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古称波斯，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学遗产，波斯是民族名，波斯族是伊朗的主要民族，占全国人口的半数以上，1935年更名伊朗，现在的正式国名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伊朗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位于亚非欧三大洲的交界地带，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的交通枢纽，也是三大洲文明的汇合地。对世界经济和文明发展起过重要促进作用的“丝绸之路”就是东起中国，中经波斯，西达罗马帝国的。
伊朗人和印度人同属雅利安族，是栖居于中亚的游牧民族，约在公元前两千纪初开始向四处迁徙，其中一支向西，进入欧洲。一支向东南迁移的雅利安人又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向南到达印度河流域，即现在印度人的祖先，一部分西进到达高原地区（现称为伊朗高原），进入现今的伊朗国土上，即现在伊朗人的祖先。
进入伊朗高原的这部分雅利安人与当地原居民经过多年的融合和斗争，逐渐从游牧生活向农耕生活过渡，并分为两支，一支称米太人，据有西部地区，一支栖居在南部和波斯湾地区，为波斯人。至公元前二千纪下半期，各自形成为奴隶制国家。伊朗西北部地区的米太人在公元前7世纪初建立了米太王朝（公元前701～公元前550），并发展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
公元前6世纪中叶，居住在南部的波斯族在其首领居鲁士的率领下推翻了米太王朝的统治，建立了阿契美尼德王朝，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在第三任国王大流士一世（公元前522～公元前486）在位时达到了鼎盛阶段。大流士一世雄才大略，励精图治，开疆拓土，其版图东起信德河，西至地中海和埃及，北到中亚和高加索，南临波斯湾和阿曼湾，使古代伊朗成为一个横跨亚非欧三洲的大国。
大流士一世当政时将琐罗亚斯德教（亦称祆教、拜火教等）定为国教。其创始人是琐罗亚斯德（约前628~约前551），在阿维斯陀语中是查拉图斯特拉，是着名的东方贤哲，他名字的意思是“黄色的骆驼”或“拉骆驼的人”。琐罗亚斯德教尊奉的最高主神是阿胡拉·马兹达，认为世界万物都是唯一的天神阿胡拉·马兹达创造和主宰的。琐罗亚斯德教在祭祀的仪式中要点燃圣火。马兹达是光明之神，他与圣火是宇宙中善的本源和代表，和他相对立的是恶的代表——恶魔之神阿赫里曼。在宇宙之内，善恶两种力量处于永不停止的斗争中，善的体现是光明、坦诚、正直、健康、正义、风调雨顺和五谷丰登等；恶的体现是黑暗、虚伪、谎言、暴虐、疾病、干旱和作物歉收等。琐罗亚斯德教是最早的一神教，首先提出了灵魂不灭论和天堂地狱等观念。它创立于伊朗社会转型期，即从游牧生活向农耕定居生活过渡时期，是具有革新意义的宗教。琐罗亚斯德教圣典《阿维斯陀》（一译《波斯古经》）是波斯历史与文化的总汇，保留了不少古代神话传说、民间歌谣和史诗片断，据说篇幅宏大，写在12000张羊皮上，可惜在希腊亚历山大征伐波斯时被焚毁，仅残存一卷，现存的《阿维斯陀》是后人重新追忆整理的。
琐罗亚斯德教以神学上的一元论和哲学上的善恶二元论为特征，其教义对基督教、摩尼教等以及希腊哲学中的一些流派都产生过影响，在6世纪南北朝时传入中国，盛行于隋唐，在当时的东西两京都建有祆教祠堂。
历史上，波斯帝国曾多次入侵过希腊等邻近国家，如持续十年之久的波希战争以及为控制东方商路和拜占庭帝国的战争等。也曾先后受到马其顿人、阿拉伯人、蒙古人等的侵占和统治，特别是在7世纪中叶，阿拉伯第一任哈里发艾卜·伯克尔侵占了波斯，萨珊王朝末代国王耶兹德卡尔德东逃至霍拉桑被杀，标志着波斯帝国的倾覆。在政治上，伊朗丧失了千年以上的大国地位，沦为阿拉伯哈里发帝国的一个行省，在阿拉伯人的直接统治下，长达两个世纪之久。在伊朗的历史上，阿拉伯人的这次入侵和占领，其影响的深远和带来的变化，远远超过了公元前马其顿人对伊朗的入侵和统治。特别是在思想上，伊朗人的宗教信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逐渐由信仰琐罗亚斯德教转而信仰伊斯兰教，全面影响了伊朗社会经济方面的发展，到10世纪末，伊斯兰教最终确立了在伊朗的统治地位。
阿拉伯人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虽一度征服了伊朗，但他们在文化发展上却远远落后于被征服的伊朗民族。阿拉伯人处处以统治者的面目出现，称伊朗人为释奴，而亡国的伊朗人在社会上没有任何地位，处处受到压制。在这种情况下，伊朗人就从军事、文化、宗教等各方面，以起义和不合作的各种方式进行反抗，借以动摇和削弱哈里发帝国的统治。实际上，到9世纪初，阿拉伯人在伊朗的统治已大为削弱，在伊朗本土，地方势力日渐强大。
在语言的使用上，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伊朗使用的语言是古波斯语（楔形文字）。公元前330年，马其顿人入侵占领波斯，古波斯语衰落，代之而起的是中古波斯语，即巴列维语。伊朗的两个着名王朝安息王朝（公元前247～公元224）和萨珊王朝（224～651）时期通用的语言就是巴列维语。到7世纪40年代，阿拉伯人入侵，萨珊王朝倾覆之后，巴列维语衰落，一种在伊朗南方流行的方言法尔斯语（即达里波斯语）取代巴列维语成为波斯人民的通用语，这就是流传至今的波斯语。
伊朗人民在古代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曾经创作了丰富的文学作品，可惜由于年代久远，又几经战乱，保存下来的很少。
伊朗在公元5世纪以后向封建社会过渡，公元5世纪至18世纪为伊朗的中古时期，伊朗的中古文学按其发展情况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公元5~9世纪为伊朗中古文学发展的第一阶段。
公元5世纪初至6世纪，萨珊王朝统治下的伊朗是西亚最强大的封建国家。公元651年，萨珊王朝在阿拉伯人入侵下灭亡，在萨珊王朝鼎盛时期用波斯语写下的不少内容丰富的文学作品，由于阿拉伯人的侵略，大部分散失。但也保留了一些古代神话传说和英雄故事等，其中有些故事情节被后来的大诗人菲尔多西作为题材，创作了《列王纪》（亦译为《王书》）。此外，《阿尔达希尔王的功绩》《马兹达克传》的片断以及一些翻译的古希腊作品等，也是可贵的文学遗产。
公元10~15世纪为伊朗中古文学的第二阶段。
这一阶段的伊朗文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达到了当时世界文学的高峰。中古伊朗诗坛的八大诗人就是在伊朗中古文学发展的第二阶段涌现的。
公元16~18世纪为伊朗中古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
伊朗文学在这三个世纪处于衰颓状态，伊朗文学史家称之为“沉默的世纪”。
公元9世纪末，在阿拉伯阿拔斯王朝统治时期，在伊朗的国土上，相继出现了一些地方政权，这些政权的当政者都是伊朗人，他们名义上仍拥护阿拉伯哈里发政权，却或明或暗地推动民族独立的进程，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并逐渐摆脱了阿拉伯人的统治，先后建立了一些独立强大的国家。如公元861～900年统治伊朗东南部的扎法尔王朝，公元875～999年统治霍拉桑、阿姆河和锡尔河中间地区的萨曼王朝，公元945～1055年统治西部和西南部的白益王朝等。
公元10世纪，随着高度发展的封建社会的出现，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伊朗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伊朗中古文学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一时期最着名的作家和诗人大都聚集在萨曼王朝的宫廷中。他们都摒弃阿拉伯语而改用本民族的语言，即在与阿拉伯语抗衡中产生的一种新波斯语，也就是今天还在波斯通用的达里波斯语进行创作，这为伊朗文学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这一阶段的伊朗文学中，诗歌创作居于首。波斯语诗歌很早以前就已出现，而目前见于记载的是始于扎法尔王朝的国王亚古伯·列斯时期（868～878）。这一阶段，伊朗诗坛盛况空前，诗人辈出。最着名的有鲁达基、达吉基、菲尔多西、海亚姆、内扎米、克尔曼尼、萨迪、莫拉维、哈菲兹和贾米等。北京大学张鸿年教授在他所着的《列王纪研究》一书中说：“13世纪波斯诗人传记作者欧乌菲称，萨曼王朝有大批宫廷诗人，其中着名者达27人之多。”而德国大诗人歌德也在他的《西东诗集》中说：“波斯（伊朗）人认为他们在长达五百年涌现的诗人中只有七位是杰出的，其实，就是在他们所没有提到的诗人中，有许多也是超过我的。”由此足见中古伊朗诗歌创作的繁荣情况以及伊朗文学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
伊朗现代着名学者伏路基（1875～1942）在谈到伊朗文学的成就时，列举了菲尔多西、萨迪、莫拉维和哈菲兹四位诗人是伊朗文学的“柱石”，这就是一般所称的伊朗诗歌创作的“四大台柱”（也有一说，称菲尔多西、内扎米、萨迪和哈菲兹为中古伊朗诗坛上的四大诗人）。正如我国以诗歌着称的唐代，也有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为初唐诗坛上的“四杰”（王禹在《再答张扶书》中说“四子绝格”，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之二中说“王杨卢骆当时体”）一样。的确，他们都在各自的创作领域，各领风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各自都是一个方面的代表人物，但是，其他一些诗人，像鲁达基、海亚姆、内扎米和贾米也有着令人刮目相看、值得称道的创作成就，所以我们就一并举出，称他们为中古伊朗诗坛的八大诗人。
我国现代着名文学家郑振铎在他编着的《文学大纲》中以专章介绍波斯文学，他评论说：“中世纪的波斯，在文学上真是一个黄金时代。虽然她曾被阿拉伯人入侵了一次，接着又被蒙古人所统治，然而她的诗的天才，在这个时代却发展得登峰造极，无以复加。正有类于同时期的中国。那时，我们也恰是诗人的黄金时代。”与我国的唐宋文学辉煌时代一样，中世纪的波斯被称为“世界诗国”，而萨迪和哈菲兹两位诗人被公认为是这一时期最杰出的代表性人物。他们的诗歌不仅使后来的西方诗人深受影响，而且还对欧洲17世纪文艺启蒙运动带来了不小的启迪和推动作用。法国着名东方学家列涅·格鲁赛特（1885~1954）对伊朗文学有过一段评论，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他说：“伊朗文学中充满了人文主义内容和语言与思想的永恒魅力。伊朗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使希腊罗马文学从中受益。伊朗文学引发了一场运动，恰如我们新时代（文艺复兴）的文化运动一样，给人们留下了一座座精神宝库。萨迪和哈菲兹是这一文学最完美的代表。他们不仅在伊朗声名卓着，而且在整个伊斯兰世界，在突厥人、阿拉伯人身居其中的亚洲，他们的作品像在伊斯法罕和设拉子一样受到人们的欢迎。对此，我们有什么可说的呢，在西方，从歌德以及其他诗人身上，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语言魅力和纯情抒情诗的影响。”（伊萨·萨迪格着《伊朗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