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两个方面，前者侧重于实证研究、方案论证和理论研究，后者侧重于理论梳理和系统阐述，二者相互支撑、相互配合。通过实践与理论的有机结合，基本建立起“行政区经济”的理论体系框架。在我的第一位博士生舒庆的博士论文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行政区经济的基本概念与理论内容。所谓“行政区经济”是指由于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的刚性约束而产生的一种特殊区域经济现象，是我国在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区域经济由纵向运行系统向横向运行系统转变时期出现的具有过渡性质的一种区域经济类型。现阶段，我国“行政区经济”主要表现为以下特征：①企业竞争中渗透着强烈的地方政府经济行为；②生产要素跨行政区流动受到很大阻隔；③行政区经济呈稳态结构；④行政中心与经济中心的高度一致性；⑤行政区边界经济的衰竭性。
作为一个科学概念，“行政区经济”深刻揭示了我国转型期区域经济运行的本质特征与规律。由于“行政区经济”这一概念对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因行政区划而导致行政壁垒和地域分割的经济现象有着极强的概括力，从而被国内（乃至于海外的部分高校）一些学者和政界接受、引用。
自此以后，打破行政壁垒和地域分割，要求淡化政府直接干预行政区的经济功能，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呼声越来越高。这可以说是以建立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为契机，以培养跨学科人才为目的，并通过大量实地考察、政策研究、区划方案论证和论着撰写等，从而使行政区经济的理论体系与框架逐渐深化和得以推广，这可以称得上是我推进行政区经济理论发展的第二阶段。
三
自“行政区经济”理论提出以后，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面临新的形势下，要求打破区域分割，推动区域联动发展，努力消除我国“行政区经济”负面影响的呼声也日渐高涨。事实上，正是在我与我的学生们形成的这个学术集体以及许多认同行政区经济理论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使得“行政区经济”理论客观上在积极推动我国城市-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与规划、建设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影响作用。
研究认为，中国行政区经济的形成，与我国历史上的地方经济发展状况有关，而地方经济发展的传统又主要受3个因素的影响：①我国地域辽阔，自然条件和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的地域差异大，拉开了地区之间经济收益的差距；同时，过于单一狭窄、传统的各类经济组织形式，阻碍了有组织市场的发育，导致难以形成全国性的统一市场。国家统一，长期稳定，也使以省区为主的地方经济的各自发展成为可能。③我国市场发育状况决定了我国区域经济较低的联系水平，也导致我国经济长期被排斥在世界经济体系之外。上述因素使我国的地方经济往往囿于行政区域的范围内，呈现为“封闭”式运行状态。
中国行政区经济形成的基础主要有两点：①传统形成的封闭式的省区经济使省区内外的经济差异逐步扩大，省区经济的稳定性进一步增强；②长时期科学技术水平低下和交通运输、通信条件的落后，减弱了区域经济在更大空间和更高层次的聚合程度。以上两点加上其他一些历史、政治、文化因素，为行政区经济的孕育、发展提供了温床，同时也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桎梏。
行政区经济理论还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央与地方条块关系变动环境下行政区经济是以潜型形式存在的，一旦“条条”与“块块”之间的权力关系发生转移，即当“条条”与“块块”关系的平衡点向“块块”一方略有倾斜时，客观上就使行政区经济的强化有了可乘之机。
“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给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也为行政区经济运行提供了基础。
行政区经济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形成和发展的，新时期以来形成的区域经济冲突就是行政区经济在不同发展阶段运行的结果。我国的行政区经济运行大体上可以分为5个阶段：①1979-1984年，是“分灶吃饭”等改革措施下的盲目布局与引进阶段；②1985-1988年，是价格双轨制下的“原料大战”阶段；③1989-1992年，是紧缩政策下的市场疲软和封锁阶段；④1992-1997年，是金融秩序混乱和经济过热阶段；⑤1997年以后，是经济“软着陆”之后保护局部利益阶段。我们的研究认为，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如采取市场经济体制的美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前苏联和混合经济体制的印度相比，它们都难以形成与中国行政区经济发育不相上下的土壤环境。因此，中国行政区经济是世界上表现最为突出的国家，也就是说，行政区经济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这主要表现在它有其独特的运行方式，即以企业为微观运行单位，在权力空间地域上和不同的行政区层次上，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行政区经济理论认为，一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行政区经济势必逐步瓦解，一种新型的区域经济关系将会形成、发展，但这可能还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
然而，随着对行政区经济理论认识的不断提高、行政区经济内容框架与理论体系构建的完善与发展，尤其是在对我国现阶段城市-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建设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区经济”现象已经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和阐释效应的情况下，我认为仍有必要深入思考“行政区经济”理论的适用范围、理论扩展与深化提升的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还需要回答：
（1）行政区经济对我国当今转型期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诸多特殊现象虽然已经有了较强的阐释力，但由此我们不得不进一步思考：我国的行政区经济现象只是在现阶段才有的吗？如果上溯，我国古代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有没有区域分割现象？如果有，这种区域分割现象是不是行政区经济现象？如果不是，那么这种区域分割现象又怎样来解释？能不能运用行政区经济理论解释我国古代区域经济发展变迁中存在由于行政区划引起的有关区域分割现象？
（2）行政区经济理论是以西方市场经济理论体系为参照系的。那么，是不是只要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起来了，行政区经济现象也就自然消失了？事实上许多人在引用行政区经济理论概念进行分析时往往也只看到它的消极影响一面。人们要问，从我国城市-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来看，行政区经济到底有没有积极意义，或者正面效应？
我们发现，行政区经济理论在经过实践不断检验的过程中，从区域经济理论发展动力、运行机制与运演过程来看，我们原来对行政区经济的正面的积极意义挖掘得不够，影响了对问题阐释的力度和全面性。事实上，只以市场经济为唯一标准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市场经济也会失灵，在市场经济失灵的情况下，以国家干预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与行政区经济有怎样的关系？而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也证明，如果没有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行政区域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改革开放30年要取得这样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成就，那是难以想象的。因此，我们的研究认为，与通常人们所说的“诸侯经济”不同，中国转型期的行政区经济存在着“褒”（积极影响）“贬”（消极影响）双重属性，“行政区经济”的正负面影响将伴随中国整个转型时期长期存在。如何不断扩大行政区经济的正面效应，逐步减弱行政区经济的负面影响，则是我们下一步研究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3）行政区经济主要是以我国新时期以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区域经济现象为研究与解释的对象，这也是行政区经济理论体系为大家所广为接受的原因所在。但与此相关，让我不能释怀的是：在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是否也存在行政区经济现象？2005年的12月，乌克兰驻华使馆的一位高级参赞在看过我们的行政区经济论着后，专程来沪找我，和我讨论行政区经济问题。他说，像中国现阶段存在的“行政区经济”现象在乌克兰也是存在的，并指出，乌克兰也要推进行政区划体制改革。近年来，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也不断有学者来访，并邀请我赴港、台宣讲行政区经济理论问题。事实上，我国香港、台湾地区，乃至于美国等的一些大学已经有不少学者关注中国内地的“行政区经济”理论问题，包括在研究生的论文选题中将行政区划和行政区经济问题作为重要研究内容。这不得不促使我更进一步深入思考，是否在全球范围内也普遍存在行政区经济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