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透支开发，寅吃卯粮
在当前城市的CBD规划建设中，透支投资问题也比较普遍。现任城市决策者为了在任期内做出效益和政绩，也为了避免为前任领导负责开发项目中的失误承担责任，往往上任后另起炉灶，随意改变规划，重复进行类似的开发建设，造成以往的CBD项目半途而废，新项目又仓促上马，由于缺乏统筹规划，其结果多为投资分散，难以发挥效益，城市无序蔓延。这种朝令夕改的开发建设，不仅使城市建设中留下许多开发闲置区，浪费了城市有限的空间资源，也严重挫伤投资者的建设积极性和经济利益，进而损害了政府的权威性和诚信力。以南京为例。南京是江苏省省会，2001年城市人口371万。为缓解老城开发压力，南京于1993年提出CBD规划目标，考虑到近期发展的现实可能性，CBD方案确定在城东北仙林新城区建设中心商务区，之后历任政府提出了新的CBD规划方案，CBD选址和规模也不断更改，1998年CBD选址于城西龙江新区，2002年CBD选址改为城西南河西新城。规划决策的不断变更给CBD建设与土地控制带来许多问题，也制约了城市商务功能的聚集和发展。
7）体制不顺，各自为政
CBD是由多个部门机构和经济机构组成的城市商务综合体，在管理体制上，也存在着一些弊端。一方面，不少CBD管理组织处于临时负责的状态，不能行使完整的管理权，城市各机构都向CBD伸手干预，而CBD内的许多企业也各有本系统的行政管理机构，条块分割的管理模式导致机构之间的关系协调极易产生矛盾，影响CBD的顺畅运作；另一方面，一些城市CBD地理上分属不同行政区划内，各区之间又未能形成统一的发展格局，各区从自身利益考虑，纷纷建设本区的CBD，不仅重复建设，而且彼此间恶性竞争和资源分流，中心商务“空心化”。以北京为例。北京是中国首都，2001年城市人口988万，GDP总量2698亿元，第三产业比重达62.03%，高度发达的城市经济和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定位给商务功能的聚集提供了优越的条件。20世纪90年代以来，海淀区、朝阳区、丰台区先后提出了CBD计划，并公布各类优惠条件，自行招商引资，自我配套，自行组织建设，在同一城市同时展开多个CBD的建设，缺乏既统一又错位的业态发展规划，极大地影响了北京CBD的迅速成型。
8）利益驱动，政治投机
调研显示，一些城市在不具备发展CBD的基本条件，并且城市决策部门也比较清楚这一现实的情况下，出于树立政绩的动机贸然提出CBD发展计划，以此进行脱离现实的概念炒作，以观望的心态希望获得意外收获。这种轻率决策对城市的健康合理发展十分不利，导致城市发展定位的动摇。以淮南市为例。淮南位于皖北，2001年市区人口139万，GDP总量101亿元，人均GDP仅7000元，是以采煤为主导产业的能源型生产城市。2002年政府在原中心区划出1平方公里作为CBD规划范围，形成以商务、商业和公共服务功能为主的功能区。由于受建设资金、市场需求、区域地位和发展空间等条件制约，实际上政府对CBD能否形成也心存疑虑，但在政治利益驱动下依然抛出这个设想。城市决策层提出CBD发展计划的草率和不切实际，实质上是一种对城市发展不负责任的政治炒作作为。
淮南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目前一些发展条件不够优越的城市，政府短期内改善城市发展环境的务实办法不多，因此选择了一些“务虚”策略，CBD成为其中一个选择题材被加以炒作。
9）炒作概念，一哄而起
一些城市CBD建设极易受到房地产开发商的左右，变成一种牟取暴利的开发炒作行为，这边详细规划还未出台，那边项目策划已经出笼；这边刚有土地转让意向，那边已经圈地规划；项目尚未通过审批，就已被宣传为重点工程；土地出让金尚未缴纳，就有开发商开始放号卖楼。炒作概念无形中抬高了地价，造成CBD建设成本的升高。以武汉为例。武汉是湖北省省会，2001年市区人口758万人，GDP总量1348亿元。1996年武汉市总体规划提出建设王家墩CBD以后，委托中国泛海控股有限公司、武汉市汉口机场迁建开发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光彩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和四通巨光高新技术发展（控股）有限公司王家企业联手进行开发建设。9年以来，王家墩片区仍以空地为主，开发公司所作的多轮项目策划基本未有项目建成，而自市中心江汉路至北部新华路、建设大道约12平方公里的房地产开发中，遍布“CBD黄金地段”、“绝版商住楼”之类宣传口号，反而弱化了规划中的2.67平方公里CBD核心地位，地价也随之上涨。同时，由于房地产开发的先天性特点，多考虑最大化的经济利益而少顾及公共利益，绿地公园和配套设施建设速度严重滞后于房地产开发速度，对CBD的建设造成了一定消极作用。
3.3.2 问题剖析
以上问题，在各城市CBD建设中都有或多或少的表现。透过这些问题，可以看到CBD建设热潮背后隐藏着的深层次原因，即我国CBD建设的无序是以城市竞争的无序化为背景的。城市竞争对城市自身发展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为了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保持优势地位，必须把城市的优势资源集中起来，培育核心竞争力，在这种城市竞争战略中，营造现代化的CBD是重要内容之一。它有利于强化城市的第三产业高端功能，形成商务活动的集中领域，产生区域聚集与辐射效应，对于增强城市硬竞争力和改善城市的软竞争力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为了提高城市竞争能力，抢占产业链的高端核心，国内各大城市不约而同地选择了CBD战略。
这种竞争的无序造成了目前CBD建设的种种问题：从CBD规划过程来看，对CBD规模等级与城市规模等级、经济水平、产业结构之间的联系缺乏清晰的认识；从CBD建设过程来看，对CBD产业格局与城市整体产业格局缺乏明确的了解；从CBD培育过程来看，对已形成的CBD雏形缺乏明确判断，对CBD目前发展阶段和未来发展潜力判断不明。
更深入地分析下去，这些问题无疑暴露出引自西方的CBD规划建设理论与快速发展的城市实践脱节以及中国CBD综合系统理论的缺乏。目前的相关理论，对CBD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仍停留于国内外具体的城市实例分析与介绍，整体与系统研究工作薄弱；单向纵深研究较多，横向综合性研究较少。许多研究对中国CBD的快速发展缺乏全面深入的认识，仍停留于引用西方理论这一层次观念，或是直接套用其他城市经验，不立足于中国城市的本土特点，造成实践过程中举步维艰。
因此，在城市建设迅猛发展的今天，针对我国城市CBD发展战略的全过程，展开全面系统的研究与探索，已经是当务之急。
3.4 小结
本章主要完成了对国内CBD的发展背景、建设概况和现存问题的分析与阐述。
改革开放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经济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为CBD的形成奠定了经济基础；商务产业的高速增长为CBD的培育提供了需求市场；商务空间的聚集为CBD的产生提供了现实可能，在良好的产业支撑下，中国城市CBD也进入了一轮高速发展期。国内CBD之所以成为建设热点，与城市自身发展和外部经济力量推动有着直接的联系：一方面，CBD是城市第三产业高度集聚引起城市结构发生相应变化的自然结果；另一方面，CBD开放型空间区域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融为一体，能为商贸金融产业创造高效的运行环境，是经济中心城市发展的必然战略选择。因此，CBD的建设必然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得到了来自地方政府的密切关注和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
新的建设高潮的出现引发了新的城市问题。国内CBD的超常规建设举措和发展规模引起了多方面的关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对CBD与城市规模等级、经济水平、产业结构之间的联系缺乏清晰的认识，盲目做大；二是对已存在的城市CBD雏形缺乏明确的了解，对CBD目前发展阶段和未来发展潜力判断不明；三是CBD建设中存在着一些与城市整体结构、产业发展规律相悖的问题，如CBD区位的选择、用地的构成、运行的机制等方面。上述实践中出现的种种误区和建设的盲目性，直接影响了CBD的有序发展。
目前，对CBD建设的量化研究，尤其是结合我国实际的量化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理论的滞后也制约了实践的发展。因此，在新世纪中国城市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通过对CBD进行量化研究，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框架，不仅可以为筹备建设CBD的决策提供切实可行的参照，也可以为现有CBD的发展提供科学合理的指导，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国内CBD研究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