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政区经济理论的缘起、发展与未来
城市-区域问题是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中极其重要的命题，也是我国人文社会经济科学学者们长期关注的领域。改革开放以来，我从事城市-区域问题的研究主要侧重于行政区划视角。
我从1983年开始介入行政区划问题，1989-1993年提出“行政区经济”概念，以后又提出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的“行政区经济”理论，至今已经有25个年头有余。2008年，我与我的部分学生一起，认真商讨和策划，决定与东南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当代中国城市-区域：权力·空间·制度研究丛书》，意在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区经济理论注入新的活力，并从“权力·空间·制度”视角对当代中国城市-区域发展问题进行新的探索。如今，经过近3年的筹划与准备，该丛书终于问世了！
在本套丛书出版之际，我作为“行政区经济”这一概念和理论的创始者，很有必要就行政区经济理论形成的来龙去脉和相关问题做一些说明，这对那些有志、有兴趣介入行政区经济理论建构的同志，或希望能够利用行政区经济理论来揭示或解释当代中国各种城市-区域的社会经济文化现象或问题以及规划、建设管理部门的同志们来说，可以提供更为清晰的学术发展思路。
这里，我主要循着行政区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就4个方面做一些简要说明：
（一）我对行政区划问题研究的缘起是什么？我是怎么提出“行政区经济”理论概念的？
（二）在以新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为标志的“行政区经济”理论体系与内容框架形成的实践工作与理论建设这两个方面做了哪些重要工作？
（三）行政区经济理论体系还有哪些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与思考？
（四）“行政区经济”理论可否适应未来世界各国行政区划问题的研究？或者说，行政区经济能否作为一种理论思想向更深、更广的方向不断拓展，使行政区经济具有更广泛的解释力？通过这4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的回答，以期引起大家对行政区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关注、思考和努力；也希望行政区经济理论能够在本套丛书的相关专着中得以发展、深入。
一
在世界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行政区划是关于国家政治、行政体制与地域空间相互耦合的重要文化成果之一。行政区划的建立不仅关系到国家与社会的长治久安与繁荣稳定，而且关系到国家行政结构的组织方式，关系到国家区域权力空间结构的发展趋势与调整方式。因此，行政区划问题不仅表现为一种外在的区域政治权力的空间投影，而且体现了一种内在的政治思想方式与内涵。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无论从我国古代王朝时期的封建制到皇朝时期的郡县制与行省制，还是近代以来政党时期的民主制，怎样解决从古到今的朝代更替或政党执政问题，一直是人们孜孜以求的政治理想。我国古代的行政区划问题就是每每伴随着王朝兴衰更替而不断调整的。从我国古代历史看，每一次王朝更替之后，都会在行政区划体制方面发生重大变化。反过来说，每一次大的行政区划体制的调整，都是为了及时适应国家政治与行政体制改革方面的重大改变。
1983年，我被委派担任中国科学院南方亚热带丘陵山区综合科学考察队第三分队队长，1984年起在安徽皖南山区、浙江省西部和南部山区以及福建省闽江流域开展丘陵山区的综合科学考察工作。在皖南贵池县考察时，当时的贵池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向我反映，贵池县发展的主要问题是行政区划问题，希望考察队能帮助他们解决或向有关部门呼吁。
这让我感觉很意外，也引起了我的关注。但因为我们当时并没有行政区划方面的科考任务，所以，在结束贵池科考任务的第二天，我就留下两位同志，一起就行政区划问题进行细致、深入的调研，重点考察被当地称之为“三国四方73家房客”的多头管理体制问题以及撤销池州地区、将贵池划归长江北部安庆地区管辖后的影响问题。我们认真听取了当时贵池县有关部门和方方面面的意见，并对行政区划与管理体制现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实地考察。之后，我带着问题回到了上海，在完成有关皖南综合科考报告的同时，对贵池县行政区划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确实觉得贵池县乃至于整个皖南地区都存在着行政区划变动频繁、撤并随意、层次重叠、部门林立、条块分割、多头管理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机关工作效率，浪费了行政经费，使一个文化历史悠久、开发建设条件良好的贵池在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受到重重阻力。我当时深深意识到，由于行政区划体制造成的无谓的资源浪费现象和经济发展缓慢、城市建设无序等问题的严重性，让人十分痛心！
在这种情况下，我与几位同志商议决定以考察队的名义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上书（华师科〔1984〕第106号文《关于安徽省贵池县经济体制问题的情况与建议》），力陈安徽省皖南地区贵池县行政区划存在的问题，希望能给予解决。出乎意料的是，仅仅只过了十余天时间，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就转来了有关领导的批示，肯定了我们所反映的意见。
这件事给了我莫大鼓舞，也使我决定对行政区划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就安徽省的有关行政区划问题给予了持续关注。1985年5月，我再次带领考察队员对皖南地区的行政区划问题进行专题深入调研，发现大量问题，写成2万余字的专题文章：《安徽省皖南地区行政区划体制的调查与思考》，作为考察队的重大成果发表于专着《安徽省南部丘陵山区国土开发与整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中，该文又被收录于《中国行政区划研究》文集（中国社会出版社，1991）。
1986年11月，考察队赴福建闽江上游建溪流域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综合科学考察，同样发现这一地区存在的行政区划与行政管理体制问题，遂于1987年2月以书面报告（《关于福建省建阳地区行政区划及闽江委员会体制等问题的情况与建议》）向福建省有关部门作了反映，同样得到积极回应。
这可以说是我开始对行政区划问题进行研究的缘起。
1989年，我们完成了南方亚热带丘陵山区的综合科学考察任务，出版了一系列重要成果。1990-1991年，在全国大规模开展国土规划的背景下，我多次受邀参加了安徽省计委召开的有关地区（黄山、安庆、池州、宣城、合肥等地市和安徽沿江带等）国土规划评审会，在会上我根据多年考察的经验体会与发现，指出了行政区划体制因素对中国国土资源开发、城市-区域经济发展的强烈影响，提出了“行政-经济区”的概念。我认为：“这种行政-经济区对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然而正是行政-经济区，在地方分权体制下，使各级地方经济发展追求‘大而全’或‘小而全’，导致区域经济的封闭性特点，从而对整体经济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专文《关于我国行政区划体制问题的初步探讨》，发表于1991年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行政区划研究》）。1992年，在广州召开的“全国首次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地带行政区划研讨会”上，我进一步强调了中国转型期行政区划的重要作用，明确提出了“行政区经济”的概念，阐明了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行政区域政府的经济功能将逐步淡化的观点。1993年，我与我的第一位博士生舒庆同志合作在《经济地理》第1期上发表了《论行政区划、行政管理体制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一文，首次比较系统地对行政区经济的结构特征和淡化行政区经济功能等问题进行了论述。这可以说是我对行政区经济概念的提出阶段。
二
随着我们对行政区划研究的不断深入与“行政区经济”理论在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引起的积极反响，特别是基于行政区划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1990年，经国家民政部批准，在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了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迄今为止，这仍是目前国内唯一的专门从事行政区划问题的专业研究机构。
如果说“行政区经济”理论的提出，是意图把我国现行行政区划现实问题研究推进到理论认识阶段的话，那么，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的设立，则为我国行政区划体制问题的系统深入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组织平台。在国家民政部的关心指导下，在华东师范大学党政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我作为中国行政区划中心的“领头羊”，在这一阶段与我的历届学生们（包括9名与我合作的博士后）一起，主要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积极投身于行政区划现实问题的实证与论证、规划工作及理论研究，完成了一批较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为中央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的行政区划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决策依据。这主要表现在我与我的学生一起，在近20年的时间里，先后完成了40余项与行政区划相关的课题。最主要的有：“江苏省苏、锡、常地区行政区划改革研究”、“江苏省‘三泰’地区行政区划调整研究”、“海南省设市预测与规划”、“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行政区与经济区关系综合研究”、“浦东新区行政区——社区体系研究”、“我国国民经济分级调控空间组织模式可行性方案研究”、“中国大都市公共行政组织与管理模式研究”、“上海创建国际大都市的行政区划改革研究”、“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行政区划体制改革与创新研究”、“关于海南省调整海口市行政区划方案的论证报告”等。其中，“江苏省苏、锡、常地区行政区划改革研究”获全国高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5），“上海行政区划体制改革与浦东新区建制镇区划调整及城镇发展战略研究”获上海市第四届决策咨询研究成果一等奖（2001），“关于海南省调整海口市行政区划方案的论证报告”（2002）作为附件上报国务院，获得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和海南省政府的高度评价，不久海口市行政区划及时得到调整。
与此同时，我还参加了民政部组织的“全国设市预测与规划”和各省（区）市预测与规划的系列成果评审，以及山东、江苏、广西、广东、湖北、安徽、新疆、贵州等省区有关城市发展和设市预测规划的考察活动，掌握了大量资料和有关情况。这些实践活动，使我更进一步深深体会到行政区划问题研究的重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敏感性，也使我对“行政区经济”理论概念的有效性和解释力更有信心。
二是在大量研究实践的基础上，经过不断总结、提炼和萃取，行政区经济理论体系初具雏形，建立和完善了“行政区经济”的理论概念与框架内容，并在“行政区经济”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行政社区”的概念和构建大城市自上而下“行政区-社区”管理体系的理论思维，使行政区经济理论体系更加丰满，更具有实践性。主要标志是出版了由我主编、我国首部以“行政区经济”冠名的《中国行政区经济与改革丛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这是一套力求符合中国国情、理论与实证结合的区域经济与管理及行政区划丛书。
这一时期，我们先后出版了20部、约450多万字的一批学术着作，初步展现了行政区划、行政区经济及其相关理论的学术成就。主要包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刘君德主编的《中国行政区划文献目录》（1992）、刘君德主编的《中国行政区划的理论与实践》（1996）；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舒庆着的《中国行政区经济与行政区划研究》（1995）；科学出版社出版，刘君德与靳润成、周克瑜编着的《中国政区地理》（1999，2007），刘君德与靳润成、张俊芳编着的《中国社区地理》（2004）；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舒庆、周克瑜着《从封闭走向开放：中国行政区经济透视》（2003），汪宇明着的《中国省区经济研究》（2000），王德忠着的《企业扩张——理论研究及其对中国行政区经济问题的应用分析》（2002），刘君德、冯春萍、华林甫、范今朝着的《中外行政区划比较研究》（2002）和程玉申着的《中国城市社区发展研究》（2002）；以及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刘君德、汪宇明着的《制度与创新——中国城市制度的发展与改革新论》（2000），卢为民着的《大都市郊区住区的组织与发展——以上海为例》（2002），黄俪着的《国外大都市区治理模式》（2003），张俊芳着的《中国城市社区的组织与管理》（2004）；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周克瑜着的《走向市场经济——中国行政区与经济区的关系及其整合》（1999），林涛着的《国民经济区域调控——中心城市调控模式研究》（2000）；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张玉枝着的《转型中的社区发展——政府与社会分析视角》（2003），陶希东着的《转型期中国跨省市都市圈区域治理——以行政区经济视角》（2007）；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陈湘满着的《中国流域开发治理的管理与调控研究》（2003）；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的秦学着的《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的理论与实证研究》（2004）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