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21860-1911年中国大学校园形态发展轨迹
1）关联因素阐述
对于1860-1911年的中国大学校园形态建构而言，起决定性作用的主要是创建学校的政府官僚或差会管理人员，而专业建筑师、建筑设计、规划等概念在这一时期的中国尚处于空白阶段。在此阶段中国本土新式学堂的建造中，传统文化“道”、“器”之观念依然是建筑设计和建造的内在核心理念，这就决定了只要可以依照传统书院型制建设的新式学堂就尽量依循旧制，而建造只是工匠的事情。另一方面，因为所授科目的具体要求而不能照搬书院建筑形态的新式学堂，其管理者在同属儒文化圈，由书院向现代大学已经成功演化的日本找到了解决方法——效仿日本东京大学校园形态；但是，由于这种形态移植没有建立在对其背后建筑文化、规划理念的了解与扬弃上，所以效仿往往从单栋建筑建造开始，同时也仅仅截止在单栋建筑形式上。要指出的是，世界建筑思潮的传播在当时的中国因为没有建筑师、建筑规划专业等相应的载体承接，所以往往是通过间接引入的方式。日本东京大学作为西方现代大学校园形态向中国移植的重要中间媒介体，同时因为其本身就滞后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正在发生的“工艺美术”运动、“新艺术”运动等建筑思潮，还停留在复制西方古典建筑形式的范畴中。因此，中国新式学堂里的新式建筑风格也主要是对西方古典建筑形式的糅合。当然，在这一时期的新式学堂中也产生了一种既有中国四合院落建筑空间特征，又具西方中世纪学院形式和建筑风格的建筑布局方式——“口”形建筑布局。
此外，在由外国教会建立的教会学堂（大学）中，义和团运动前教会学堂企图以中国本土化建筑形式寻求民众认同，但与中国本土新式学堂一样建筑师和专业校园规划、建筑设计在这里是缺席的。因此，教会学堂的建设者在并不理解也没有去探讨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情况下，只是效仿了学堂所在地区的中国建筑形式，而且多为传统民居建筑形式。这种局面在义和团运动后被打破，无论是校园选址、规划还是校园建筑风貌营造上。首先，校园选址依照美国本土大学校园建造在城郊的原则；其次，尽管依然没有专业校园规划，但教会开始有机会根据其本土大学的模式对在华教会大学依具体情况加以塑造，不再受中国传统建筑组群方式的束缚，现代校园规划的雏形依稀可见；最后，在校园建筑设计上西方建筑师开始直接参与，例如由英国建筑师设计的东吴大学主楼“林堂”。从世界建筑演进的历史坐标上看，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正是世界建筑历史大变动的时期，折衷主义建筑的历史风格大会演71。因此，一方面，对于西方世界而言亦未发展成熟的“正在进行时”的新建筑思潮没有机会在本阶段的中国校园中展现，在华教会大学的建筑风貌营造追随西方折衷主义风潮，采取西方古典建筑形式上的多风格拼贴模式；另一方面，在差会掌控下的文化殖民性质大学亦要求选用最能代表宗教光辉的西方中世纪校园形态和风貌以寻求大学精神和物质层面的统一。
2）发展轨迹
1860-1911年是中国近现代大学模式萌芽并逐步完全取代传统高等教育模式书院的时期，随着近代大学模式的逐步完善、校园功能由简单到复杂，校园空间形态也呈现出一定的生长序列，从整体来看，大体可以分为三种模式：
（1）萌芽——建筑模式
19世纪中期后，西方现代文明刚刚传入闭关自守的封建王朝中国之时，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洋枪利器使中国人认识到现代科学技术的威力，中国近现代大学的萌芽就出现在封建统治阶层“自上而下”发起的“自救”运动（洋务运动）中——统治阶层根据其所认识到的中西方文明差距而集中发展某一特定科学、技术，并由此兴办了一批洋务学堂。这些洋务学堂事实上是专门的技术培训学校，而真正意义上的西方现代大学模式还未在中国出现。因此，功能单一、不具备现代大学组织架构、教育思想等内容，并且在统治阶层“道”、“器”思想下处于被支配的“器”之性质的洋务学堂多选择以建筑模式在城市中建设，遵循原有城市肌理、空间格局。尽管在具体建筑风貌上由于洋务学堂所承载的现代功能要求而与其周边传统建筑有所区别，但就整体而言其依然是基于城市空间形态组织秩序之下的变化，并且和整个城市功能、活动紧密融合，积极互动。
（2）发展——分裂、瓦解的传统书院模式
1901年中国封建统治者正式宣布书院改制，标志着传统高等教育模式被外来的西方现代大学模式正式取代。但是物质环境形态上的变化，滞后于教育体制、教育哲学等的转变，其要等到精神层面发生质的转变后在原有物质形态内才开始酝酿和发展。传统书院中开始依据新式学堂的教学需要进行局部的置换、改造或新建，在具体空间形态生长上多呈现出：①保持原来的以中轴线统领封闭四合院空间单元的组织、生长模式，只是空间序列中的单栋建筑依据功能突破传统以“间”为单位的建构模式；②保持原有书院形态并依然担负传统科目的教育职责，对于现代高等教育所要求的物质环境则通过在主轴线旁另设平行次轴线来组织空间形态生长，并且空间生长的单元和重点不再是传统的四合院空间而是转变为西方模式的建筑加广场，其中建筑是重点，形成“封闭边界原型”与“开敞地标原型”两种基于东西方不同文化的空间形态拼贴。③新建新式学堂的物质空间形态构筑则是从符合教学要求的单栋建筑模式开始的（保持了与城市形态间的互动关系），并在建筑风格象征上模仿日本东京大学的建筑形式，然而在校园空间形态的生长过程中尽管依然竭力维持轴线控制和四合院落空间的关系，但整体呈现出旧的书院形态构筑原则凋零后新原则尚未成型前的校园形态杂乱生长。
（3）取代——轴线式院落教会大学模式
20世纪义和团运动后，重组、新建的在华教会大学，是中国近现代大学校园形态构筑中第一次较完整地从教育理念、哲学、大学组织模式到规划思想、校舍建筑风貌象征都移植于西方。当然，这种形态的移植与其他形式的移植一样，总会不停调试其原型寻求与现实环境相符的新的形式。20世纪初的教会大学就是在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校园形态基础上结合西方中世纪封闭修道院大学模式构筑的：①典型美国校园选址理念，选择城郊发展，考虑今后校园的扩展；②采用弗吉尼亚大学校园形态三合院模式作为基本单元，构筑轴线控制下院落空间生长的最简单形式，同时校园空间形态生长通过轴线的延伸，在三合院的开敞端加建形成封闭四合院，轴线的进一步延伸就会再次重复三合院空间既而封闭四合院，形成类似中国传统书院形态的空间序列，亦符合教会对学校的控制体现。
结语
综上所述，1860-1911年是中国最后闭关自守的封建王朝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洋枪利器之下被迫打开并走向瓦解的时代，亦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产生的时代。现代高等教育就是在这种社会时代背景下以被迫输入和主动引进两种方式在中国发生、发展。这一时期的中国近代大学分为两大类：由中国自己创立或从传统书院改制而来的新式学堂和由外国教会组织在华创立的教会学堂（大学）。对于中国人自己的新式学堂而言，“变法”、“民族屈辱”、“国家自救”等意义如影附随，无奈、被迫中的诞生，屈辱、危急中的发展和延续清王朝政治统治的需要使其必须在书院教育及传统文化中寻求一个支撑点和平衡点；同样对于教会学堂而言，服务于帝国主义商业利益扩张的文化侵略工具本质使其在遭遇中国民众的广泛仇视和抵制后需要借助中国传统文化外衣的掩蔽寻求更大、更好的发展空间。因此，尽管出于不同的目的和社会价值取向，中国近代大学的开端却采用了相仿的物质环境形态表述——在中国传统书院形态限定下的西式建筑形式转换或局部拼贴西方建筑空间布局；它们之间的差异体现在不同的社会关系铸造下空间使用模式和文化、符号象征上的截然不同。直到20世纪初的义和团运动后，对资本主义商业经济和与之对应的技术教育的认可才使重组和新建的教会大学有机会较完整的采用西方现代大学轴线式院落的校园形态组织模式和西方建筑风格象征。正如列斐伏尔所认为，空间是社会生活真实的“容器”，本阶段中国近代大学校园形态的发展都可以看作主要是两种政治力量（封建政权、帝国主义）、两种文化（儒家文化、基督教文化）和两种高等教育模式间（书院教育、现代高等教育）互相作用的结果和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