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株潭城市群经济增长方式开始发生转变。工业结构基本实现了由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程度高、门类单一的结构向劳动密集、技术密集、门类齐全的发展格局转变。过去经济发展依赖物质资源的消耗，但从2007年开始，单位能耗开始下降。2007年，长沙市单位GDP能耗全省最低，株洲市同比下降5.06%，湘潭市下降4.47%。长株潭城市群三驾马车强弱结构发生改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07年已变为消费第一，投资第二，出口第三。
经济结构的变化对政治结构的变化提出了要求。长株潭城市群城市剥夺农村的城乡经济关系需要结束，要求城市群政治结构发生相应变化；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使生产经营活动越来越广域化，更加要求挣脱行政区束缚；经济发展阶段进入到了工业化中期，传统工业化成功转型的试验要求地缘政治发生改变，表现出新的地缘政治形态；自然资源地位急剧攀升，占有、获取资源包括水资源成为地缘政治的重要内容，要求地缘政治发生改变以适应自然资源的公共性；地缘经济越来越紧密结合，促使地缘政治发生变化；作为一个整体的辐射源日益强化，也对地缘政治发生改变提出了要求。
2）社会结构
（1）社会阶层结构
长株潭城市群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由单一性走向多元化。
社会阶层结构正从身份管理演变为多元化的利益格局，各个利益主体具备了不同的利益诉求。原来收入差距望其项背，但至今两极分化严重，出现不同阶层、阶级。收入不平等常用洛伦茨曲线（Lorenz Curve）表示。
对象线是收入完全公平的洛伦茨曲线，实际情况是一条下弯的曲线，越下弯则越不公平。A所占面积占三角形面积之比是基尼系数，也就是：基尼系数＝A/（A＋B）。A＝0则基尼系数＝0，B＝0则基尼系数＝1。但这两种情形均不存在，实际情况是：0＜基尼系数＜1。我国行业收入差距2009年上半年扩大到了11∶1。“企业主”居于富裕层。富裕层产生了“富二代”。“富二代”的成长与社会转型同步，权钱交易、金钱神通广大等社会潜规则铸造了他们的人生哲学。“富二代”中纨绔、专横跋扈等问题的出现助长了“富二代”这个词汇的产生。不过社会阶层结构并不成熟，具有过渡性特征。社会阶层结构没有呈现两头小、中间大，中产阶级占主要部分的菱形状。
长株潭城市群职业结构发生了变化。根据《湖南统计年鉴2008》，从业人员包括在岗职工、城镇个体从业人员、城镇私营企业从业人员、农村从业人员、其他从业人员、离开本单位仍保留劳动关系的职工6种类型。
这里把除去农村从业人员后的其他5种类型称为非农村从业人员，并把非农村从业人员分在岗职工和非在岗职工两大类，非在岗职工包括城镇个体从业人员、城镇私营企业从业人员、其他从业人员、离开本单位仍保留劳动关系的职工4种类型。发现：农村从业人员比重显着减少，城镇职工比例显着增加；非农村从业人员构成也发生了变化，在岗职工人员比重显着减少，非在岗职工比重显着增加；在岗职工行业构成也发生了变化，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人员比例增加。
长株潭城市群社会阶层结构分化。居民素质总体大幅度提高，但素质差异有所扩大。从原先单一的“铁工资”到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越来越多的人在拿到工资、奖金的同时，通过股票、期货、基金、债券、分红、外汇交易、房租、地租、知识产权等多种方式盈利，城乡居民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向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长沙市农民收入高，且非农化突出，2008年8002.6元人均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3707.8元，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3438元，财产性收入407.4元，转移性收入449.4元。收入来源多样化导致收入差别扩大化。以财富为重要指标评出的12位2008年杰出湘商，主要分布在长株潭城市群，并主要分布在长沙。2007胡润百富榜中，公司总部在湖南的只有在长沙的三一集团梁稳根1人，排名第24位。2008福布斯中国400富豪榜，湖南省4人入围，总部所在地长沙3人，湘潭1人。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产业结构和增长方式的变化，催生了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催生了新社会阶层。
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根据“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的理论框架”，长株潭城市群社会阶层跟全国一样分为十大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拥有组织资源），经理人员阶层（拥有文化资源和组织资源），私营企业主阶层（拥有经济资源），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拥有文化资源），办事人员阶层（拥有少量文化资源或组织资源），个体工商户阶层（拥有少量经济资源），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拥有很少量3种资源），产业工人阶层（拥有很少量3种资源），农业劳动者阶层（拥有很少量3种资源），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基本没有3种资源）。目前还是“生梨”形，以中下阶层为主，未来将以中间阶层为主。
长株潭城市群社会矛盾形态正在发生变化。由过去的公众之间的矛盾变为了既有公众之间的矛盾也有公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政府已变为社会矛盾的主体之一，长株潭城市群尽管没有发生政府与民众之间大的矛盾冲突，但发生过小的冲突。要求官员财产申报是政府公信力下降的一个表现。“从今年起，浏阳市领导干部的个人收入、个人财产、配偶及子女从业、就学、出国（境）、外出旅游、公车使用、入股投资、婚丧操办等，都要向当地纪委申报，并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站等媒体进行公示，接受群众监督。”2009年7月29日、30日爆发的浏阳市镇头镇群体性事件，浅层原因是长沙湘和化工厂的镉污染，中层原因是政府对环境友好的管理失职，深层原因在于官商勾结，这充分反映出政府的无作为，反映出政府公信力的下降。
（2）社会空间结构
2006年，长株潭地区城市化水平50.97%，成为城市化地区。21世纪，长沙市城市化水平一直最高，其次是长株潭城市群，然后是株洲市和湘潭市。中国城市化水平今非昔比。“2008年底，我国共有城镇人口6.07亿人，城市数量比新中国成立初期增加了498个，城镇化水平达到45.7%，比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0.6%提高了35个百分点，年均增长近1个百分点。城市已经成为新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载体。”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都市圈，及辽中南、中原、武汉、长株潭、成渝等城市群，以不到全国1/10的土地面积，承载了全国1/3以上的人口，创造了全国1/2以上的GDP。城市群已经成为主导我国经济发展、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地区，彰显和提高了国家综合竞争力。”
长、株、潭三城呈现连成一片之势。“解放初期，长沙建成区面积仅6.7平方公里，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建设步伐加快，从1978年至2008年底，长沙城区面积由352平方公里增大到954.6平方公里。其中建成区面积由53平方公里增加到242.8平方公里，年均增加6.3平方公里；城市人口由1978年的94.8万人增加到237.1万人，年均增长3%。”试验区的成立，3个城市向心发展已成定局。
长株潭城际轨道交通和湘江风光带使它们之间的距离进一步缩短。
长株潭联合大都市区已经形成，长沙是主，株洲、湘潭是副。2006年长沙城市人口已跃上200万人大关。
据《湖南统计年鉴2007》各市、州、县年末人口栏，长沙市区城镇人口（居住在城镇地区半年及以上的人口）209.00万人，株洲市区城镇人口85.37万人，湘潭市区城镇人口80.03万人。根据非农化程度，外围县（市）进入大都市区的具体标准就是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高于75%，城镇人口比重30%以上。综合产业非农化和城市化水平以及地理特征，2007年长株潭联合大都市区外围县（市）包括长沙县、望城县、浏阳市、宁乡县、株洲县、醴陵市、韶山市以及湘潭县的易俗河镇、响水乡。
湘潭县非农化程度低，但有几个乡镇紧邻湘潭市区，并且它们的非农化程度高，比如易俗河镇、响水乡，因而它们也属于长株潭联合大都市区外围。
株洲县尽管非农化和城市化水平尚低，但由于它紧邻株洲城区，因而属于大都市区外围。炎陵县尽管非农化达到了标准，但由于它远离株洲，因而不纳入。
长株潭城市群二元社会结构增加了一个层次，由城乡二元变为了既有城乡二元又有城市二元特征。户籍制度奠定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基础，同时也奠定了城市市民与农民工构成的二元社会结构。在长株潭城市群，城乡对立不仅表现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还表现在城市内部。城市市民与农民工二元社会结构特征表现为：一是二元劳动力市场。市民与乡里人就业分野，形成了两个不同的劳动力市场。农民工大都从事条件差、待遇低的工作，大都是在非正规单位，大都是临时工性质。二是二元社会保障。城市职工基本上都有社会保险，但农民工大都没有；城市职工社会保险待遇远好于农民工；城市职工社会保险风险远小于农民工。社会保险待遇方面，农村社会保险险种很少，且社会保障水平很低。三是教育二元。农民工子女在城市读书十分艰难，就算入了学，也存在正式学生和农民工学生之分。
（3）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对政治结构提出了变革要求
社会结构的变化影响到地区政治结构。“温州社会阶层结构的重大变化，对政治关系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受此影响而出现的社会政治的变化发展趋势可分为8个方面：权力主体的多样化；主体政治意识的增强；社会参政意识增强；以阶级为主体的政治关系将被以阶层为主体的政治关系替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动正推动着民主与法治建设的进程；各社会阶层的政治影响力将会随着他们经济社会地位的上升而上升；政府政策的制定将愈加重视社会阶层的结构和各阶层的利益；社会阶层分化将对政治稳定产生重要影响。”“阶层结构变化对地方政治的变革要求，说明区域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地方政府要推动地方政治发展，必须关注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客观分析不同阶层群体对政治生活的参与态度和参与方式，正确引导阶层群体的有序政治参与，顺应民众需求，适时推动区域政治体制改革，构建新的权力运行体系，为推动全局性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实验基地和成功的样本。”
长株潭城市群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带来了一个基本问题：在社会高度分殊化后，长株潭将以什么样的政治机制和政治过程来实现社会整合？
传统社会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封闭的小农经济，社会缺乏有机的关联和交流。社会分工程度低，通过政治权力很容易将人们的思想观念束缚在同一的价值观念之内进而实现对现存政治制度的认同。随着现代化的推进，社会结构不断分化，领域、行业、单位、功能不断专门化，社会角色也日趋复杂，人们的价值、观念不可能同一。社会分工造成的功能上的相互依赖和合作关系是促使人们联结的纽带，因为存在功能上的互补，这种相互依赖和合作关系会产生更为理性和整合的地域认同，因而可能要求政治结构发生变革。
新社会阶层渴望得到更多的政治资本，为以后经济资本的继续扩大创造条件。
政治不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急剧变革，新的社会集团被动员起来卷入政治，而同时政治变革缓慢所造成的。“一个社会阶层，如果没有合法的政治参与渠道来满足其表达利益诉求的需要，他们就要通过非正式的组织来与正式的权威相对抗，所有这些，都会造成社会冲突。”
社会矛盾形态逐渐变化，要求政治结构发生变化以促使政府与民众的冲突不再发生，至少阻止政府与民众的冲突成为社会矛盾的主要形态的出现。
城市化地区以及二层二元结构的出现和一主二副大都市区的形成，为政治结构发生变革提出了要求，采取什么样的政治结构实现区域整合？
3）文化结构
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大大增强。“软实力”概念为着名学者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1990年提出。依据2005年世界各国的各项指标数据，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9——文化现代化研究》认为，中国的文化影响力指数在全世界已经排名第7（居于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之后），文化竞争力指数居第24位，文化生活现代化指数位列世界第57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