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株、潭3个城市地缘紧密，建立在地理因素基础上，长株潭地理城市群形成。长、株、潭可以说是天然绝配，湘江连接三城，并穿过三城中心。3个城市均分布于湘江之上，都由河东、河西两部分构成，3个城市之间的空间关系呈“品”字形格局。“品”字形格局的形成是地理关系和城市空间扩展的结果。这种形式在中国独一无二，绝无仅有。长株潭地处京广、浙赣、湘黔、石长等铁路交会处，京珠、上瑞高速及106、107、319、320四条国道贯通，水运通过湘江连接资江、沅江、澧水，经洞庭湖外接长江，可谓承东启西，联南接北。建立在这种紧密的地理关系基础之上，长株潭存在许多共同的地理要求。一是长株潭共用湘江水。二是长株潭共用交通。长株潭航空港和主要水运港建在长沙，铁路枢纽建在株洲，长沙、株洲和湘潭共同使用长沙航空港、霞凝水运港，株洲铁路交通枢纽。三是长株潭共用休息游览地。紧张的工作之余，长株潭人便到湘江风光带、昭山、岳麓山、石燕湖等地游玩。
城市间越来越临近的原因在于，城市临近则城市群创新能力强，创新能力强则吸引城市向心发展。临近性（Proximity）也称接近性。简单地说，它是指网络中不同主体间具有共性的“类”或“群”特征。在区域地理文献中有地理临近、社会临近和行业临近之分。地理临近是指创新主体间在地理空间上的距离近，能够比较顺畅地实现交流，没有地理障碍存在。创新不是孤立事件，不是在时间或空间上均匀分布的，而是趋于结成集群，鱼贯而出；创新不是随意地均匀分布于整个经济系统中，而是趋于在某些部门及其周围环境中聚集。社会临近与社会嵌入性（根植性）概念有关，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认为行为和制度是紧密相连的，人们的经济行为同社会行为一样，是深嵌于社会的共同文化和制度环境的。社会嵌入性反映的经济行为和后果受主体的相互关系及整个网络结构影响。社会临近可细分为组织临近、文化临近和制度临近等。行业临近指主体具有相同或相近的生产领域的特征，它们可以利用相似的工艺生产相同的产品，呈现一种横向的竞争关系；也可以位于同一产业链的不同阶段，表现为一种相互合作的纵向关系。通过地理临近程度的强化，可以促进组织临近、文化临近、制度临近和行业临近，从而使所有主体创新能力更强，更好地发展。
2）经济结构上，长株潭城市群是经济城市群
因为生产力的进步，致使地缘经济发生变化。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技术与生产力水平。不同时代的地缘经济内容，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
地理因素的作用使原有经济中心并不是长沙而是湘潭。之前湘潭经济比较发达，商业繁荣。当时水运是最重要的交通方式，湘潭处于长沙上游，当时的技术条件使得湘潭更适合于水运。“明、清时期，湘潭虽属长沙府，但直至清中叶以前，其商务之繁荣较诸长沙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大型轮船未兴之前，水运码头较长沙更为便当。湘潭成为湖南传统商路的重要转运中心。粤、桂商旅出华北、西北者，必经湘江水路而泊舟于此；华北、西北商旅亦多经此越五岭入广东出洋。凡此种种，湘潭自明末起，即形成省内着名商埠。”
政治结构的变化导致商业中心由湘潭向长沙发生转移。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政治制度处于转型期，全国各地呈现出巨大的变化。对于长株潭城市群，由于中国跟外国政治斗争的失败使得经济优势在湘潭和长沙之间发生变化，发生了商业中心、制造业中心从湘潭向长沙的转移。一是五口通商和汉口等地开埠。五口（主要是上海）通商，汉口、九江等沿江城市开辟为商埠，直接导致湘南传统商路的衰弱和湘北及沿长沙江商路的开辟，华中、华北、西北出洋商品亦不再南经湖南。二是岳州、长沙开埠。1904年长沙开埠，对取代湘潭商业中心地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长沙为湖南省会，原本是全省政治、文化中心，开埠后，更成为洋货及外省货物进入湖南的集散地。三是铁路、公路的兴起。1911年粤汉铁路长株段建成，1918年长武段建成，1936年贯通湖南南北的粤汉铁路全线贯通。1913年开始建筑全国第一条军用公路长潭公路（1921年竣工）。
四是轮船技术的发展。以前长沙不利于停泊木帆船，轮船技术的发展使得在湘潭下游更适合轮船停泊。五是洋货的进入。湘潭优势产业与进口货物相近，深受打击，而长沙不然。进入19世纪70年代（光绪年间），煤、铁、钢材等物品进口大增，湘潭等地的煤矿、钢坊受到严重冲击，煤窑纷纷关闭，钢坊纷纷倒闭，如湘潭钢坊即由咸丰年间的40余家减为几家。长沙产业结构不同于湘潭，产业受打击较小，加上长沙成为商业中心，顷刻成为投资洼地。湖南的几种外向型手工业主要分布在长株潭，浏阳鞭炮、长沙湘绣、醴陵瓷器闻名世界。民国时期，长沙米业发展迅速，一跃成为中国四大米市之一。湖南棉花的集散中心主要是津市、长沙两地。全省苎麻集散中心也在浏阳、长沙。
株洲扶摇直上，湘潭直线下降，长株潭城市群两个经济副中心形成。
“一五”时期，株洲作为全国“156工程”建设的重点，列为全国8座重点建设城市之一。国家和省里先后在这里布局了有色冶金、洗煤、机车车辆、麻纺等一大批骨干企业，株洲工业化出现了飞跃，表现在城市规模上，1949年仅0.7万人，1957年突破10万人，1963年达到20万人。1958-1960年湘黔铁路株洲-娄底段建成，株洲成为全国八大铁路枢纽之一和江南最大编组站。湘潭在近代中后期虽然相对长沙而言是走向衰弱，但仍保持一定的发展繁荣，仍不失为湖南省内的一大商业城市。株洲和湘潭共同构成了长株潭城市群的两个副经济中心。
长沙、株洲、湘潭3个城市经济结构各有千秋，从而形成三互补格局。
三市产业结构并不雷同。长沙商业、金融业、文化产业、机械制造、烟草、纺织印染、烟花鞭炮等突出，株洲有色冶金、机车车辆、化工等突出，湘潭钢铁、机械等突出。一主二副三互补的长株潭经济城市群最终形成。
长株潭城市群部分地区与武汉城市圈一起，被纳入长江中游地区国家级重点开发区范围。
3）在生态结构上，长株潭城市群的发展目标是生态城市群
长、株、潭共同拥有湘江和“绿心”，二者与其他山、水组合，构成了长株潭城市群发展成生态城市群的基础。生态城市群的形成，需要良好的生态环境。长、株、潭协同作战，促进生态城市群的形成。
长株潭城市群生态安全岌岌可危。周国华、舒倩、李红霞（2005）着眼于长沙、株洲、湘潭三市的生态建设历程，利用PSR模型分析了长株潭城市群生态安全的现状，计算了3个城市的生态安全综合指数，认为长沙处于较安全状态，湘潭处于临界安全状态，株洲处于不安全状态。①空气污染严重。“长株潭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湖南14个城市综合污染指数范围为1.380～3.931，平均为2.493，由高到低排序依次是株洲、长沙、湘潭、岳阳、怀化、吉首、张家界、常德、邵阳、益阳、衡阳、娄底、郴州和永州。可吸入颗粒物（PM10）、二氧化硫（SO2）株洲年均值分别为0.171mg/立方米和0.107mg/立方米，均居全省最高。”1952年12月5日至8日的“伦敦烟雾事件”令人触目惊心，而株洲清水塘已到了“伦敦烟雾事件”之边缘。②水污染严重。“从湖南14个城市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看，株洲、长沙、湘潭分别为第11、12、14位。”③城市绿地匮乏。绿地少，联合国生物圈与环境组织认为，城市人均绿地60平方米最佳，“而目前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城区绿化覆盖率分别为26%、38.3%、38.14%，人均绿地分别为6.04平方米、8.05平方米、7.2平方米，远远低于联合国生物圈与环境组织制定的要求”。绿地分布极不均衡，突出表现在大片绿地偏于城市一侧，比如长沙，处于城市边缘的岳麓山、湖南省植物园占了公共绿地的大半。
长株潭城市群试验区是生态建设试验区，长株潭城市群发展目标是生态城市群。理由如下：城市群是高级有机体，而长株潭城市群生态安全岌岌可危；“十七大”报告提出生态文明概念，强调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部分修改，2007年10月21日通过）；国务院制定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2009年10月1日实行），条例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其组织编制的土地利用的有关规划和区域、流域、海域的建设、开发利用规划，以及工业、农业、畜牧业、林业、能源、水利、交通、城市建设、旅游、自然资源开发的有关专项规划，应当进行环境影响评价；长株潭城市群试验区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就是生态社会建设，长株潭城市群是生态建设试验区。
4.3.2 一体化已有一定基础
其实，长株潭城市群具有很多与长三角城市群相似的特征。湖南省的区域划分类似于全国，长株潭城市群在湖南省的位置类似于沪宁杭城市群在全国的位置。跟全国一样，湖南省分为东、中、西、东北四大版块，东北是洞庭湖区，东部是长株潭城市群、衡阳市、郴州市，中部是娄底市、邵阳市（除去洞口县、绥宁县、城步县、武冈市、新宁县、隆回县）和除去江华县的永州市，西部包括湘西自治州、怀化市、张家界市和邵阳市的洞口县、绥宁县、城步县、武冈市、新宁县、隆回县以及永州市的江华县。沪宁杭城市群处于中国东部，长株潭城市群处于湖南省东部。长三角城市群处于全国第一江长江入海口，长株潭城市群处于湖南省第一条河湘江入洞庭湖口（洞庭湖南岸的湘阴县“县城至省会长沙仅38公里”）。与沪宁杭城市群是全国最发达地区一样，在湖南省长株潭城市群最发达。在城市群的城市格局上，沪宁杭城市群和长株潭城市群也极为相似。当然也有很大的区别，长三角城市群是全国性城市群，行政区划上跨省，长株潭城市群是区域城市群，行政区划在一省之内。这是最大的区别，这种最大的区别可以说也是政治结构变革有难有易的主要原因。
合作博弈是长株潭城市群上级政府所倡导的。“有序竞争产生动力，恶性竞争导致内耗和互损。地方政府间合作是为了追求区域内共同利益而进行的分工合作，旨在实现生产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置。在合作的过程中，如果各行政区政府能够达成利益共识，那么在双方的博弈中就有可能出现‘合作博弈’的解，而这种共识必须要以制度性的合作规则来保障。
合作规则的制定是由各政府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相互签订与达成的，一方面能够为合作行为提供足够的激励，另一方面也避免了‘囚徒困境’，使各行政区都能开放本地市场，从而打破行政壁垒。”
上级政府对一体化的干预，使长株潭城市群孕育政治城市群特征。
长株潭城市群是我国上级政府干预最为显着的一个城市群。长株潭经济一体化的上级政府主导十分明显。上级政府发力几起几伏，导致一体化多次间断；上级政府专门成立了政治组织，三市也成立了相应组织；一体化取得了一定成效。
湖南探索出了一条促进长株潭一体化发展的机制。一是以省垂直协调为主导，形成了省里推动、三市互动、社会联动的“三动工作机制”。二是从1998年至2006年，组织编制了18个长株潭规划，最重要的是《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2005年《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完成，2007年3月27至28日省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审议了《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2007年9月29日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条例》，《条例》2008年1月1日实行，从而以“立法”形式为长株潭的发展规划了蓝图。2008年5月对《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进行了提升，提升了的《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得到了国务院批复。三是落实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四是实施一体化计划。
交通同网。长株潭外环。随着株洲环线、长沙环线、长潭西线高速、长株高速的建成，长株潭外环形成。通过湘江风光带的建设，长沙与湘潭、湘潭与株洲之间不但有湘江水运相连，沿江两边还有公路相连。
三城之间还有城际快速干道。长沙、株洲、湘潭3个城市之间有两条城际主干道芙蓉大道、红易大道相连，构成“人”字形。芙蓉大道连接长沙芙蓉南路和湘潭板塘大道，全长17.9公里。红易大道东起株洲芭蕉岭，沿莲易公路至湘潭株易路口，与芙蓉大道对接，线路全长23.25公里。公交一体化。克服交通部门与建设部门的纠缠，公交一体于2007年1月28日实现。由三市交通、公用部门的6家公司经营，政府给予规费优惠。公交IC卡三城一卡。运输一体化。三城之间的公路收费站已经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