自然存在的物象，也来自于对于主体存在与客体世界之间相互关系的思考与图解。自然界中的太阳、满月(这些对于远古先民而言是具有神圣意味的)、水滴、涟漪等都是圆形。另一方面，从人的自身“存在”这一基点出发，去体验周遭，场所对于中心的向心性自然形成了圆形，如卡尔·亚斯帕斯(Karl Jaspers)所述：“所谓存在，本来是通过圆形来表现的。”人们并将这种模式外化而投射到外部世界，形成了关于世界秩序的模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有着“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所谓“天似穹庐，笼盖四野”，《易·说卦》中亦有“乾为天，为圈”的描述。荣格指出：“无论圆形符号出现在原始的太阳崇拜或是在现代宗教中，在神话中或是在梦中，在西藏僧侣绘制的曼陀罗中，在现代城镇的平面中，或是在早期天文学家的天球概念中，它总是指向生命的一个最本原的方面：它最根本的整体性。”
而锥体则具有二元的象征意义：三角形既是一种稳定的象征；其下大上小、向顶点收缩的形态又形成了从大地到天空的指向，从而表达出一种动态。锥体是山峰的抽象，而大地上巍然耸峙的山峰对于远古时代的人而言具有神圣的意味，其上升的趋向甚至使之成为想象中通向天国的道路。
立方体首先与三度空间中两两垂直的笛卡儿坐标系有着紧密的关联。以日出的方位为基准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确定对于人类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表示四个方向的基点，很早就成了决定世界结构的最重要因素”。叶舒宪先生指出：“对人类祖先来说，四方的确认有着异乎寻常的重大意义。……这使人类第一次把自己的生存放在一个规则的、有意义的文化背景之中，把自己的思维、认识纳入到有条不紊的空间系统之中，使一切客体对象都能在这个系统中秩序化、结构化。”平面上四方的标定，再加上“神圣的垂直性”的加入。
立方体成为人类理性的象征。
这些纯粹完满的几何“原型”相对于景观中广见的自然形态和繁杂多变的人工营造形态而言，呈现出强烈的异质性。不仅如此，这些纯粹完满的几何“原型”自身都具有中心对称的几何特征。因而它们同时还具有强烈的“世界中心”的意象。因此在历史上，许多远古的宗教建筑往往以纯几何形态存在于景观之中，如以埃及金字塔为代表的锥体形态，以及印度“窣堵坡(Stupa)”所具有的半球体形态。这种完满的、中心对称的几何形态使得它仿佛是世界的中心，从而强化了它作为景观的中心的意蕴。随着装饰艺术的发展，具有简洁纯粹的几何形态的建筑则渐而少见。尽管如此，借由完满的几何秩序构筑“世界中心”的意象依然屡见不鲜，如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 Bounaroti)在卡比多广场(The Capitol)所做的铺地纹样。
勒杜(Ledoux)和布雷(Boullée)所构想的英雄主义建筑具有纯粹的几何形形态，而其兴趣更多地在于其作为内部空间而具有的纪念性和崇高感。20世纪60年代的极简主义和大地艺术则重新开拓了对于自然景观中的纯粹几何形态(及其所代表的巨尺度的人工痕迹)的审美。
于是，当人们需要确立建筑在大地景观中的中心地位时，建筑采用纯粹的几何“原型”形态就成了一种有效的选择。这种由几何“原型”所确立的中心性与体量规模的大小并不相关。达尼·卡拉旺(Dani Karavan)设计的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纪念地中出现的金属立方体的体量仅仅相当于一个坐凳大小。但坐落在海边崖岸上的这一小小的人工化“原型”在波澜壮阔的景观中所具有的中心性、集聚性和纪念性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较为纯粹的几何“原型”需要以相当审慎的态度来运用。缘于其极简，故而需极精。有许多关系需要极为审慎地处理。当代建筑中最着名的锥体形态可能是贝聿铭设计的巴黎卢浮宫扩建工程入口的玻璃金字塔。尽管建筑师通过采用透明玻璃材质而试图使它对于卢浮宫原有建筑的影响减至最小，但缘于其所处的位置和形态，这一玻璃金字塔在整体景观中的中心性是毋庸置疑的，幸而这种中心性通过其体量控制和材质的透明性而并不显得过于喧宾夺主。
中心一般需要有相当范围的基质来衬托。让·努维尔(Jean Nouvel)为2002年瑞士博览会而设计的“巨石(Monolith)”是一座位于Morat湖中的全景画馆，其形体呈现纯粹的立方体，高34米，外皮运用了锈蚀过的钢板。在以自然景物为主体的整体景观中，宽阔、平整、均一的水面作为基底，衬托出了这一特异性形态的中心性地位。伦敦千年穹顶则是通过半球形的完满形态与周围繁杂的建筑形态之间的对比而确立自身的中心地位，当然这种中心地位也借由其所占据的场址——泰晤士河转折处凸形水岸的顶端——而凸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