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多校区大学
战后美国政府基于对退伍士兵的安置策略推动了为大众服务的高等教育发展，而另一个重要的没有预计到的激励是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所产生的震动。1963-1975年美国的大学和学院数量翻了一番，但当明显的社会阶层在国家中仍然客观存在时，无论是在社会还是在高等教育领域都存在高低两端。多校区大学就是在学院和大学差异之间所寻求的平衡，“联合体和强大的教育公共机构是我们不断追寻的”，将传统的教育、科研和低层技术培训三位一体被塑造进一个更高的理解，其对社会都是同等重要的。
加利福尼亚大学即是多校区大学的开山鼻祖，其原本仅有伯克利加州大学一处校园，但现在它拥有九所分校，每所分校都与伯克利分校地位平等。很明显无论是在社会价值取向上还是校园形态上多校区大学的特征是：全面、广泛和伸展。还以加利福尼亚大学为例：其伯克利分校是一所多科综合大学，校园没有采用国际现代主义规划而是追随美国传统大片景观绿地中低密度、多层对称的簇群式布局形式，校园建筑风格是当地乡土风格和“海湾地区风格”的综合，学生宿舍布置在教学建筑附近；校园成为学生的兴趣中心（尽管用现代主义者的眼光看伯克利分校校园是典型的无规划发展）。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哥（San Diego）分校则将“学院”和“大学”校园形态理性结合，建筑师罗伯特·E.亚历山大规划设计的校园由三个学院组团组成，每个组团包含四所学院，每个学院又都具有单独的教学设施、学生生活设施和学院交流中心，最具特征的是各个学院的建筑风格互不相同，既有现代主义的“方盒子”，和“塔楼型”的高层建筑亦有类似“修道院的回廊型”，用校园建筑塑造了强烈的场所认同感并体现了不同学院的秩序和目标。此外，第六章已有介绍的加利福尼亚大学艾尔文分校校园形态可以被认为是乌托邦式规划或霍华德“花园城市”的校园翻版，具有一种令人炫目的清晰、简洁与和谐的规划结构。然而，多校区大学是否就意味着不同目标取向高等教育机构地点的简单联合呢？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数量的两极追求真的找到同一落脚点了吗？多校区大学是否能够成为一个作为整体的教育机构？多校区大学广泛包容性下所产生的统一理念的分割、不同专业之间的竞争和对抗又该如何解决呢？这些问题也同样出现在20世纪末后的中国巨型多校区大学校园中。
8.3.3中国：从社会主义苏联模式到封锁下的自我追溯
在强烈的政治作用下，中国大学从1949年建国至1977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经历了两个阶段，“全面学习苏联模式”和以1958年“大跃进”运动为界线开始在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延安大学模式上探索完全本土化的大学；但这两个阶段同样都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大学作为其对立面而努力形成具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特征的另一种大学模式。1958年前全面引进的苏联大学模式实际上是建立在19世纪法国“帝国大学”形制上的，这与清朝末期以及国民党统治时期在高等教育模式上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一脉相承，只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施得更为有效。大学全部公有化，被划分为综合大学和专业院校两种类型；基于落后的农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基础，中央统一调整的高等教育专业被精确到满足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国家建设的需要，学院不再有存在的必要，取而代之的是系、教研组的一对一关系，体现了一种机械呆板的效率。同时中国大学培养国家干部基地的性质也形成了其教育目标上工具主义和精英主义教育的矛盾统一。
与此相对应，这些转变也如实地映射在大学校园形态上。自上而下推行统一化的社会主义苏联规划理念，法国艺术规划中展示设计和城市规划（城市美化）的苏联译本与现代主义功能分区结合演变为社会主义大学规划模式，再结合许多给人深刻印象的具象图示表现手法，巨大的校园被设计出来：突出强调的中心轴线、格网型校园结构、延边式建筑布局、校园入口广场和宏伟主楼以及体现民族形式的“大屋顶”校园建筑风格象征，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秩序、计划和控制占主导的校园形态。
但不能否认的是这种形态非常切合社会主义大学“完美社区”所追求的军营化管理、按需学习以及一应俱全的社会生活和设施，甚至可以认为这也是一种“都市化”的大学形态。然而关键是，与同时期西方大学所强调的“社区”概念相比较，一个是创造和提供社会生活和学习生活的交融空间和机会，一个是要求并限定你如何生活、学习。事实上，这一时期千篇一律的校园中轴线、校园入口广场和主楼的构筑就用最形象的物质环境语言述说了中国当时急于表现的社会主义虔诚，和试图强调的单一中心的统治权。
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是一个转折点，在这一时期人们认为通过组建农村人民公社，促进城市工业的进一步国有化，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指日可待，因此要求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并与社会生产形成更加紧密的联动关系。
1966年前中央政府期望用“两条腿走路”的发展思路实现这一目标，亦在延安模式和苏联模式之间出现了中间层次的地方性大学；但“正规”大学和“大众化”大学事实上依然存在巨大的等级差异。如第四章所述，此时期中国大学校园形态发展正是在这种矛盾中寻求的平衡；摒弃形式主义规划、积极发展生产性校园空间。而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毛泽东的个人政治观点以及其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乌托邦式构想，苏联、西方世界以及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均成为“封、资、修”腐朽的代表，中国在自我封锁的状态下探索完全平均主义的高等教育模式。毛泽东基于中国农业化的经济基础，“把开发力量集中在农业而不是工业，集中在农村而不是在城市”，与此相对应原本集中设置的大学、大学校园要被和农业生产、农业人口相匹配的更具分散性、多样性和灵活性的大学、大学物质形态所取代。所以，中国“正规”大学校园在此阶段铲除“封、资、修”校园环境的同时盲目追求大学的生产性，并多以校园形态构筑的具象符号树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大众化”大学则以最大限度方便劳动生产为目标建设，见缝插针、随心所欲和因陋就简成为社会主义效率的体现。但注意！尽管中国平均主义的高等教育和西方大众化高等教育都追求最大限度的国民接受教育，但中国是建立在与受教育者社会地位一一对应关系上的技能培训，缺乏亦没有构想社会阶层的流动，校园多局限并依附于具体生产单位；西方国家则考虑了针对不同人群的多样化模式，尤其是60年代中期后，随着社会物质文明的进步，学生的个性化培养成为其高等教育的首要目标，多元化校园形态探索也成为必然。
8.4 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
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中西方大学校园形态和社会价值取向与此前（尤其是1949-1977年期间）双方由于国家政治意识形态而有着截然的区分不同：首先，80年代后国际政治格局由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垒到冷战、多元共存、全球化；国际交流与合作日渐增多，世界趋向和平和共同发展，这种社会背景打破了以往基于政治意识形态而对大学校园形态进行划分和构筑的理念。但更为重要的是大学在中西方历经了依附于宗教、政治或经济后都开始向大学的本质——“学术自由、大学自治”回归，共同的追求目标使中西方大学校园形态上的共性越来越多。当然，国家、地方空间差异也映射在中西方大学校园形态上。