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2“正规”大学的停滞与消解
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正规”大学产生的影响是消极的，1966年后根据战备需要和半工（农）半读的需要，大学开始从中心城市向内地、农村搬迁。例如，北京的中国科技大学搬迁到安徽合肥。1971年《关于高等院校的调整方案》中确定，原有的417所高校，保留309所，学习苏联时期的典型中国人民大学以及所有地方财政、经济、政治、法律等45所院校被撤销；此外改为中专17所，改为工厂3所，所有的农业大学被迁往农村，校园被军队占用；艺术、体育院校全部停办，校舍被占。例如：作为农业大学迁校办学标兵的朝阳农学院，是沈阳农学院水利系迁到朝阳地区与当地学校、研究所合并而成的，体现了新农大是分散办在农村的——旧农大是集中在城市的，新农大坚持生产劳动带动教学——旧农大高楼深院、与世隔绝，新农大越办越大、越办越下，坚持广大群众都有受教育机会——旧农大是少数人享受教育特权的“小宝塔”，新农大坚持半工半读——旧农大极力标榜正规化等。从这些当时对新旧农大差异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正规”大学精神和物质形态的停滞和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完全自发、无组织的社会（劳动）大学。再以北京市的大学为例，1965年北京有55所高校，到1972年只剩18所，这期间撤销了18所高校，这些院校的校园、校舍由此被其他单位占用，占用面积达70万m2，占学校建筑面积的一半以上。
以北京矿院（现中国矿业大学）为例，1969年为响应同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决定迁出北京至四川重庆（因为适逢四川重庆以北的华蓥山地区报道发现大煤田）。因此，在考虑到战备的需要和煤炭分布情况，为了有利于学生接触实际和同工农相结合，矿院四川校址选在华蓥山南段的三汇坝处赖子包以上的山坡上，校园内地势高差达120m，并不适合校园建设。矿大当时的校园营造是秉承“尽力节省用地，精打细算，寸土必争，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少花钱、多办事”的原则，见缝插针，就地取材并全部采用“干打垒”形式，初步规划为：学校建筑面积74150m2，学校规模学生2500人左右，教职工1000人；矿山机械厂建筑面积35450m2，工人1000人；学校和校办矿山机械厂总建筑面积109600m2（实际上“文革”期间学院发动群众实际自行建设校舍达到11万多平方米）。尽管学院的这次搬迁并将校址选择在三汇坝已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但在“文革”那种特定的年代，在当时“搬迁是一场深刻的革命”的社会政治环境下大学被号召要以‘抗大’为榜样”，实行“政治建校”；按照战备和三线建设的要求，提出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争时间，抢速度”；按照“教育革命”的要求，建校工作被称之为“三建”，即“建厂、建矿、建校”。从以上矿大预期规划建设数据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校园形态构成要素中具体生产部门代替传统的学术、教学中心成为最重要的形态因素，校园物质环境被简单地与生产、生产单位画上等号；同时，规划建筑专业设计被忽略或抛弃，来自群众的实践经验成为建设的唯一标准。
那么是校园、工厂抑或什么都不是？
而在保留的大学校园中，文化大革命时期产生了一个显着的时代性形态因素，也许是这个时期唯一的一个——毛泽东塑像。1967年5月北京清华大学拆除了象征旧时代腐朽形式的二校门，在原地竖起第一座毛主席雕像以体现新时代的精神（80年代后被拆除，重新复原了二校门），此后这股风刮入中国各个大学校园内，如：湖南大学、北京大学、国防大学等。在大学校园形态中主席塑像地位显着，一般被放置在校园中轴线上、主校门入口广场的几何中心处，面朝校门背对主楼；这样的布局方式和形态特征非常耐人寻味，建国初期全面学习苏联大学模式下的标志，校园入口广场和宏伟主楼上叠加上文化大革命时期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造神活动，这既是一个时代对前一个时代的修正，也是中国社会进程在校园形态上最直观的体现。此外，由于“文革”时期的无政府状态、阶级斗争的扩大化、暴力群众运动和混乱，校园中无数东西被破坏，首当其冲的是象征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校园景观环境——“宁要社会主义的苗不要资本主义的草”，环境被要求也要能够体现社会主义生产性。例如：北大着名的燕园十景之一静园草坪，在“文革”期间被挖走松树种上果树；还有的学校将草坪铲除种上农作物等。但这一阶段对校园形态最具摧毁性的应该是基于政治目的对校园中历史文化痕迹的销毁。这其中既存在像北大那样在校园古典园林遗迹上的乱搭乱建，也有像成都市那样的决绝，城市规划的人民南路直接将原成都华西协和大学的二广场（曾经是亚洲最大的草坪足球场）一劈两半。另一方面，这时期校园中的建设基本上是在无序和专业设计的缺失中进行的，以“干打垒”、简易平房、空斗砖墙承重的楼房、竹筋砼楼板等“因陋就简”的校舍建筑结合“行列式”、“见缝插针”等杂乱无章的布局方式（据统计在教委所属院校中大约有70万m2这样的建筑）。
4.2.3实例分析：1954-1978年清华大学校园形态发展
建国初期基于社会意识形态全面学习苏联模式的校园形态发展以及1958年后“大跃进”、经济困难时期和其后的文化大革命对大学校园形态的影响也发生在清华大学这座始建于1914年的古老校园中。以下将对1948年清华大学校园现状和1954年、1960年、1978年不同时期清华大学校园规划和现状作比较分析。
1954年6月2日，清华大学校务行政会议决议：学校发展总平面布置设计问题，由吴良镛和汪国瑜负责。与1948年清华大学现状图对照可以看到1954年的校园基地形状根据当时北京市总体规划调整为规则的方形，并且校园规模向东面急剧扩大，体现了建国初期苏联规划用地模式和对区域轮廓形式主义的偏好。1954年规划最大的特点是尊重已建的西部校园，采取在东部新建校园中心、两竖（新老校区的南北轴线）四横（新老校区的东西联系）的规划结构联系东西新老校区。在校园东部新区，根据校园和城市的相对位置（位于城市西南向）以及城市的发展方向，确定了南面的校园主入口和由此向北引出的南北向主轴线，中国传统的轴线空间序列和苏联纪念碑式的主楼、广场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轴线末端以新建大礼堂收束。与此时期中国的其他大学校园规划一样，主轴线两边建筑组成封闭四合院落空间单元并联对称布局。但要特别指出的是，清华大学此次规划的“两竖四横”结构一方面体现了本时期基于中国传统城市肌理而在新建大学校园中多采用的规整网格型空间形态，并在校园结构经纬相交的节点都作了苏联式规划的典型处理，或放大为广场，或为主要校舍建筑；另一方面，机械、集权性的校园结构却没有考虑1948年现状——中西部校园南面的自然状况和已形成的延河流组团式的教职工生活区建筑布局方式，重新描画社会主义新型大学校园蓝图的气魄和决心将格网式规划结构和延边式院落建筑布局布满整个校园；当然，这也是为了形成西部校园完整的南北轴线和形式化的对称式布局。此外，1954年规划中反复运用了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内容象征的“工”字形图案，在建筑形式上、校园空间形态上、在校园景观处理上将校园作为物质形态所能表征的社会意识形态发挥到了极致。
1960年清华大学校园规划，对比1954年规划可以认为其基本是在前一阶段基础上的微调，校园依然以网格型结构和沿两条南北向中轴线对称式布局的方式生长。比较显着的变化是，东西两区校园在本次规划中彻底以一条南北向道路为界形成：原西区为小尺度、较自由灵活以及与自然景观结合密切的红色墙体欧式建筑风貌校园，东区则为严谨呆板、政治气氛浓郁，但结构清晰、整体感强的传统轴线空间序列和苏联校园模式的混合校园形态。多么有趣的巧合，经过将近50年的发展后，清华大学又像其最初所构想的那样在一所大学中形成两个若即若离的校园，当然1914年时是出于两种不同功能考虑而规划了西部综合性大学借鉴中国传统南北轴向的院落式空间布局和东部源于建筑师墨菲美国本土弗吉尼亚大学校园形态的半围合、开放式布局；而1954-1960年规划则参照苏联规划理论尊重校园历史文脉，保护老校园，另辟新地展现“社会主义内容加民族形式”的新时代校园形态营造原则，也由此为其后清华大学校园“红区”、“白区”特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外，1960年规划还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征：首先，校舍建筑设计从50年代要体现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生命力和民族自豪感的大屋顶形式向“经济、适用、适当考虑美观”的原则指导下造型简洁的建筑形式发展。其次，1954年规划中几乎所有苏联规划形式主义的道路十字路口、广场和标志性建筑物的处理都被取消。最后1965年清华大学在其东西两区各修建了一座女生食堂（顾名思义，专为女生服务），令人困惑的是困于封建礼教思想拘束在近代中国大学校园中被隔离的男女学生生活空间在社会主义新中国依然如故，而且要到90年代后才有所改变。
至文化大革命期间，清华大学校园形态最大的变化，一是前文已有阐述的拆除二校门竖立了中国第一座毛泽东像；二是由于“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校办工厂、厂带专业”的教育和办学目标而在校园空间中无序追求生产性和“有效”运用土地，建造了许多与系、专业相关的临时工厂（如1970年改新建水利馆实验大厅为汽车装配车间），改景观绿化为农林用地等；三是校园西南部的教职工生活区完全成为“行列式”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