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相互作用
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第一，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具有趋同性，都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且变动快慢相近。第二，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相互作用。经济结构的变化是社会结构变化的基础，社会结构的变化也对经济结构具有推动作用。非常简单，经济结构的变化影响到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社会阶层状况反映出经济结构状况，但社会结构的变化也对经济结构发生作用。第三，经济结构变化先于社会结构变化。“物质文化先于非物质文化发生变迁，两者不同步。”“一般而言，经济结构的变动在先，社会结构的转变在后，具有一定的客观的必然性。但是社会结构的转换不能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否则会制约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整。”第四，经济增长对社会关系存在正负效应。“在改革前期，正面的影响占主导地位；在改革后期，负面的影响则日显突出。”
6）经济结构与文化结构相互作用
经济结构影响文化结构。经济发达，文化也发达，中国古代曾是经济最强盛国家，而中国也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当今世界经济最发达国家美国也是文化最发达国家。金融危机改变经济结构，进而改变文化结构。
美国20世纪的大萧条，好莱坞得以崛起。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日本、韩国文化产业得以蓬勃发展。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导致经济不景气、社会信心缺失、消费能力不同程度地降低，进而使得大众对文化产品的需求也发生结构性变化。
文化结构对经济结构也有影响。德国前总理施密特说，中国进行一项伟大的实验，持续30年的繁荣是世界任何国家无与伦比的，并说如果没有儒家文化，中国的实验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成效。日本也是如此，“在大战略缔造中，地缘与文化所产生的内在张力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促使大战略不断演进和更新的内在动力”。在某种意义上，2008年爆发的美国金融危机也是美国消费文化危机。它虽然是由次级抵押贷款（Subprime Mortgage）所引起（违约率攀升），根源其实是美国人所崇尚的“举债度日”的生活方式。次级抵押贷款是指由发起抵押贷款的金融机构（银行或投资公司）向信用较差的客户发放的购买房屋的抵押贷款。美国奉行消费主义，超前消费、负债消费、低储蓄率、寅吃卯粮、赤字财政，整个社会都在借钱过日子。借贷消费模式历史上也曾受到清教伦理的谴责，面临着社会文化的挑战，只是20世纪30年代后，这一模式逐渐为社会接受。然而实践证明，虚拟经济必须围绕实体经济波动，需要处理好积累与消费、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美国消费文化到了改变之时。
金融危机需要发挥文化的作用。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有句名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文化自身的特点与优势决定了其在应对危机、推动经济社会复苏方面将发挥独特而积极的作用。”
7）社会结构与文化结构相互作用
人具有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因而社会结构与文化结构具有同构性。
社会结构变迁势必带来文化结构重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阶层日益分化，相伴而生，文化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表现在西方文化的渗入。西方文化的渗入，使文化结构发生重组，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日渐式微。
文化结构影响社会结构。中国封建社会，在封闭思想作用下，城市也是封闭的，表现在城市都有城墙、护城河。“南通城市空间形态由方形城郭向一城多镇的演变过程反映出城市文化由封闭、中西融合走向多元化发展，说明城市文化的积淀抽象于城市空间结构，并反作用于结构演变。
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实质就是城市文化的整合过程，城市空间结构与城市文化是‘秀外’和‘慧中’的关系。”
1.2.2 城市群地缘政治理论
1）地缘政治
现代地缘政治理论诞生于19世纪后期，研究地缘政治结构的主要是地理学家和国际问题专家。“‘地缘政治结构’指的是受政治制度与政治环境等要素制约而形成的地理空间结构，反之，这种地缘结构又对地区政治的动向有着重要的影响。习惯上的‘地缘’一词专指全球问题，我们在教材中将其引申为区域内部的行政区划结构时，表述为‘区域的地缘政治结构’。”
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契伦在1917年发表的《作为生命生态的国家》中提出了地缘政治学这一名词”。“政治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越来越受世人瞩目，但专门从事地缘政治理论建设的主要来自地理学界和国际问题研究领域，而两者对地缘政治的理解不尽一致。后者把地缘政治看作是国际政治行为体之间建立在地理环境基础上的相互关系的实践，更多地从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来考察地缘政治。前者则习惯于运用经典的地理学方法观察政治现象，并把地缘政治作为一种观察视角和研究方法来对待。”地缘政治学是政治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地缘政治学流派众多，然而关于地缘政治结构的理论建设却很不成熟。”
陆俊元（2005）从物质层面将地缘政治定性为以地理环境为基础的政治现实。政治结构的研究目前还只是主要研究国际政治结构，并且主要是描述世界政治的空间分布特征，只是赋予国际政治结构以地缘意义。
地缘政治是地理环境与人类政治相互作用的产物。地理属性和政治属性是地缘政治的两大属性，地理属性主要表现为空间性；政治属性主要表现为社会关系，因为政治在本质上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地缘政治是一个政治地理化、地理政治化的过程。政治地理化、地理政治化是地缘政治的本质。权力、利益、安全是地缘政治的核心内容。地理属性是被动的，政治属性是主动的。
地缘政治研究大都只是研究全球、国际，其实不然，一国之内，也存在地缘政治。“在我国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行政区划和区域地理学，民族地理和边疆地理学，区域军事与军事地学的研究等，地缘政治思考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而且，它对指导社会发展也有重要意义。例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毗邻香港、澳门的地方设置经济特区，以及在沿海地区设置经济开放区，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沿渤海地区、北京天津地区首先发展，接着，从沿海向沿（铁路）线、沿江（大河湖泊）发展，2000年提出‘西部大开发’，以及新世纪的‘振兴东北工业基地’等，所有这些都是符合地缘政治学思想的。”中国古代有典型的地缘政治，战国七雄形成“纵”、“横”排列的特殊地缘政治结构，以及三国时期的三国鼎立。
2）城市群存在地缘政治
区域层次地缘政治结构，首推城市群，城市群是一种比较突出的地缘政治区域。特定的地缘政治空间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地理场（Geographical Field），城市群是一个地理场。“根据哈维（D.Harvey）的概念，在一个各向同性的地理空间平面上任何一个力量源都处在该地理场中的一个特定位置上，它的影响，无论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都会随着离开源的距离而发生有规律的变化，将它的影响向周围地域传播。”传播产生费用，一是与距离远近无关必须承担的费用；二是长途运输费用。城市群一个城市的实力以本城为源头向外传播，随着距离的增加强度递减。城市群各城市之间的地理关系邻近，很多方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建立在自然地理基础之上，城市群各城市之间长期以来具有紧密的经济、社会、文化联系和政治联系，形成了城市群地缘经济、地缘文化，也形成了城市群地缘政治，并且从发展趋势看，地缘政治对城市群的影响越来越大。
在城市群，政治-地理十分关联。地理与政治相互作用，表现为城市之间以地理要素或空间为媒介的相互作用。“地理环境本身并不会自动地决定或改变地缘政治。作为被动因素，它通过对人类政治行为的反作用来影响地缘政治。其一，限制政治的形式与进程。每一政治社区都有地理基础。每一政治社区都建立在具有特定的地点、面积、形状、气候和自然资源的领土之上。”一是地理政治化。据陆俊元（2005），“某些地理要素可以成为政治的筹码和手段。如石油，它本身只是一种纯自然的矿物，但其政治作用已为世人共知。再如位置，纯数理的位置没有政治意义，但在军事、经济、政治格局中，地理位置的战略价值充分显现。地理要素成为政治目标，即政治或军事的目标本身就是为了获取相关地理要素，如空间、资源等”。二是通过政治的要素化和空间化，实现政治地理化。
据陆俊元（2005），“从政治方面来看，地缘政治通过政治的地理化过程，把政治从一种抽象的社会关系转化为各种现实的地理存在，政治资源化、空间化、地域化。政治的地理化是通过政治的要素化和空间化实现的。
行为体之间的竞争不是为了抽象的权力，如在联合国的席位，而是为了某些具体的地理要素，如领土、石油、战略通道等，争夺的对象是一些实实在在的地理目标。国家利益、国家力量、国家安全等重要政治内涵被物化，转化为对资源、位置、空间航线、缓冲地带等地理目标的要求，政治斗争也围绕这些目标而展开。这是政治的要素化。行为体之间的竞争是在特定的地理空间中进行的，而且行为体的相互作用形成一定形态的空间结构，这是政治的空间化。在地缘政治中，竞争的主体不是抽象的政治组织，而是具有空间特征的地理-政治实体，行为体的相互作用是通过空间进行的，行为体在地理空间中的排列、组合和互动形成结构，而且这种结构是可以通过位置、范围、距离、方位等地理指标度量的”。三是城市群地缘政治有空间差异。
城市群内各城市存在地缘政治之争。城市清晰而持久的地缘政治利益需求，决定了其一以贯之的对外政策目标。资源的稀缺性及其分布的不均衡性决定了地缘政治关系的竞争性。围绕各自利益进行争夺、协商最终形成分配格局，构成地缘政治关系的主要方面，核心是各城市的地缘政治利益。“两个地理接近的国家，相互友好，则带来的利益比相距较远的国家会倍增；如果相互敌对，则带来的灾难也会倍增。在多极结构中，根据地缘政治边际效应规律，两者愈靠近，结构性矛盾的作用就愈加明显。”城市群遵循地缘政治的边际效应规律。根据地缘政治边际效应规律，两个城市越近，结构性矛盾就越明显，因为一个城市可能直接成为另一个城市发展壮大的受害者；相反，如果这两个城市相隔较远，关系可能会好一点。由于相互之间存在竞争，一方对另一方的成长总是惴惴不安，中国古代就存在“远交近攻”之说。实际情况是，城市群内各城市的内耗司空见惯，并往往出现一枝独秀现象，罕见城市群内各城市是一种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城市群内各城市，都想发展壮大自己。最大的城市，还不一定是城市群的单极，因而想加快发展，成为独大，从而使城市群成为单极城市群。对于单极城市群，最大城市想继续维持城市群的单极状态，从而从多方面压制其他城市，如其他城市的力量距离自己越来越近，限制、猜忌就越强烈。处于同一个层级的城市，相互争斗可能越厉害；高一个层级的城市，如果就它一个，它可能成为众星捧月的霸主，而不是权力斗争的焦点，这样，最大城市发展得就比下一层级的城市更快一些，一枝独秀，更加可以“称王称霸”。城市群各市政区的地理特征对地缘政治或多或少有影响，影响地缘政治关系，诸如面积大，可能讨价还价更有说服力。
城市群地缘政治具有稳定性，但城市力量差距的持续扩大导致不稳定。城市群地缘政治结构是各城市空间相互作用的产物，结构对各城市具有限制作用。结构是一些限制条件，结构一旦形成并趋于稳定以后，城市行为受结构的限制，同时还受到其他城市的约束。城市自身所处地理位置和拥有的自然资源状况及其与周围地区的地理关系，决定了这个城市地缘政治利益的基本面。地缘政治利益引领地缘政治关系。城市的地理环境特征和城市间的地理结构特征，共同构成了城市间地缘政治利益关系的基础。地缘经济可能改变了地缘政治的具体内容与形式，但并不改变政治-地理关系的本质，政治-地理关系的本质使得在任何地缘经济条件下，地理对政治始终发挥作用，只是影响方式不同而已。城市群城市之间存在力量结构关系，结构中城市之间权力的失衡导致不稳定。“地缘政治是特定空间内政治行为体之间的竞争关系，从力量角度看，它表现为各政治力量之间相互作用——发力与受力——形成的力量结构关系。
任何一方都是一个发力方，对外释放能量；同时，任何一方又都是受力方，接受来自他方的能量辐射。但是，行为体之间力量是不均衡的，其强度有大小强弱的差异，因而造成这样一种结果：某些力量更多地表现为发力方，对外扩散影响；而某些力量主要地扮演受力方，更多地接受强权的影响。这种不均衡性还表现在空间关系上，即各政治力量之间因位置不同而造成的距离差异进一步影响它们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