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西合璧”式风貌
这一时期中国大学校园中无论是具有何种功能内涵的“群”，甚至是教会大学中的宗教建筑群都选择“中西合璧”式的建筑风格。当然，在相似的校舍建筑群风貌后面隐含着教会大学和中国本土大学源于完全不同社会价值取向的两种出发点。
5）界面
本时期中国大学校园形态构成要素中“界面”的发展主要为：
（1）界定性
与前一阶段多数中国新式学堂和在华教会大学是在原本位于城市中的书院改制（造）而成，校园围墙主要是隔绝城市世俗文明的功用有所不同，本阶段新建的中国大学大多选址在城郊的风景名胜区。因此校园与其周边环境的物质“界面”尽管依然是以围墙的形式出现，但其作用主要不在“隔”而更多的是对校园土地属性的一种界定，以期对校园形态的逐步生长有总体的控制和规划。
（2）空间化
对于校园内群与群之间的“界面”而言，本时期依然保留了前一阶段建立在传统书院形态基础上的空间共享性，但其是在更大范围内的塑造，并且在教会大学和中国本土大学两种社会价值取向的校园中有不同的表现：首先，在教会大学中由于学院制大学模式所造就的校园形态构成要素“群”均是独立、完整的生活、学习复合功能体，因此“群”与“群”之间不需要建立功能上的紧密联系，借鉴中国古典皇家园林的造园手法、意境以自然山水作为校园不同“群”之间的“界面”和空间连接，共享、交流、自然景致是其关键词。其次，在1927年后的中国本土大学，校园单一功能“群”和复合功能分区相结合使“群”与“群”之间在功能上有互补的关系，在校园空间布局中则要求联系紧密。所以，不同功能群之间有便捷的道路连接，同时考虑到今后的校园发展而在其间留有弹性空间。
2.4.21911-1949年中国大学校园形态发展轨迹
1）关联因素阐述
可以认为1911年辛亥革命后，是中国近代建筑形式和思潮形成及进行主动探索的时期。对于近代大学校园形态而言，变化首先在辛亥革命后的教会大学中开始，如本章前文所述，由差会领导的教会大学有能力，并且基于日渐认识到高等教育作为文化侵略工具的重要性而有意识从精神到物质营造大学校园的整体形态；民国后的教会大学基本由外国建筑师规划设计，校园形态趋于统一和完整。从世界建筑史发展的坐标上看，1911年至1927年正是现代建筑和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的开端、正式开始和发展阶段。但是，西方工业化国家产生现代建筑和现代设计的社会背景以及其核心内容，“在设计中引入民主主义精神，主张为人民群众服务，改变了为少数权贵服务的基本立场，采用简单的形式达到低造价、低成本的目的，从而实现设计为整个社会服务”。这些不但与农业化占主导地位的中国社会现实相背离，而且也不符合宗教组织差会的社会价值观以及其领导下在华教会大学针对中国上层阶级的传教策略。因此，差会和由差会选择的外国建筑师为教会大学或者为近代中国选择了折衷主义建筑形式；事实上，这既体现了西方折衷主义建筑思潮在中国的滞后发展，也体现了外国教会在中国追寻其在本土已失去的辉煌。而辛亥革命后“孔子加耶稣”的传教策略发展促使教会大学的折衷主义建筑形式从西方古典主义风格的折衷转而趋向于带有一定程度西方宗教色彩的“仿中国传统式”或中西结合的方式。民国初期西方建筑师并不了解中国建筑形制和建筑文化，仅仅从传统建筑外观上提取形态符号生硬地拼凑在校园建筑上，不免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例如广州岭南大学的马丁堂、格兰堂等早期建筑屋身采用殖民地风格的劵廊式，覆以中国传统大屋顶。
而就教会大学校园整体规划而言，则基本是西方大学规划手法的输入，和当时大多西方大学一样也采用了学院派校园规划手法。因此，可以认为这是西方建筑文化以东方主义蔑视性的支配角度和为了巩固殖民统治的篡夺性角度，在中国近代大学校园形态中的映射。教会大学中以西方折衷主义形式开端，仅仅在校舍建筑屋顶上体现中国建筑文化的校园形态经由美国建筑师墨菲完善逐渐向中西建筑文化交融的“中西合璧”式校园形态发展。墨菲倡导在中国传统建筑的外貌之下注入新的构造和功能的“复兴”样式，成为“南京十年”期间达到高潮的“中国固有式”建筑的重要参照物和示范。但更重要的是，墨菲探讨了在校园规划中借鉴中国传统建筑群组织原则和中国园林造园手法、意境。
与西方建筑师（包括墨菲）探求与“自我相似性的视线及对相似性的篡夺”不同，20世纪20年代左右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国第一批建筑师面临西方文化侵略、冲击下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和南京国民党政权“政治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思潮的引领，寻求“中国固有之形式”成为必然的选择。而且，在这些由本土建筑师规划设计的大学校园形态表述上，更多地借鉴了传统宫殿建筑群空间序列，较之教会大学校园形态更为严谨、庄严和等级化。另一方面，与当时中国传统复兴建筑思潮盛行相对应的世界建筑史坐标却是，现代建筑、现代设计正逐渐发展成熟，1930年代后“功能分区”的城市规划理论逐渐成为主流模式；同时，在德国、意大利等法西斯国家独裁政权促进下开始了新古典主义复兴热潮。而中国在“南京十年”阶段的城市、建筑发展方式可以被认为与世界其他法西斯军事独裁国家处于同一坐标体系中。当然，现代功能主义理论影响的城市规划模式由于与当时政府军事化集权统治下倡导的“积极而理智”的生活相契合而被采纳，现代功能分区也成为近代中国大学校园形态形成的前提条件。至于现代建筑形式，对于在巴黎美术学院设计思想影响下的第一代中国建筑师而言，其仅仅是可被吸收的众多建筑风格中的一种，丧失了价值内涵和社会背景后，它与其他民族风格形式相比并没有根本的区别。因此，现代建筑风貌的校舍在近代中国大学校园中出现在一前一后两个阶段：一是，1927年前缺乏中央统治和本土建筑师时期，出于经济原因，大学领导者效仿法、德等欧洲国家现代大学价值取向等多方面的原因，由大学自主建造校舍；二是，南京十年后期至1949年，国家政治统治由于战乱对城市物质形态塑造的无暇顾及以及部分中国建筑师经过前一阶段“中国固有之形式”的实践所认识到的“不适用、不经济”，促使在一些新建校舍上有所改变。
此外，还要指出这一阶段中国地域文化对大学校园形态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中；而在国（公）立大学中，因为“崇体制”的政治目的和“中国固有之形式”结合，约略掉传统儒家文化之外的地域、民族文化特质，形成了等级、固化的校园形态模式。当然，在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校园形态中由于对地域、民族文化借鉴视线上的差异而有所不同。首先，教会大学校园形态在民国早期对地域文化的体现主要表现在校舍建筑风貌上，篡夺性地从当地建筑形式中提取符号象征拼贴在西式建筑平面和形体上，具有文化上的随意性和不尊重性。其次，在燕京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等一批借鉴中国传统建筑文化较为成熟、完善的教会大学校园形态中，尽管校舍建筑风貌趋向于统一的官式建筑样式，但在校园空间形态塑造中以地域环境特征结合中国园林造园手法、意境。最后，在由中国民族资本家创办的私立大学中，由于中央政权的鞭长莫及、自身的乡土情怀以及“中国固有之形式”的不经济性和不适用性等诸多原因，而多选择根据校园环境、大学发展需要不拘一格的整体规划，校舍建筑风貌亦多从地域、民族文化中汲取元素，例如私立厦门大学。
2）发展轨迹
1911-1949年是中国近代大学的发展、完善阶段，校园形态构成因素在这一时期基本发展完全，大学的内（外）部组织、管理、运营模式等也走向成熟；另一方面校园总体规划的概念开始得到广泛的认可。因此，本阶段中国大学校园形态追随不同的社会价值取向分别呈现出在西方“学院派”规划基础上借鉴中国传统园林或宫殿建筑群的模式，而在解放区发展的社会主义大学雏形则是另一种全新的理念：
（1）中国皇家园林模式校园
1911-1927年间中国的教会大学在“孔子加耶稣”的传教策略调整下，力图通过本土化的大学校园构筑来掩盖其文化侵略的实际目的，古典皇家园林的造园手法和意境成为其借鉴的对象，其校园形态特征为：学院制大学，以自然山水景观为核心，用“十”字架形“轴”组构各个学院建筑群，形成单中心辐射型组团模式校园形态；而每个组团又以三合院为空间单元对称布局并通过轴线控制空间形态生长，在校舍建筑风貌上亦选择“中西合璧”式风格。
（2）中国宫殿模式校园
1927年后的中国国（公）立大学在蒋介石政府“党化教育”和“中国固有之文化”的政策下，与此前的教会大学一样在校园建筑风貌上采用“中西合璧”式风格；但是，在校园总体规划上，其选择借鉴更能体现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宫殿建筑空间组织，校园形态特征为：大学校园复合分区，并以仿照传统宫殿形制，布局大学公共教学、行政功能的中轴线为校园形态组织核心；通过平行于中轴线的次轴线以及垂直于中轴线的辅助轴线联系各个功能“核”；同时，每个功能“核”建筑组群空间形态以传统封闭四合院为空间单元对称布局，形成单中心向心型多核模式校园形态。
（3）泛物质形态模式“校园”
在解放区发展的社会主义大学雏形是建立在艰苦物质环境之上的，同时由于战时现实意义至上的教育策略，使此阶段大学教育依附于部队或解放区政府的干部培养，是一种行政手段而非西方现代大学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因此，校园的物质形态构筑是无暇考虑的问题或次要考虑的问题，其因陋就简并无范式，根据教学内容依附于具体生产、办公场所存在；或者可以说是赋予具体功能场所一个新的教学功能。
结语
1911-1949年间，是中国近代社会政治最为动荡、战乱频繁的时期，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唯一拥有多元社会文化、政治意识形态以及中央政权较为软弱的时期。对于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大学而言，却是由于此阶段西方大学模式的全面引入，促动大学校园物质环境形态彻底打破1911年前受限于传统书院形态的局面。这一阶段出现了多元化社会价值取向引导下的多种校园形态，其中既包括北洋军阀政府倡导下传统书院形态的重建，民族工商企业家创办的以近代西方科技和当地传统民俗相结合的具有地方环境、文化特色的校园形态，也包括在蔡元培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主导下以法、德现代大学模式为蓝本营造的开放、自由与城市资源共享的校园形态，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弱化物质环境形态的解放区干部学校等等。
但是，这个时期中国最重要的校园形态建构还是1911-1927年间在华教会大学和其后南京十年期间中国本土大学的营建；而且它们不约而同均选择了“中西合璧”的校园形态表述方式。然而，由于教会大学和国民党政府领导下的本土大学在大学属性、出资营建人、社会价值取向、规划决策者、文化属性等方面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它们在相同方式下选择了不同的表述“语言”。教会大学为掩盖其文化侵略工具的本质而选择了更具亲和力的校园形态构筑“语言”——在西方学院式校园规划中融合中国古典园林造园手法和意境，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校园物质环境形态方面它更贴切地延承了中国传统书院形态“礼乐相成”的特质。而南京十年期间中国本土大学不存在文化异质性的问题，其主要是希望借用传统建筑组群形制表述国民党法西斯民族主义下的“党化教育”和其倡导的全民族采取军事化、有纪律生活方式的“新生活”要求，因此取法于中国传统建筑组群的最高级别宫殿形制成为必然。传统封闭四合院式空间单元显然较开敞的弗吉尼亚式三合院更加能够体现儒家文化的伦理、等级、纲常观念，同样西方规划中明确的功能分区和注重秩序的平面图案化景观体系也由于符合这一社会生活要求，而作为西方现代文明部分被纳入校园形态构筑。在权力、控制和秩序的关注下中国本土大学校园形态显然更注重对传统文化中“礼”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