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会科学中国大学校园形态发展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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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1949-1957年中国大学校园形态发展(3)

3.2.3实例分析

以下将选取建国初期旧校园改扩建和新校园建设两种大学校园形态发展作具体阐述。

1)华东师范大学:从私立到国有

新中国成立后,民国时期教育系在综合性大学里与艺术和社会科学系相共存的形式受到严厉批判,共产党认为这种学科与中国实际毫无联系,并且由资产阶级思想所控制。因此,1952年大学调整、改造的一个重要举措是停办这些教育系从而支持一种完全独立的高等师范大学体系。华东师范大学就是作为华东地区的重点师范大学以私立光华大学和大夏大学的文理科为基础成立于1951年。选择这两所私立大学作为建校基础是因为:一是校址在上海符合国家重点地区发展重点院校的方针;二是通过对两校的合并,既为新建学校提供了办学条件,又完成了这两所私立学校的社会主义改造和调整。

建国初期华东师范大学接受了原私立大夏大学和光华大学的全部校产校舍,大学本部定为私立大夏大学原址,东靠中山北路,南临苏州河,北边和西边为嘉定县的农田,既环境优美,有一定的校园、校舍基础,又为将来校园扩展留有余地;而根据教育部关于师范大学应设立附属中学的规定,1952年起附属中学合并设立在光华大学原址;同年由于校舍紧张在原圣约翰大学原址(现华东政法学院)又设立了华东师大分部。意味深长的是华东师大所取代的这三所大学代表了民国时期中国私立大学的两种形态——教会大学和民办大学,它们在新中国成立后拥有共同的命运:被解散、取缔并入公立学校,同时校园形态也随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而纳入国家的既定模式。

(1)私立大夏大学时期

华东师范大学校本部前身大夏大学作为一所私立大学,经费主要来源于学费、捐款、政府补助和学校财产收入等,其中学费是经费来源的主渠道,占私立大学总经费的50%以上。

因此,民国时期私立大学的校园规模、校舍建筑与有国家财政支持的公立大学以及外国差会注资的教会大学相比无疑要缩小、俭朴许多。但从另一方面讲,私立大学亦在校园建设上拥有较高自主权,国家政权对其的限定、拘束较少,校园形态更多地体现了大学自身教学、发展的需要。具体到始建于1929年的大夏大学中山北路(梵皇渡)校园,其由中国第一代建筑师董大酉规划设计。从大夏大学建造时期的社会背景来看,1929年正是国民党政府“南京十年”以“中国本位”、“民族本位”制定《大上海计划》的年代,而董大酉作为“上海市市中心区域建设委员会”顾问亲自在五角场地区规划设计了上海市政府大厦(今上海体育学院内)和图书馆(今长海医院内)、博物馆(今同济中学内)、体育场三大建筑,均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中国宫殿式建筑造型。然而,在同时期的大夏大学校园规划设计中,董大酉既没有采用公立大学校园中以主次轴线组织严整四合院落空间序列的布局方式,也没有在校舍建筑风格象征上体现“中国固有之形式”。应该认为,大夏大学校园形态是建筑师和学校自主意识的一次较为完整的体现。首先,董大酉的规划是建立在对校址地形和环境的分析之上:

梵皇渡校园基地边界极不规则,基址内被流经校园的大小两条校河分成南北狭长的三块;鉴于此董大酉将大学本部布局在城市人流方向——靠近中山北路的校园最东面,教职工住宅、附属中学以及体育活动设施从南到北依次布局在校园中部被大校河夹峙的地块内,校园最西部则规划为教学实验农场。如此布局虽然校园形态的整体感较弱,但校园布局紧凑并为今后的发展预留了空间。其次,从当时董大酉所作规划图看,有别于当时在国立大学中突出主轴线和主轴线上重要建筑的空间处理以及庄严、肃穆、强调秩序的校园形态特质;大夏大学校舍建筑群之间以开放的大草坪为校园空间形态构筑的重心,依靠总办公室、群贤堂、大草坪和女生宿舍(群英斋)确立的南北向主轴线以及垂直于其中心位置的东西向主轴线发展相对平等、互动的校园空间氛围。

其中,女生宿舍(包括部分教工宿舍)以及附属中学两个校舍建筑群以三合院作为空间组织单元。而校园主要教学和办公建筑群落以群贤堂、甲字平房、乙字平房和总办公室组成的四合院为中心,分别向东西发展;并不强求从东到西依次排开的院落串联在同一条竖向轴线上,而是为了顺应北宽南窄的地形,将西部的宿舍生活院落以总办公室为轴线开端和转折稍向北偏。这样整个校园实际上是以开放空间为中心,向心型组织集教学、生活等功能于一体的四合院落或三合院落(学院)空间形态单元,结合地形、校园功能分区根据实际需要“簇群”式有机生长。最后,大夏大学校舍均采用欧式建筑风格,有平顶和四坡顶两种屋顶形式,屋身有简洁线脚装饰;私立大学并没有充足的建设经费来实践“中国固有之形式”在“公署及公共建筑物,尤当尽量采用”这一政治理想。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原大夏大学校舍较少,不能满足华东师大的教学、生活需要;而作为国家确立的重点发展大学,在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其校园建设得到了国家财政的全力支持。建立之初,校领导就制定了五年校舍建设计划和当年计划,一扫民国时期私立大夏大学校园建设的窘境;在1951-1953年短短三年时间里,其校舍面积增加了将近三倍,校园面积也由206亩发展到820亩。1951年华东师大是华东地区乃至全国高校中唯一获准建造新校舍的学校,自己设计、自己施工新建了文科办公室、第一学生饭厅、河东伙房等共计3201m2建筑。1952年起,学校请专业人员协助制定了校园发展的五年“总体规划”,并完成了化学馆等十大建筑工程图样设计;至1954年全部建成之时,华东师大校园结构、空间形态以及校舍建筑风貌与私立大夏大学时期相比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从私立到国有——校园形态演变亦迅速纳入同时期基于社会意识形态要求而对苏联模式的效仿中,具体有以下几方面的体现。

(2)社会主义华东师范大学时期

①秩序、按计划发展——重新确立延轴线对称发展的校园形态并对校园进行明确功能分区

华东师大总体规划从一开始就摒弃了原来大夏大学犹如自然村落一样依附地形有机生长的校园发展模式,无论是从被政府奉为经典的苏联城市规划理论所追求的形式主义潮流,还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求与旧政权有所区别的建设计划性和有组织性来看,用轴线来统领校园形态都成为必然。华东师大校园以东面中山北路上的主入口为起点,建立了一条东西向的校园主轴线,而流经校园的大小两条校河自然就构成了校园南北向的主次轴线;具有张力的“弓箭”型“软”(南北向以自然河流景观为发展轴)“硬”(东西向轴线同垂直于两条河流的校园主道路重合)结合轴网格局,避免了同时期中国新建大学中毫无校园个性的方格轴网、“镶边”式校舍建筑排列。此外,由于原大夏大学规模较小,并且在教学上采用欧洲中世纪学院的导师制度。因此,教学区和学生宿舍以及其他附属服务设施混合布局。在建国后大学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这种校园环境显然不适合大学内部主要单位由学院转变为专业和教研组后的学习生活组织,对校园功能区域的划分、调整势在必行。结合华东师大“弓箭”型的规划结构,校园具体分区为:主要教学建筑延东西向主轴(箭)和南北向的大校河(弓弦)布置,形成十字形的教学区,而十大建筑的布局和建成确定了校园整体形态的发展。这样以东西向中轴线为界,北面被十字形教学区分成东西两块学生宿舍、体育运动和附属设施区,南面分为西面的师大二附中和东面的教职工住宅区。

②国家意志——校园形态构成元素的发展

根据社会主义中国大学是处于国家垄断统治下的社会性质,原本在民国时期大学中蓬勃发展的各种社团组织、学生会、工会与学校行政机构相互交错的责、权、利以及相对平行的地位不复存在;学校党委、行政组织、工会、学生会、青年团等组成了从上而下等级森严的组织机构。也就是说,校园形态构成中自下而上的力量彻底消失。华东师大对原大夏大学有机生长校园形态的轴线化改造、异性校园空间的磨灭(例如:独立学生会、学生社团活动空间的取缔)正体现了这种国家集权性。同时,出于国家对大学及师范院校构成元素的限定,华东师大校园中又出现了新的构成元素:一是所有教师、学生的生活需要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尽可能校内解决,托儿所、小学、商店、菜场等一系列复杂的社会服务功能空间被结合在校园教职工住宅区的东部(靠近中山北路,另设校门方便与城市的连接,并尽可能减少对教学空间的干扰),使原本呆板的行列式住区有了空间变化的功能支持,这是中国50年代“生产性”城市空间的一项重要标准。二是1957年从重点大学对新闻舆论、学术和教育界的支持出发,教育部和中央出版主管部门批准筹备成立华东师大出版社和仪器设备厂,并安排在校园的东北角,同样设立单独校门与外部联系。

③社会主义内容加民族形式——苏联模式和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融合

当然,那个时代的范本莫斯科大学纪念式校园形态也被华东师大校园着力效仿,但同时由于其是在私立大夏大学已有校园、校舍基础上的改、扩建,它也要面临如何整合已有设施、融入中国文化的问题。事实上,华东师大将莫斯科大学校园最显着的特征——壮观的入口广场、主楼,与中国传统的轴线空间序列结合。

与莫斯科大学校园开门见山式的雄伟入口广场、高大主楼体现出社会主义国家蒸蒸日上的发展势头和气派、庄严的空间效果不同,华东师大在人的行进过程中通过轴线组织起时间和空间的延伸,达到在情感的逐渐积蓄中体现强烈的集权性和森严的等级性:从学校东面正校门开始经过入口广场、大钟、主桥、校训碑一直到西面“工”字形主楼形成了校园中长达500m的东西向主轴线,轴线两边对称式排列教学建筑。在这里如果借用凯文·林奇分析城市意象的道路、边界、区域、节点、标志物来研究大学校园,那么莫斯科大学校园是强有力的标志物(主楼)、规整的道路和边界与同一的区域以及经过精心设计节点之间的结合,校园意象表现为针对访客的形式主义“点”(节点、标志物)状印象,缺乏对实际使用者的尊重与关怀;华东师大校园则表现为强有力的标志物、串连成序列的节点、具有典型空间特性的道路结合河流自然环境设置的边界和区域之间的紧密联系,校园可读性较强,因此本书认为它是当时少有的苏联模式、国家意志和校园个性的完美结合。

最后,还要指出在华东师大新建校舍的建筑风格象征上,如同其在校园空间形态上彻底的改变一样,代表旧时代私立大夏大学的欧式建筑风格不再被采用(例如:原大夏大学欧式校门被废除,用粗壮门墩建起了朴实无华、平易近人的新校门),取而代之的是苏联建筑理论影响下的“社会主义内容加民族形式”(又称文化形式和社会主义内容)推动校园建筑向纪念性、形式主义方向发展——有具象意义的苏联式平面布局和屋身上扣着代表中国民族形式的屋顶。且不说和当时中国大多数大学一样,校园中象征工人阶级占据领导地位的大屋顶加“工”字形主楼,单看属于华东师大建校初五年计划中十大建筑之列的新图书馆平面布局,其刻意组成“五一”形平面。这也许是当时建筑师能够想到的最直白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新型大学的建筑语汇了。

2)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哈尔滨工程大学):苏联模式的中国大学范本

哈军工的酝酿和筹建过程正是中国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因此,哈军工的建设不但是当时国防现代化的两个关键问题之一,也是涉及国家安定的重要政治任务,得到了国家财政、物资以及人员的全力支持。在那个西方对华封锁的年代,苏联成为中国最可信赖的盟友,尤其是涉及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什么实际经验的现代化国防高等教育,毛泽东主席为哈军工首次开学典礼写的《训词》明确指出:“向苏联学习,这是我们建军史上的优良传统,无论任何时候,任何工作部门都应该如此。这点对于你们这个学院,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从一开始,哈军工的校园建设就计划要成为苏联专家指导下的中国军工大学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