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城市群发展现有模式
2.1.1 几种模式
城市群发展模式让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城市群是怎么形成和发展的。
城市群发展模式与城市发展方针息息相关。在20世纪80年代的“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方针指导下，城市群发展模式是一种分散型模式。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城市发展方针转变成了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由于各地发展条件各异，这样一来，各地城市群发展模式也不同。其实，就算在一个城市群，发展模式也是可以改变的，比如辽中南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的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以往双中心模式越来越不能适应辽宁经济发展的需要。
该文从区域空间发展模式出发，采用城市间引力模型、潜力模型及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分析，得出基于点轴开发架构的‘双三角形’模式，可能是辽宁经济发展的优选范式”。
姚士谋、陈振光、朱英明等（2006）提出了中国城市群发展的4种模式。第一种为高度集中型的发展模式，比较突出的是沪宁杭城市群、武汉都市圈。第二种为双核心型的发展模式。例如四川盆地城市群，成都与重庆是双核心；京津唐城市群，北京和天津是双核心。此外还有辽中南城市群（沈阳和大连是双核心）、山东半岛城市群（济南和青岛是双核心）。
第三种为适度分散发展的城市群发展模式，如长株潭城市群。“这种分散式的城市群发展模式在我国今后一段时间内，作为地区经济发展比较均衡的模式，是生产力布局趋向区域化、合理化的一种好的形式。”第四种为交通走廊轴线的发展模式，如山东半岛城市群、中原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
王乃静（2005）提出了国外城市群的两大发展模式。一是核心城市带动的城市群发展模式；二是多中心齐头并进的城市群发展模式。核心城市带动的城市群是国外城市群的主要发展模式。以纽约为中心的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以洛杉矶为中心的美国西南部太平洋沿岸城市群、以东京为中心的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以伦敦为中心的英国伦敦城市群等都是这一模式的发展典型。其共同特点就是有一个超级城市，如同一座高耸的塔，伟岸地耸立在这个城市群之中，并以极强的带动辐射功能影响着城市群的每一城市。多中心齐头并进的城市群以德国的莱因-鲁尔、荷兰的兰斯塔德、北美五大湖城市群为发展典型。其共同点是多个中心城市平衡发展、各司其职，缺少一个核心城市带动。如德国的莱因-鲁尔城市群内有20座城市，各主要城市人口规模虽不大，但功能却各有所长，如波恩是政治文化中心，科隆是交通枢纽和商业中心，埃森是机械、煤化工业中心，杜塞尔多夫是金融中心，兼有化工、服装工业，多特蒙德则是炼钢、重机工业中心等，这些城市协同、均衡发展，构成德国最大的工业中心。荷兰的兰斯塔德城市群也是一个典型的多中心城市群，海牙是政治文化中心，阿姆斯特丹是全国金融经济中心，鹿特丹是世界上吞吐量最大的港口，乌德列支是国家的交通枢纽，各城市分工明确，又彼此联系。
2.1.2 模式评价
城市群的形成是城市化的结果。最早没有城市，然后在一些地理位置优越的地方出现城市。城市出现，积聚与扩散便产生，但城市之间孤立无援，各自积聚与扩散，集聚与扩散的地域范围是比较小的。城市的条件是不一样的，一些城市的积聚与扩散功能强，对邻近城市也发生积聚与扩散作用，逐渐演变为增长极，进而演变为一定区域的中心城市。随着发展，中心城市的积聚与扩散功能都大大强化，同时扩散效应大于积聚效应，在距离中心城市一定距离的地方，一个城市逐渐增强，演变为次中心，但它已是小范围的中心城市。一定区域内，城市多个，城市有等级，城市相互联系，城市群形成。
其实，真正说来，城市群是城市化的结果，人-地关系对城市群的形成起基础性的作用。城市不断出现并不断壮大，导致城市群形成。自然条件好，奠定了城市群形成的基础；自然条件恶劣，城市群无法形成。地理位置的差异性、交通条件的差异性对即将形成的城市群的结构特征发生基础性的作用。这可以说是城市群形成机制的主要方面。
城市群的形成机制研究已有涉及，探讨城市群形成机制的文章比较多，但笔者认为这些形成机制研究并不是谈城市群是如何形成的，而主要是谈城市群应该如何继续发展。
现有城市群发展模式的研究有失偏颇。现有的城市群发展模式研究或者谈城市群发展的空间结构，或者谈中心城市作用。比如提出某城市群采取指状城市群发展模式或带状城市群发展模式或组团城市群发展模式；比如提出某城市群采取集中型发展模式或双核心发展模式或分散型发展模式。其实，这些发展模式类型是否真正是城市群的发展模式类型值得商榷，倒可以理解为只是城市群的空间结构类型和城市群的等级规模结构类型。一个城市群，从地域空间结构考察，可以有线状城市群、组团状城市群等；从中心城市考察，可以有单中心城市群、双中心城市群、三中心城市群或一大二小城市群等。
另外，城市群发展模式应该倾向于城市群以后的发展，但现有城市群发展模式研究侧重于对城市群现状和形成过程的描述，描述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空间结构，什么样的等级规模结构。
2.2 创建城市群发展新模式
2.2.1 城市群发展模式应该是城市群行政、政治
城市群发展问题多，最大问题就是行政区经济负面效应作祟。“问题”一词何意？“依照历史政治学的语言习惯，‘问题’一词所表达的是一种‘悬而未决的局势’或者一个‘尚未解决的难题’。”城市群存在“冷战”色彩。何谓“冷战”？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抛出了遏制苏联、称霸世界的“杜鲁门主义”，后抛出了马歇尔计划。这种不直接使用枪炮的对峙，西方称之为“冷战”。三市之间有合作，但更有冷战。城市群各城市之间的“冷战”其实就是行政区经济负面效应作祟。
什么是城市群发展模式？城市群发展模式应该就是弱化城市群行政区经济负面效应的机制、体制、制度，是城市群行政、政治。城市群是国内政府间横向关系最为集中的地区。横向政府间关系，日本称广域行政，台湾亦然。广域行政有两种主要情况：一是需要多个行政区协作开发、保护，比如江河；二是需要区域公共行政，比如城市群。
城市群的发展，是中心城市的聚集与扩散过程，伴随着这种过程，行政因素、政治因素发挥作用。因此，城市群发展模式不是城市群本身所表现出来的城市布局形态、中心城市个数、中心城市与其他城市的关系等，而是城市群行政、政治。城市群是存在城市群行政和城市群政治的，城市群不只有单个市的行政和单个市的政治。
城市群行政、政治可称为城市群广域市制。这种广域市制应该达到以下要求：促进城市群经济较快发展；行政效率高；整体与局部相统一。
刘君德、汪宇明（2000）提出了3个有关我国广域市制建设方案：“方案一：
建立高度集权的城市群政府。针对我国城市群的发育实际，在城市政府之间通过兼并或合并的方式，建立一级介于省和市之间的行政机构，负责城市群区内各项职能。”“方案二：建立松散的城市协调机构（非政府机构）。针对城市群区难以统一行使跨界职能的状况，建立负责跨界职能的一些非政府机构协调体。”“方案三，建立城市联合政府，其行政职能局限于跨界职能。针对城市群区难以统一行使跨界职能的状况，建立具有一定行政职能的城市联合政府，以协调政府间的利益，切实解决政府之间的公共服务问题，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都市联盟’。”绝大多数专家认为，因为城市群跨多个行政区，城市群治理应该常设一个协调机构，如对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等。
2.2.2 城市群行政之路坎坷
城市群需要好的管治，管治主体主要是政府。政府启动城市群管治，便是在行政管理上想办法。然而由于城市群各个市政区之间行政区经济色彩浓厚，致使城市群行政之路崎岖。
1）行政学的发展过程
行政管理历史悠久，无论中西。“例如，古代中国的《贞观政要》（唐代吴兢着）、《资治通鉴》（宋司马光着）和《续通鉴论》（明末清初王夫之着）等，古罗马谢雪卢的《共和国》，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政治家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法国政治家让·布丹的《共和六论》以及近代英国政治思想家洛克的《政府论》和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历史性着作中，都蕴涵着十分丰富的行政管理思想。”
行政管理学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早期的行政管理思想并没有成为学科。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最早是在美国。联邦党人汉密尔顿1788年3月18日在《纽约时报》撰写致纽约州人民的公开信，认为“决定行政管理是否完善的首要因素就是行政部门的强而有力”。
1887年威尔逊（1913年任美国第28届总统）发表“行政学之研究”一文，提出行政学，主张政治与行政分离。1990年古德诺（Frank J.Goodnow）出版《政治与行政》（Politicsand Administration）一书，阐述政治与行政二元。一般认为，威尔逊和古德诺开创了行政学。也有人认为，威尔逊是行政学的鼻祖。行政学迅速扩展到西方各国。
行政学在美国兴起并迅速扩展到西方各国，原因在于：第一，政府行政是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美国等西方国家经济发展领先，政府职能和行政权力扩张快。资本主义早期，国家实行消极主义和放任自流政策，政府职能有限。19世纪末，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向垄断时期过渡，矛盾冲突增多，社会日益复杂化，政府行政更加重要。“在这种背景下，原有的行政管理方法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迫切需要有一门科学理论来指导国家行政管理活动，以使政府更好地履行其职能和完成其使命。于是现代行政学便应运而生。”第二，科学管理运动起了推波助澜作用。19世纪末，针对企业管理出现的问题，美国人泰勒发明了科学管理理论。科学管理理论迅速传遍西方各国企业，形成一种科学管理运动；同时也迅速渗透到政府行政，希望提高行政效率。“因此，现代行政学的出现，与西方的科学管理运动密切相关。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正是科学管理运动的兴起，才促成了行政学的形成和兴盛。第三，相关学科的理论发展和政府的行政管理实践，为西方行政学的产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据丁煌（2004），自威尔逊提出行政学后，行政学经历了6个阶段：
提出与创立时期（1887-1918），正统时期（1919-1941），批评与转变时期（1941-1959），应用与发展时期（20世纪60年代），挑战与创新时期（20世纪70年代），总结与探索时期（20世纪80年代至今）。
其实，粗略划分，在西方，公共行政的发展过程可分为传统公共行政和新公共行政两个时期。传统公共行政学发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熟于20世纪20年代，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传统公共行政的特点有三：重视政府自身诸如组织结构建设；政治与行政二分，看重行政，忽视政治；强调以“效率”为核心。学术界一般认为1971年“明诺布鲁克宣言”是“新公共行政学派”诞生的标志。新公共行政学对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提出诸多挑战，“主要表现：①由单纯的法理或制度性研究方法向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转变；②抛弃了政治与行政二分论，把政治或政策与行政看成是政府管理中的连续或交融的过程，开始重视政府管理中的政策问题研究；③由仅仅以效率研究为核心转向更关注公平、责任和伦理等行政民主性价值取向的研究”。
新公共行政提出之后，出现了公共管理学。公共管理与新公共行政密切相关。“公共管理学是70年代末期以后因为受到公共政策学科范式和工商管理学科范式的影响而在原新公共行政学的基础上形成的。公共管理是指政府及其他公共机构，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满足公众的利益需求，对涉及公众利益的各种社会事务所实施的有效管理。”公共管理兴起不久，80年代兴起了“新公共管理运动”（New Public Manage‐ment Movement）。
行政管理学属于政治学，但它涵盖了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和行政法学等学科内容。管理哲学是对管理的哲学反思，行政哲学是对行政的哲学反思。管理、管理哲学与行政、行政哲学存在有机联系，并且管理及管理哲学的研究程度深，因而行政哲学有必要借鉴管理哲学。
借鉴理论形态相对成熟的管理哲学研究成果，对处于初创时期的行政哲学、行政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行政战略管理已经成为当今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管理的核心内容和必须致力于解决的重要管理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