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隐形校园的形成
为教育而做教育的大学校园发展、建设理念在中国社会转型中被打破后，从“泛教育”的概念出发，将教育的产业价值和实用的角度延伸到教育的多种功能，产、学、研各项齐头并进；尤其是1999年大学扩张中信贷金融、国家资本、企业资金的大量流入，都使大学已经成为城市空间构成和布局中的“磁极”——大学周边地区出现依托大学知识、技术支持的产业集群，同时由于聚集了大量人口和企业还催化了区域多层次服务性空间（餐饮、娱乐、商店等），而大学校地（所有权、使用权或管理权）范围内的校园开始侧重于公共空间核心作用的构筑。如果将以往的大学校园看做是城市中的围地，有坚硬的外壳以维护内里乌托邦式的理想社区，那么当前的校园形态已经成为一种具有强大依附力的有机生物体，以校地为细胞核向其周边的城市空间渗透、伸展，另一方面城市内容也通过细胞膜（校地边界）渗入校园内。
以同济大学为例：其校本部位于上海市老工业基地杨浦区，所在的城市空间位置刚巧又在杨浦区规划的几个区级商业中心区的边缘地带，本身并不具有城市地缘优势。隐性校园的生长首先是从校本部和南校区26之间的城市生活性次道路赤峰路开始的，9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转型中放开的设计市场促使依托同济大学的优势学科（建筑学、城市规划等）出现了一些教师的设计工作室，尔后逐渐壮大的设计企业、产业园区、相关专业配套服务设施和生活设施渐渐自发置换、改造了赤峰路两边的城市功能和空间。同时这种大学的辐射、渗透作用也沿赤峰路继续向城市空间伸展，直到形成完整的知识型产业集群空间网络。另一方面，大学后勤服务社会化使教职工住宅和部分学生宿舍位于校地边界之外，在连接职工、学生和校园的城市空间通道上则是城市生活服务、消费空间逐渐由城市向校地内延伸发展。
（3）城市化发展和地产利益对大学校园的影响
中国大学从1990年开始截至2004年8月，通过“共建、调整、合作、合并”的政策，原有612所高校合并组建为250所大学。在此过程中由于合并后的高校往往形成巨型多校区大学，出于管理、人员调配上的考虑，当然更多是处于传统的对大学校园连成一体的心理因素，许多学校提出在市郊另觅新址建设统一新校园。事实上，1999年后中国大学的持续扩招，原有的校园基础设施已不能满足需求，大学扩张势在必行。与此同时，1998年中国住宅制度改革和此前的土地制度改革、财政分税制度改革一起使地方城市成为利益主体，拥有了城市土地的处置权和房地产业市场。地方政府为大学提供土地优惠条件，大学为所在地迅速聚集人气，提升地产价值，加快城市化进程；建设大学城，高校、地方政府以及企业之间似乎是一拍即合。
而大学城的雏形可以追溯到西方大学传统模式，17世纪一批被法国驱逐的学者，聚居于学术自由的英国城市牛津，建立修道院式的学院，学院散落于城镇各处，校园与城镇融合在一起，大学城因此成形；西方现代大学城则起源于美国“硅谷模式”，1951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弗曼在校园内创办斯坦福研究园，鼓励教员和学生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逐渐研究园的开发建设与当地工业化政策交织在一起，进而吸引众多世界着名公司落户，使研究园依托大学的智力优势发展成为世界第一个高科技园“硅谷”。因此也可以认为大学城的形成在西方是和城市相联系的逐渐发展过程，而非一蹴而就的。
然而，中国建设大学城有明确的政府目的：将大学校园的扩张作为城市扩张的先导。所以中国大学城的形态有以下几个特点。a.大学城选址于城郊，占地规模少则几平方千米多则几十平方千米（例如广州大学城占地43.3km2），同时由于地方政府将大学城的建设28等同于迅速推进城市化，有的城市甚至周边建有四个大学城。因此，和建国后几次大学的集中发展一样存在政府主导下短时间内的大规模建设、统一化面貌。b.与50年代或80年代在城郊建设的高教区相比，大学城本身具有“社区管理政府化、教育资源共享化、基础设施市政化、师生生活社会化、运转机制市场化”的特点；打破了此前各校各自为政、“小而全”的模式，从整个大学城区域考虑公共设施、生活福利设施设置，特别注重校际间的资源共享和发挥集约效应。c.依然遵循“理想城”模式：中国大学城在城郊“圈地”引驻高校的开始就意味着要将原先局限于一所大学校园内的空间结构、秩序放大到整个大学城范围，由数所大学共同追求平等、理性的校园生活；可以比较一下广州大学城和1962年建设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艾尔文（Irvine）分校校园形态。艾尔文分校被认为是乌托邦式规划霍华德“花园城市”的校园翻版，具有一种令人眩目的清晰、简洁与和谐的规划结构。
而广州大学城虽然为引入城市活动规划了一条公共活动轴，但就整体而言除了尺度上的差异以外也是“花园城市”理念下的产物：内向开放、有明确的生长边界。因此，中国大学城规划和此前的校园规划一样，也是建立在预先所设想的简单、线型校园生活上，采用清晰、简洁与和谐的规划结构；呈现内向聚合形态，从外向内空间的开放度和灵活度逐层上升，大学城整体在周边环境中却犹如一个中世纪的“城堡”、与世隔绝的自足体。但是，这样一种人为限制、设置城市生活、校园生活层次、范围的空间形态在社会文化、价值观统一的情况下可以维护和运行得很好，甚至颇受欢迎。可是社会文化、价值观繁荣的条件下是否也同样切实可行呢？现在已有迹象显示，有的大学城正向单一人口构成的学生村落演变，而“城市社会内容的丰富性、其满足社会生活多重需求的能力和机敏则丧失殆尽”。更糟的是由于盲目上马建设的众多大学城之间资源的争夺，有的大学城正逐渐空壳化，例如南京江宁、仙林大学城建设使城市最早的浦口大学城趋向空壳化。
另一方面，位于城市中的大学校园也受到地产利益的冲击。
紧随中国高校在城郊大学城内“大跃进”式扩张建设而来的还有高额负债。
因此，许多地方政府和房产企业将视线锁定在大学位于城市中的老校区，在地产利益的驱动下卖掉位于城市中心地段的老校区，换取建设资金，是大部分负债高校的解套良方，也是目前政府大量储备城区优质土地的最后渠道。随之而来的是中国高校校园的城市外迁风潮，建国后校园和城市的关系从分离、融合再到分离。以南京为例：南京90年代起周边先后共建有仙林大学城(离主城区20km左右)、江宁大学城(离主城区15km左右)、浦口大学城(位于长江以北，离主城区也有十几公里)，投资数百亿元；同时南京市的45所省属高校也为此欠债数亿元。2005年7月，江苏省政府出台文件，要求兴建了新校区且占地面积超过核定规模的省属高校置换老校区，所得款项主要用于还债，这其中包括南京中医药大学、南京财经大学等，仅有“少数具有一定历史价值的老校区可予以保留”。
可以说与在城郊大规模建设大学城相同，政府在此中也起了重要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事实上，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对于大学而言国家、地方政治上的塑性力量一直是天平中最重的一边，这一方面与中国大学校园土地性质为国家划拨土地（新建的大学城亦属于国有资产）有关，一方面还与中国儒家文化传统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有关。但是正如大学城形态因为贫乏的城市生活、功能的专门化而面临生长、发展、适应和创造性更新的局限一样，城市将其重要文化容器功能因为不断追逐扩张的地产利益而排除在外，将导致城市精神和形态的塌陷，最终趋向无序、混乱和停滞。
2）校园空间形态演变的主要形式与特点
（1）有机复合体网状校园空间形态
1992年中国社会开始寻求转型后，正如前文所述，位于地方和国家双重空间中的大学社会价值取向从“计划”到“市场”，从精英主义到大众化；相对应，大学校园空间形态也逐渐向有机复合体网状空间构成演变。这种形态演进在校园中表现为以时间为发展轴的片段性转换、重组：大学校园内各个学院和功能区日益融合、交往、互动并具有明显的交叉性，其空间结构不可能再以简单的平面图式维系，而是一种相互重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特别是相互储存的空间结构。校园内构成交通、服务设施、学科联系等不同层次、不同系统、不同结构形式的纵向网络关系或横向空间网络关系，其中有学术与制度意义上的网络，有经济意义上的网络，有校园文化生活意义上的网络等等，可以将整个校园视为一个“立体网状有机体”。此外，校园互联网的普及也使传统校园形态构筑中图书馆的中心地位受到冲击，改变了学生、教师的传统学术研究、交流的空间形式和范围。
应该说，这种校园形态更倾向于关心各构成元素、群体间的有机联系而导致传统校园的明确功能分区为复合分区所替代，计划性、集权化的单一中心形态控制、生长模式被自由松散的多中心生长模式所替代；“校园结构的凝聚力不再来自于框架体系密集概念中的形式要素的亲近，而在于新的联系和与社会沟通渠道的增多，达到各种决策的一致性和高度响应”，即“自组织”体系。还以同济大学校本部为例：原来由图书馆、广场、毛泽东塑像及广场两侧的南北教学楼构成的校园中心在90年代后转变为表征校园历史、文化的礼仪性空间片段，与此同时校园内依托学院、学科和功能区之间以及它们与城市不同的价值交换关系进行空间形态演化，整体和局部可以“分层”：从建筑城规学院、设计院逐步向校地外的国康路扩展形成社会化、产业化逐步提升的群落空间；可以“区隔”：在校园西南端建设博士生宿舍、教授楼，独立成区，与校园隔而不离同时向密云路开放，由此支持产生了相关商业服务设施；可以“分化”：社会化研究生宿舍和社区融为一体，与主校园在城市空间中分化；也可以“重构”：2000年借举办世界规划院校大会之机改建“129”礼堂，2006年建造了中法中心使围绕“129”纪念园形成了完整的学术交流、共享空间，完成了这一区域空间功能和形态的重构。
（2）非完善性开放式空间结构
90年代前的中国大学由于国家对学科设置、招生人数各方面的严格限定以及政府单方投资、建设的一次性，在校园规划中习惯于对校园形态和建筑特征作完整的“蓝图”式设计，体现了计划经济时代大学校园形态固定和静态的特点。但是伴随国家放权给大学和地方、社会经济以及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原来变化缓慢甚至静止状态的大学组织结构、课程设置和空间设施也要作出相关回应。
终级“蓝图”式的规划显然不适应这种不断变化的要求，校园规划的理念开始追求建立有机、弹性的校园结构。此外，80年代中期后中国大学开始院校层次的大学规划，1999年上海交通大学率先成立了规划发展处，中国大学学科规划、事业规划和校园规划开始趋向协同发展。因此，无论是主动构筑还是被动变革，非完善性开放性空间结构成为大学校园形态的特征。非完善性在老校园中体现为新旧结构的历史延续体，是非完善的不平衡的结构构成，同时作为一个整体又形成与环境相适应的开放性有机体。
例如：北京大学2002年作的2010年校园总体规划构想，将校园大体分为南区、北区和科技园区三部分采用不同空间生长原则。北区（燕园校区）恢复古典园林空间，以修复性利用为主，以中国古代研究所、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等为范例形成具有历史传承性的文化、科研交流场所；50年代开始发展的南区则尊重传统校园院落式空间格局，结合后勤社会化逐步实施改造，优先发展调整教学科研用地；科学园区则是校园文化和空间的外延，协调、开放和集约化是其空间生长的原则。
同时，北大校园通过园林、绿地与公共开放空间的有机组织——“一塔湖图之总意象”，“两横一竖”的景观主轴线，开放式中心绿地贯穿燕园，“园中园”式的古典园林新貌，成为一个动态平衡的整体。而90年代新建的大学中则多在规划之初就寻求建立适应变革和发展的校园空间结构，拟定校园建设、发展的导向性原则，使校园形态能够整体有机生长。例如：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东区规划浙大建筑系所作的方案，鉴于校园面积巨大和考虑逐步发展、建设中的可适性和开放性，采用化整为零的设计手法，不追求现代主义之几何形式构图和校园中心概念，以原生自然环境为校园整体形态构架组织具备生活、学习、办公全功能的学院建筑群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