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位于国家空间和地方空间之间的中国大学
“学校在地方空间和国家空间之间编织着某种联系，对这一点的认识使我们更为关注它所被赋予的具体行为能力，尤其是它整合并伴随社会变化之功能的重要。”
中国建国后的大学一直被简化为强大的意识形态机器，纳入由中央政府控制的唯政治意志的计划之中。如果将50年代苏联模式的大学视为与地方空间基本隔绝的王国，那么“大跃进”和文革时期发动各地、具体生产单位甚至群众自办的劳动大学则是完全局限于地方空间的产物，都没有起到位于国家和地方之间整合桥梁的功效。改革开放后这一局面有所改善，国家将部分统筹决策权交付于地方政府，各地开始有可能结合自身社会经济发展创办自己的高等大学，例如：第五章有详细阐述的宁波大学就是结合宁波市“以港兴市、以市促港”的发展战略，不仅在教育目标、课程设置上紧扣城市产业需求，而且将大学布局在宁波市、北仑港、镇海区三者之间为加速城市化进程提供落脚点。
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取得长足发展，以地级市为单元的区域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占的比重越来越重要，并形成各异的城市发展模式；高等教育作为国家政治改革或政策的一项工具相应进入大众化阶段，高校的运作日益受到城市动力的影响，同时对其服务社会的功能要求也逐步上升。
城市和大学通过科研与生产力关系的优势整合，发展不同办学模式、校园空间布局组成与地域、城市、社区在社会结构、经济产业上侧重不一的联系；另一方面，大学对地域、城市、社区辐射作用圈的大小等级基本上与其在整个国家高校体系中的等级地位相当。例如：同济大学传统优势专业——建筑城规学院利用其人才优势和专业本身需要的理论与实践并重特点，催化其南北校区之间城市道路赤峰路设计产业一条街的形成，构筑了依托同济辐射全国的产业网；而新兴专业——汽车学院则是上海市、企业和大学三螺旋发展的产物，2001年上海市决定兴建上海国际汽车城，并确定同济汽车学院落户汽车城，在嘉定划拨建设用地，2002年正式成立了同济汽车学院。但是，最好不要低估市场对大学的污染，尤其是那些仍然坚持把大学要服务社会效益作为大学理念的人们。功利原则的不适当扩张，已经开始引发惟效益、项目至上的大学规划——地方政府期望依靠高校拉动的GDP增长和加速城市化进程，企业期望投资能获得立竿见影的收益，学校则追求所谓“跨越式发展”的大跃进，而相应在校园中也出现了空间分异、学生商品化等异化现象；目前中国表现得最为显着的就是各地与地产利益结合的风起云涌的盲目大学城建设、开发，例如：河南郑州周边预期建设四个大学城。
6.1.2全球化时期的中国大学
我们所说的全球化，指的是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世界范畴内一系列特有的过程，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世界文化正在出现，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正在形成，所有这些过程是和通讯信息技术领域内前所未有的进步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这些进步已使世界变成了小小的“地球村”……21世纪是现代化、全球化和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时代。
随着中国2001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球与中国的联系变得更加强烈和直接，传统上为本国或本地区学生提供服务的大学面临既要参与国内竞争又要参与世界范围内竞争的挑战。其实此前无论是1993年的“211工程”还是1998年的“985计划”国家都期望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但事实上自1992年中国社会转型以来，由于经济发展所引发的诸如社会分层、环境恶化、异化的工作、必要社会服务的不充分供给、不平等的分配等社会问题也直接体现在大学发展中：高学费让贫困生家长轻生，学生看不起学校，校园空间出现阶级分异，大学校园从学术的表征演变为权势、财富的表征，公司、商行、卡拉OK和超市乃至歌舞厅，大学校园中一概不缺，唯独缺乏自己的理念。当中国优秀学生纷纷舍北大清华转投香港高校时……
有学者曾如此评论：“中国20多年来没有真正的大学，因为没有大学理念只有人才培训机构，只有培养工具的地方，只有培养听话的螺丝钉的地方”。针对挑战和问题，是到了再次审视大学本源和灵魂的时候。2006年2月教育部明确提出反对教育产业化，中央对大学城展开审计风暴，部分大学被授予自主招生的权力，大学开始从政府规划向自身长远规划转变并将学科规划、事业规划和校园规划联系在一起协调考虑……这一切都昭示着中国大学正从工具化、职业化教育向通才教育发展，开始反思与市场经济、企业间关系的把握，开始寻求与政府、政治制度间的边界，也开始考虑真正成为“批判性与动态的反省性知识之孕育地方”——一个人们相互尊重、自由表达和探索的“理想社区”。
6.2从“产业化”到特大校园
1992年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期后，1993年关于教育产业化的提出并将其归属于第三产业的定义彻底改变了中国大学自1949年建国后依附于政府行政机构、行政手段的政治化机构的社会价值取向，为在80年代中期后陷入困境的大学发展、建设注入强心剂。20世纪90年代末期前大学改革与同时期雷厉风行的其他中国社会改革相比步伐平稳，尽管内涵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改革初期还是基于80年代基础上的平稳前进，并且国家也为高校发展、建设制定了以内涵式发展为主的方针政策。因此，1998年之前大学校园形态演变是以老校区改造扩建和校区间整合为主，骤然获得的自由和所要承担的经济压力使校园的成长快速、多样而又杂乱。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中国国内经济萧条对于大学而言却是扩容、“大众化”发展的契机，如前文所述作为国家“扩大内需、拉动经济”政策下的主角——大学自此迈开了改革的大步，原先仅作为试点运行的收取学费、废除统一分配体制等均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并结合中国社会转型的进一步深化，使校园形态自“文革”后再次出现跨越式发展；同时，大学、地方政府、企业结成利益共同体成为大学校园在城市形态中四散蔓延的最大动力，而同样的力量在2003年后又对大学施以压力企图迫使城市中四散的大学迁离中心城区集结于城郊地带或新近城市化地带。利益、效率、政绩的暗流涌动在中国1999年后形成的特大校园神话下。
6.2.11992-1998年效益追逐下的校园形态
1）“市场”侵入下校园边界的演变
中国高等教育（无论是传统书院还是近现代大学）在物质形态构筑中的一个基本因素就是界定范围的围墙，其中在不同社会时期表现出与世俗社会隔绝的传统文化心理、基督教文化殖民统治下的乌托邦（教会大学）、政治上中央集权直接垂直统治下的机构（单位）等诸多内涵。但大学赋予围墙以及围墙赋予大学的功用中有一项是恒远的——隔绝，大学与城市成为两个互不相关的物件，尤其是1949年后基于统招统分制度下的社会主义大学俨然成为城市中的“城市”。
1992年后中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力量已经将大学包容在内，前文已述大学的应对是“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它寻求淡化最高权力当局对大学的垄断控制成为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但事实证明，在90年代社会转型的初始阶段自由和来自经济上的压力是并存的。中国大学因为所获得的办学自由而要求扩张，并向四面八方一切可能的地方展开，包括创建“体内附属学院”或民办二级学院、到异地设分校、与企业合办共建研究基地或工厂等实体；高校与城市逐渐形成的新的互动关系冲掉了一切政治化办学时期的条条框框。大学边界开始消散，不仅仅是拆除一圈围墙，它具有更深远的意义和象征：“校园与城市之间物理屏障和机构屏障逐渐消失，代之以接触反应而带动周边地区及相关产业”，并在城市聚合过程中扮演组织核心的角色。
同时，初期大学在运营、发展经费上部分“断奶”所产生的经济压力迫使它们要寻找能够转换为经济利益的机会，包括校园空间。最先改变的是校园与城市直接联系的界面——迅速场所化；但可以看到在边界场所化过程中如果大学本身和城市产业或工业技术有较多较好的接触点，其边界即以产业化功能性场所为主，相反则以消费性场所（无论是针对校内人群还是城市人群）为主。
中国社会转型之初关于校园边界空间直白经济效益追求最着名的事件莫过于1993年北京大学将与城市最紧密联系的校园界面——约600m长的南墙推倒，改建为面积约为25000m2的商业街。最初，街上的主角是小饭店和发廊，后来又有了家具店、服装店、照相馆等。北大之后中国其他院校纷纷效仿，尤其是那些缺乏将大学知识与社会生产力直接挂钩的院校。而商业在缺乏控制的情况下长驱直入，例如90年代在武汉大学校园边界曾出现的录像一条街等。但令人回味的是，2001年北大在拥有了一批知名校办企业、并且产学研一体化初具规模的大背景下，又作出拆除商业街，恢复南墙的决定20；并且在北大远景科技园区的规划中南墙地块将成为其中的重要部分。在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90年代社会转型初期到21世纪，中国大学校园边界从原本被动的市场入侵、商业场所化到学校自主结合大学事业规划而转变的高校产业场所化。但是也带来一个问题，中国大学校园边界的演变过程中和地方政府所形成的利益共同体是否又一次通过行政指令的“一刀切”模式而人为地消灭了刚刚萌发的充满活力的自发性城市功能和学校差异性的共存呢？
当然，中国高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获得更多的是城市中的发展空间，也可以说是大学在城市中的辐射力增强、边界趋于弱化，不再局限于校园规划用地，而向城市中受大学活动影响形成的隐性校园扩展。以扬州大学为例，1992年5月其由扬州师范学院、江苏农学院、扬州工学院、扬州医学院等六所高校合并组建而成。合并前这些大学大多是在20世纪50年代根据苏联大学的规划、选址模式，集中选址建设在扬州旧城区边缘瘦西湖风景区南边，形成文教区；但随着城市的发展，以扬子江北（中）路和大学北（南）路夹峙的大学区被城市所包绕，基本位于扬州市的几何中心位置；其西边是目前扬州市的行政中心，东边是人口密集的旧城区，北边是城市风景旅游区，南边是城市新兴开发区。那么合并后的扬州大学难道只是形成占地300多公顷，首尾相连、横贯市区的巨型综合性大学吗？答案必然是否定的，对于扬州市而言它已经不仅仅是一所大学、一个孤立的个体，而是与城市在交通、形态组织、产业布局、生活生态环境上相互渗透的统一体。同样校园边界的蔓延也是城市化进程中重要的技术、人才支撑，扬州大学即在城市新兴广陵区建设广陵学院、在新建地级市泰州建设分校。
2）效益：大学校园生长的目标
这里所指的效益对于90年代的中国大学而言并不单纯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产业化能力和生产性活动、商品交换给高校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它还意味着大学在国家、地方高校等级体系中的地位和由此而获得的财政支持。因此，大学校园生长是通过竞争而完成的，包括高校间的竞争和高校内院系之间的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